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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仇勇
中國經濟的第二推動力，正由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民間資本力量所主導，并日益向中西部地區策動和轉移。這是繼中國持續利用外資20年后，在宏觀經濟運行層面上的又一重大特征和變化。
來自四川省招商引資局的統計表明，2001年，該省引進省外(國內)資金128.92億元人民幣，與1997年相比，增加了15.72倍。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實是，來自京、浙、粵、閩、蘇、滬等東部地區的資金為76.44億元，占引進的省外資金總數的65.76%。當年四川利用外資則為11億美元(約94億元人民幣)。在四川的雅安和廣元，60%的地市級公務員工資都是來自這些東部地區投資的企業上交的利稅。
這是一場帶有一定政府引導色彩并更多由民間資本力量參與的西進運動。本刊記者在四川的采訪表明，除了資本主體的不同之外，這種紅色資本西進結果與西方政治經濟學家所描述的全球工業化浪潮多有相似：東部資本的介入加速了西部原始積累的進程，東部企業成為當地工業結構的主體，農村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數經營者手中，農民以出賣勞動力為生，東部的思想觀念改變了當地政府的行政思維，少數外來私營企業主開始參與到當地的政治生活之中。
2002年4月，原任浙江省委常委、溫州市委書記的蔣巨峰調任四川省委副書記兼主管經濟的副省長。在此之前及此后，有不少東部地區的官員陸續到西部任職，為這一地區原本自下而上由民間經濟力量主導的經濟變革提供了自上而下親近東部經濟模式的可能。
資本遷移
企業外遷及資本轉移的現象不光在溫州存在，整個浙江甚至東部大部分發達地區都呈現出明顯的資本擴張趨勢
1997年下旬，一份非公開的政府文件在浙江省溫州市級領導的案頭傳閱。這份至今仍處于保密狀態下的文件披露了在該年上半年，有超過100家的溫州燈具企業大舉外遷的消息。這些企業，不光包括燈具的經銷商，還包括制造商以及為其配套加工的企業。整個產業鏈的整體外遷，這在溫州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由此帶來的后果是，曾經在全國燈具流通市場占1/4份額的溫州燈具產業就此衰落。溫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謝健是溫州市人大財經委委員，他向《商務周刊》透露，在2002年上半年，溫州下屬的樂清市又有兩家資產規模在1億元左右的摩托車整車制造企業悄悄外遷了。
“企業外遷和資本流出在溫州是一個必須避諱的話題。”溫州當地一家媒體的記者謹慎地說。本刊記者在溫州采訪其間，政府的有關部門拒絕提供任何這方面的資料，另一個解釋是，政府尚未做過這方面的較詳細的調查和統計。
事實上，企業外遷及資本轉移的現象不光在溫州存在，整個浙江甚至東部大部分發達地區都呈現出明顯的資本擴張趨勢。據浙江省有關部門統計，在西部10個省、市、自治區中，參加開發建設的浙江人已達87萬，自1990年起的累計投資總額更是達到864億元，去年實現營業收入1813億元。四川省招商引資局局長郭曉黎向記者出示的一份材料表明，2001年，北京(23.37億元)、浙江(15.49億元)、廣東(14.37億元)、福建(6.7億元)、江蘇(4.53億元)、上海(4.29億元)、山東(2.02億元)等地均有大批資金流入四川，而且在最近幾年呈上升趨勢。
“在最近幾年的招商引資實踐中，我們發現，東南沿海的三條經濟帶：浙江的臺州到溫州，福建的泉州到石獅，廣東的佛山、東莞到湛江一帶，社會游資比較多，所有制經濟靈活，這部分的民間資本正成為四川吸納內資的主要對象。”郭曉黎說。特別是在中國私營經濟最發達的溫州，有超過10萬人的溫州大軍從當地出發，攜帶資本入川經商。
記者從溫州市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以下簡稱協作辦)獲知，2002年10月，一份由該部門與市統計局聯合進行的調查報告剛剛出爐，該報告發布的一個更廣泛的官方數字是，大約有16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經商，每年創造的GDP為560億元。但是，考慮到溫州商人歷來有不愿露富的習慣，這個數字顯然是一個相當保守的統計。
