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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昱
企業家是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其實每個人都能做出相對理性的判斷，但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人對此表示至少是情緒上的異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彌漫在整個社會里的機會主義的短視心態
幾個月前，臺灣《商業周刊》雜志的發行人金維純到北京來講課，在談到臺灣商業媒體成長軌跡時，金維純著重談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經濟騰飛的社會心理，即民眾普遍認為，發財致富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對產業巨子不僅認同，而且崇拜，人們紛紛研讀他們的發財故事。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目前也正處于經濟騰飛期，因此人們也會把更多依靠個人奮斗成長起來的企業家樹為社會楷模。
現在看來，這個論斷下得還是有些為時過早。自今年以來，一些曾經讓人目眩的巨富偶像，泥水還沒有干就轟然坍塌：去年福布斯雜志評出的中國二富楊斌表演了一個乾坤大挪移之后，在赴任朝鮮第一個資本主義特區的當日凌晨，被公安從他的荷蘭村別墅里帶走，他的身價也隨著香港上市公司股價的暴跌和荷蘭村故事的穿幫而一瀉千里；首富排行榜的第三名仰融，同時也折戟沈陽，雖已遠走美國，還是被公安部門宣布批捕——雖然他是否涉嫌轉移國有資產現在尚無定論，但已然在社會上引起人們對富人們財富來源的又一輪質疑。同樣具有社會強烈反響的還有號稱“中國第一富婆”的劉曉慶，她的被捕直接導致了從政府到社會各界對富人逃稅現象的關注：在看到50位福布斯榜上富豪只有4人上了納稅榜時，最直截了當的反應是：他們為富不仁。
在最近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富翁們遭受了全方位的質問，從第一桶金是黑是白，到財富膨脹過程中的權錢交易黑幕，再到富人是否有起碼的社會責任和守法意識。這種質問與此前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的兩項民意調查相得益彰：在合肥為采樣地的受訪者中，對“現代社會主要靠企業家推動”的說法，非常同意、有點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比例分別是14%、22.2%、42.7%、21.1%，持反對意見的高達63.8%；對“少數人先富對社會沒好處”的說法，表示非常同意和有些同意的居然也高達40.3%，完全不同意的只有19.1%。這當然只是一地的調查，但研究者選擇合肥這座城市顯然是有明顯考慮的，它代表了中國發展程度中等和中等偏上城市居民的典型心理。
在當今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其實對財富和發展都有著極其急迫的熱望，這種熱望讓整個國家都陷入一場空前慘烈的商品化浪潮，每個人都在尋找發財機會。但它帶來的社會心理又是極其怪異的：對先富階層，尤其是財富巨子，不是崇拜，不是仇視，也不是簡單的“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嫉妒，眼熱和不以為然并存，價值判斷完全搖擺。
很多人說，貧富差距過大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世界銀行早在1997年就發布的統計資料表明，到1995年，我國的貧富差距不僅大于東亞、前蘇聯等東歐國家，而且已超過了所有的發達國家——現在這個差距只會更大。但在我看來，更核心的大問題是人們對貧富差距過大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變的思路千差萬別。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種聲音：“當年毛主席在的時候……”，或者“政府更多地為富人考慮，為窮人考慮得少”。
在任何一個社會里，抱怨都是常見的，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更需要建設性。對中國社會的改革路徑，有人在強調“大河漲水小河滿”，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可以通過“涓滴效應”惠澤每個社會成員，因此陣痛和“馬太效應”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則在呼吁由強調“效率優先”所引發的陣痛不能持續時間太長，否則整個國家的發展將大受拖累甚至衰竭，因此要盡快實現社會各利益階層在公共政策上的博弈，以此保證效率和公平的協調。
不管是哪一種改革思路，其實都有一個前提是共同的：使社會發展的動力名正言順，因為任何一種負責任的思路都必須追求長期發展。企業家是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其實每個人都能做出相對理性的判斷，但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人對此表示至少是情緒上的異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彌漫在整個社會里的機會主義的短視心態。
企業家短視，所以發財不擇手段，發財之后只想著怎么保財，忽視了企業與社群的共生關系，讓民眾徒生怨艾；部分民眾的短視，在于被不公、黑幕丑聞和憤怒左右了情緒，看不到基本面的向上；最后是政府的短視，滿足于經濟的增長，而疏于已經被深刻改變后的社會秩序的重構，忙于一時一事的找平，卻缺乏明確不同利益階層新角色的勇氣，以及重新樹立規制、鼓勵與調和機制的一攬子計劃。
在我們再次面對又一個新的起點的時候，我們必須打破某些舊的格局，因為支撐這些格局的默契并不牢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是老祖宗2000多年前就說過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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