在考察東部地區這種投資原動力的形成過程中，我們選取了最具典型意義的溫州作為解剖的對象。民間資本的頻繁流動和增值，構成了溫州經濟生活中最迷人的一道風景。
37歲的葉其樂，現在是四川琪樂塑業公司的董事長，地道的溫州人。“我最初的起步資金，就是從我父親那里借貸的。”葉其樂的父親在20世紀80年代初扮演的就是一個民間金融的中介人角色，被當地人稱為“銀背”。“很多有錢人的錢放在我父親那里，他來做擔保。那個時候利息高，但他也沒有掙多少錢，主要是解決親戚朋友做生意的資金。”
“溫州話中‘背’就是拿過來的意思，”溫州經濟的長期觀察者，現任溫州經濟學會會長的馬津龍解釋道，“‘銀背’就是資金供需雙方之間的介紹人。”
1984年9月29日，在溫州蒼南縣錢庫鎮，出現了建國以后第一家私人錢莊，而后又出現了名為“標會”和“搖會”的民間金融機構。雖然歷經1987年的血腥“抬會”風波，溫州的民間金融機構一再受到官方的禁止和查封，但此后這種民間金融活動并未停止，相繼披上如城市信用社、典當行、物業租賃公司等各種“合法”外衣繼續經營。
溫州私營經濟的發展一直與這種民間金融生態的演變相伴相生。溫州金鄉徽章廠廠長陳加樞——就是那位因給美國海軍陸戰隊制造軍徽而名聲大噪的私人老板回憶說：“當時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萬元。”
企業通過這種民間借貸方式解決了最初起步所急需的發展資金，而因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大量剩余資金又再次進入這種外循環的金融體系，“這種直接借貸的方式恐怕在將來仍是滿足小企業資金需求的一種行得通的途徑。”馬津龍評價道。
溫州的產業資本正是依托這種方式在民間集聚。隨著大量溫州人到西部經商，一批剩余資金也隨之由資本的高地向外溢出，并迅速在中國的西部形成顯見的“洼地”效應。而在溫州以及在更廣泛的東部地區初步演變而成的民間金融生態體系和實業“資本家”群落，為資本更快速地從東到西轉移打開了便利的通道。值得留意的是，正是東部眾多的民營中小企業構成了向西投資的主體，試圖從銀行獲得貸款進而向其他地區投資，對于它們來說這是不可想象的。
四川的現實與改變
民間資本的西進對當地原有經濟秩序和形態的改變，事實上帶有一種“偷襲”的特征，所幸的是，這種改變正與上層領導者產生了莫大的共鳴
胡松興，在1983年到1997年的長達14年時間里，他都只是溫州市鹿城區委大院里一位普通的公務員；沒有人會想到，這位其貌不揚的溫州人會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盆地擁有在今天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并極大地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生活。
1997年3月，胡松興作為浙江省對口交流的干部，到四川省貧困地區之一的廣元市掛職，身份是廣元市委、市政府的副秘書長。此時的廣元經濟，正被拋離于市場經濟大潮的邊緣。現任廣元市經濟技術合作局局長的向永東，回憶起當時國有企業全面衰退的窘境，仍不免唏噓。
胡松興在全市范圍內做了幾場關于“溫州模式與廣元經濟發展”的專題報告，人們開始意識到這個來掛職的溫州人可不僅僅是來掛掛而已。就在當年，一個建筑面積達5萬平方米、總投資1.18億元的溫州商城在廣元的老城區破土動工，開業當天，廣元的老百姓爭相去逛這家第一次安裝有自動扶梯的現代化商場。自此開始，一大批溫州商人在胡松興的介紹下開始在廣元扎根經營，隨后，“娃哈哈”、“青春寶”、“恒天”、“華能”等一批東部企業也相繼在廣元投資辦廠。
2001年國慶前夕，剛剛通航的廣元機場迎來了又一批溫州投資者，市委書記特意讓胡松興站到自己前面迎接客人。剛下飛機的一位溫州客商給胡松興開玩笑：老胡，你干脆把溫州的企業全部搬到廣元來好了。
胡松興在廣元掛職的5年內，協助廣元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資到位資金33億元。2002年，在廣元投資和經商的浙江人已達1.5萬，其中溫州人就有4000名。
東部地區官員到西部任職，為當地實現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提供了行政權威意志上的可能。在由市場利益驅動的民間資本力量加速西進的過程中，對原有經濟秩序和形態的改變事實上帶有一種“偷襲”的特征，舊有秩序總是先經過一段時間的沖突、排斥之后，才會與西進的資本力量相互容忍和融合，并被動地發生改變。可以想見，這種來自下層的經濟變革動力在向上傳遞的過程中，其損耗將是相當巨大的。
避免激烈沖突的惟一途徑是，在舊有經濟體系的上層，亦即當地政府，也產生了這種開放和融合的需要。
令人欣喜的是，在四川，記者找到了這種變化的實證。四川省省長張中偉在公開講話中提出：“我們要抓住‘外資西移、內資西進’的機遇，瞄準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加大對內開放的力度，引進資金、技術、人才、管理，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四川省經濟結構的調整。”
政府敏銳地發現了蘊藏在民間的經濟能量。2001年，四川從省外引進國內資金128.92億元人民幣；同時，在省內各市州之間互相調動的資金數達176.39億元；在各市州區域內社會資金總量又有200億元；加上當年引進外資總額，共有600億元的社會資金被有效利用。
“這塊資金既不是國家財政的錢，也不是計劃投入的錢。”四川省招商引資局局長郭曉黎對《商務周刊》說，“地方經濟的發展不可能永遠靠國家投入。根據四川地處內陸的實際，加大對內開放的力度是我們比較現實的選擇。”
紅色資本西進的結果，在廣元產生了一些更細微的變化。廣元目前所形成的幾大支柱產業，其龍頭老大均是東部投資的合作企業：娃哈哈(飲料)、正大青春寶(中醫藥)、啟明星鋁廠(有色金屬冶煉)、金鑼集團(肉食品加工)……
工業結構的調整和運行質量的提高，帶來的是農業產業結構的深層次變革和提升。廣元經濟技術合作局局長向永東向記者舉了蒼溪罐頭廠的例子。這家原本瀕臨倒閉的國有企業，由浙江黃巖罐頭廠租賃經營后，很快發展罐藏原料基地1萬多畝；即將引入的水果榨汁生產線，一天的原料需求將達90噸，以蒼溪為中心周邊200到300公里半徑內的水果產品都有了銷路。當城市的工業化過程波及農村時，一個有意思的變化是，當地農民自發地把土地經營權有償轉移到一些水果大戶手中，等到收割時再去打工，靠純粹出賣勞動力一天可以收入10-15元。
不僅如此，城市工業經濟的發展亦使農民增收成為可能。四川是生豬主要產地，原來廣元各個縣的肉聯廠全線虧損，引入山東金鑼集團后，不光使全市的生豬宰殺能力由每年的幾萬頭提高到30萬頭，而且激活了未被兼并的肉聯廠，產品有了銷路，成為農業產業化最好的促進劑。
本刊記者在廣元所觀察到的現象，正是一個地區的存量資產被新進的資本調動后所產生的活力。“東部地區的人普遍善于搞資產經營，但還沒有‘進化’到資本經營的高級階段。”溫州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對此下了一個絕妙的評語。東西部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為各生產要素的流動提供了可能，這也是吸引東部地區的實業“資本家”向西挺進的動因。
“在西部，資本更容易增值。”四川省浙江企業聯合會副會長張靜濤向本刊記者說出了他的感受。1998年，張靜濤身上揣了2萬元和一張密集文件柜的圖紙，就來到成都創業。這種當時在西部還沒有出現的特殊產品使他在短短5年內個人資產迅速累積到幾千萬元。
而且，這些在東部很容易泯然眾人的實業“資本家”，在西部受到的政治和社會的尊重也被其所擁有的資本數量放大了好幾倍。2002年9月16日，記者坐在四川琪樂塑業公司的貴賓會議室里等待葉其樂——這位1995年就來四川投資的溫州人的到來，在四周的墻壁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四川和成都的當地政府官員與他的合影。
溫州的焦慮
政府對外地招商團的曖昧態度正反映了政府的尷尬，當企業紛紛外遷之時，溫州經濟將面臨失血的危險
溫州一直極力避諱的資本外流問題正逐漸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2002年4月，溫州新任市委書記李強即公開提出要“把溫州人的經濟變成溫州經濟”。連溫州街頭的出租車后窗上，都貼上了這句口號，但對于普通百姓來說，要想說清楚“溫州人經濟”和“溫州經濟”之間微妙的差別以及其中的政治經濟策略，并非易事。
溫州市協作辦主任陳永聰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對此作了一番官方的解讀：“第一，怎樣才能吸引他們回來投資，讓其人心回歸，資金回流，人才回鄉。第二，發揮在外溫州人的經濟能力，加大溫州本地產品的銷售量，支持家鄉經濟。第三，為溫州招才引智。第四，引進一些為溫州本地經濟做配套產品的企業。”但事實上，要想真正實現讓在外的溫州人回來為本地經濟作貢獻，難度不小。“以前政府一直在回避隱性存在的投資環境惡化的問題。”溫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謝健尖銳地指出，“但這卻是明顯的事實，溫州這幾年的GDP增長一直維持在12%左右，而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的平均GDP增速已達11%多，說明其他地區已經趕上來了，而溫州卻顯得增長乏力。”
如果我們只從企業主動擴張的角度，來正面理解溫州本地幾家龍頭民營企業如正泰、德力西向外轉移投資的現象，則其他中小民營企業外遷的行為就顯得無法解釋。事實上，后一種現象的出現卻是企業被動遷出的結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溫州的商業環境已出現某些惡化的跡象。
在采訪中，不論是溫州本地的企業家，還是一些學者，都提到了溫州土地資源的緊張。正泰集團執行副總裁吳炳池向本刊記者透露，政府已新圈定1平方公里的土地給正泰作為新的工業園。但即使是對于像正泰這樣的政府重點關照的企業，其土地價格也在16-17萬元/畝，比上海浦東整整高出一倍。在溫州工業園，其工業用地價格已達40萬元/畝，市區的商業用地還曾經拍賣出1120萬元/畝的天價。
溫州原本引以為榮的產業比較優勢也正面臨新的挑戰。一位曾經在溫州做了7年的燈具企業家向記者講述了大批燈具經營企業外遷的原因：溫州企業生產和經營的燈飾原本都屬于三低產品(低檔次、低成本、低售價)，在產業面臨升級之時，卻缺少完整的產業配套和領先技術。許多原來生產燈飾的企業開始到國內其他地方去購進人家的產品來供應給前來溫州進貨的客商。由于生產企業出售外地產品所帶來的利潤已高于自己生產的利潤，一些大的企業很快相繼倒戈，并紛紛撤離溫州，致使整個產業就此消亡。
此外，在技術支持、人才供給、稅費收繳和政府服務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相繼暴露出來。盡管溫州現在有130萬外來人口，滿足了眾多私營企業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但高科技人才卻一直相對匱乏，這種人才的不均衡對溫州商業環境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對于資本來說，最致命的打擊就是使用效率的降低。而今，在溫州，可以調動和與之配套的生產資源已相當有限。但在西部地區，大量閑置的存量資產卻急需資本的重新調配，在那里，資本和這些資本的擁有者受到的尊重是空前的。
這是溫州經濟在制度層面終于獲得合法化認同后，所產生的新的焦慮。
對于主管溫州市對外經濟合作的陳永聰來說，他還有更具體的煩惱。就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這個下午，他不得不一次次拿起電話來面對全國各地要求來溫州參觀、考察或招商的請求。“光去年一年，全國地市級以上來溫州參觀訪問或者招商的代表團就有1000多批，有時一天就有好幾批。”陳永聰無奈地抱怨道，“我到哪里找那么多企業？”
政府對外地招商團的曖昧態度正反映了政府的尷尬。當企業紛紛從自身利益出發而大量外遷之時，溫州經濟將面臨失血的危險。
陳永聰，這位思維清晰的溫州政府官員的聲音也部分代表了當地政府的看法：“如果把溫州比作魚塘，現在是水少魚多，一批企業外遷后，留下來的魚苗才能越養越肥。”
當全國各地紛紛把招商的橫幅拉到了溫州政府的家門口之時，后者也正在謀求將更多的實力企業引入溫州。它們瞄準的是跨國公司、國內大企業和在外的溫州籍民營企業。
2001年1月，溫州下屬的樂清市專門由市領導帶隊，重點到西部地區主要城市開展“樂清人面向樂清”的招商活動。到當年2月，已有15家企業陸續遷回樂清，官方公布的投資金額為5.5億元人民幣。而自1999年以來，樂清少數重點企業在外投資辦廠的資金已達7億元。這還只是溫州近幾年外遷企業的冰山一角，對于真正的資本流出金額，政府和民間都采取了回避的尷尬態度。
實業“資本家”群落
構成溫州財富菱形結構的中堅力量一旦大量遷移，溫州經濟的后續發展動力并不容樂觀，溫州私營企業家，或者叫實業“資本家”群落的特點決定了溫州的未來
溫州的焦慮感不僅存在于對其自身商業環境的反思，而且，對溫州私營企業家群落的重新審視也變得急迫起來。
這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們經歷了幾乎近20年的不被正統觀念所承認的邊緣和懸崖的生存狀態考驗，而今他們卻又被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推上了耀眼的頂峰。在國家經濟生活當中，他們有了更多的聲音和更廣泛的變革的力量，但與此同時，其持久力和深刻度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質疑。
一個地區的資本流動和經濟模式能夠影響到比之更寬廣的范圍，取決于這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的先進性。而由溫州實業“資本家”們的特性所決定的這一地區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么呢？
“沒有規則就是最大的規則，這是他們成功之所在，”溫州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對《商務周刊》說，“說白了，溫州人就是在影響生產力的各要素還沒有充分流動的時候，膽子大一些，敢于把別人不敢配置的資源重新進行配置。”
今日之西部宛如當年之溫州。在溫州，在東部，不能回避的現實情況是，資源日趨緊張，市場日趨成熟和狹小，競爭環境日趨殘酷和激烈，溫州企業家所善長的資源配置手段漸漸有點派不上用場。而在西部，溫州所代表的經濟模式似乎還能意味著一種更高級的經濟組織形態。“越落后的地方越希望溫州人去，好像覺得溫州人是神仙，來了就能搞活經濟。”洪振寧說。
溫州“資本家”的靈活、變通和無規則主義，對官僚和體制來說，似乎永遠是一種威脅并起到消解作用。“變通，使那些為原有制度所不容的社會經濟活動得以曖昧地持續下去，也使得原有制度形同虛設。”兩位敏銳的新華社記者胡宏偉、吳曉波在其所著的《溫州懸念》一書中寫道，“但這一行為所帶來的最大隱患是，它使得那些長期處于這種變通狀態的人們，久而久之亦對所有制度都失去了興趣——包括隨后建立的可能更合理和更有效的新的制度安排。”
游離于體制外的溫州人因此獲得了更大自由，但也因此使得溫州私營企業家群體與制度之間的沖突長期處于時而緩和時而緊張的狀態中。在大量的溫州人來到西部投資經營之初，他們總是善于和當地社區形成較融洽的關系，但在更長的時間段內，溫州人試圖進入當地主流的社區生活并非一帆風順。
盡管我們承認，資本的流出還沒有嚴重到危及溫州當地經濟發展根基的程度，但從政府的表現上，后者似乎還沒有找到一種真正能夠制止這種趨勢的方法。更現實的問題是，溫州如今可以調控的資源和手段也已相當有限：土地、水電、稅費、人力、科技等要素遠遠不如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城市。再從資本的受尊重程度看，相當一批活躍的中小私營企業被政府和社會忽視了，而這批構成溫州財富菱形結構的中堅力量一旦大量遷移，僅靠留下的幾家大型私營企業和尚處起步階段的個體工商戶，溫州經濟的后續發展動力并不容樂觀。
在與蘇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作對比的時候，經濟學界和輿論界都給予溫州模式以相當高的評價。但是，如果站在國家宏觀經濟的角度來仔細審視，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的溫州模式并不能帶給國家最終的財富和榮耀。
吳敬璉在數年前就發出警告，溫州模式只適合于溫州經濟發展的特殊要求，并不具備在全國推廣的價值。溫州，以及那些西進的溫州人們，可能還需要在未來進行一次脫胎換骨般地鳳凰涅。
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文森特·奧斯特羅姆說：“因為我們要試圖改變現實，所以我們進行實驗來重新構造現實。”
1981年，中國允許私營企業建立，但規模被限制在7人以內。20年后，這種情形有了很大改變，在今天，既有純粹的國有企業，也有純粹的私營企業。
在過去數年中一直處于改革爭論焦點的溫州及至更有涵蓋意義的東部地區，這些堂堂正正的財富資本的合法擁有者，正以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經濟行為改變著當前中國經濟生活中的某些特質，而且很顯然，這種改變，正與原有經濟體系內的上層領導者產生了莫大的共鳴。而更深遠的影響，也許不久就會被我們發覺并受到嘗試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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