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虞立琪吳佩霜
楊斌自述——
5歲成了孤兒,靠年邁的奶奶擺茶水攤和親戚的接濟得以長大成人,18歲以前什么苦都吃過。1981年,(18歲)考進海軍第二炮兵學院,畢業后因學業優異留校任教。1987年(25歲 ),去荷蘭留學,在萊頓大學拿到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1993年獲得荷蘭國籍。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敏銳地把握到東歐解體、市場解凍蘊含的商機,靠勤工儉學攢下的一萬多美元,開始于中國和波蘭等國之間進行棉制品、紡織品、成衣的進出口貿易。兩年內做大生意,資產達到2000萬美金,1990年在荷蘭創立歐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1992年底第二次創業,投資農業,1994年回國,在沈陽對現代農業大規模投資,建立荷蘭村,被《福布斯》雜志評為中國(大陸)第二富豪。
——整理自楊斌的個人傳記
2002年9月,這位在自述中頗具傳奇色彩的商人,又突然成為朝鮮第一個資本主義特區新義州的特首,并在媒體上稱“我是金正日的養子”。
楊斌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本刊記者對其自述的教育履歷,包括海軍第二炮兵學院(現已更名為海軍航空工程學院)、荷蘭萊頓大學進行了調查,同時采訪了中國、荷蘭、美國等地多名認識楊斌的人,發現他的傳奇身世多有失實嫌疑。
軍校畢業生?
楊斌的公開履歷,自稱1981年進入海軍第二炮兵學院(現已更名為海軍航空工程學院,在山東煙臺)就讀本科,1985年畢業后并留校任教。1987年赴荷蘭留學。
記者采訪到一位80年代初畢業于這所軍校并留校任教的教師,他表示:1981級該校本科學生共100多人,基本都認識,而1983年后留校任教的所有同事他更是全部清楚,此外80年代出國留學的校友本就稀少,但回顧所有相關線索,他確信沒有一個符合以上條件的叫楊斌的人。
這位教師還補充說,今年“十一”期間學院師生聚會,聊起被媒體報道為“該校師生”的楊斌,大家都想不起來這個人。
這所軍校管理學員的是學生處,管理教職員工的是干部處,管理現役軍人的是軍務處。記者從多方得到的消息是,該學院一共可以查找到三個名叫楊斌的人——一個是現在仍在校的學員,一個是1992年在這里工作的一名士兵,只有最后一人從時間上與楊斌自述吻合,但他的身份不是留校老師,而是機務室的一名戰士,1987年轉業離校。
另一條渠道提供的消息也許最接近事實:楊斌先從家鄉南京參軍入伍,因在部隊表現良好,確實被送去(或者考上)二炮讀書。但不是公開資料顯示的本科,而是大專課程學習,畢業后,他不愿意再回到原來的部隊,于是想辦法留在了學院機務室,但不曾任教。
荷蘭留學生?
從楊斌的自述看,他的人生分水嶺出現在赴荷蘭前后——出國前,他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小子”,幾年后回國時已是巨富,并帶回一筆巨款創業。
楊斌稱,自己1987年赴荷蘭萊頓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本刊從萊頓大學檔案中心Koppers女士處確認,該校從1986年到1992年間沒有一名叫楊斌的學生的檔案。
萊頓大學前漢學院院長梁兆兵教授說,一直到90年代初前的中國留學生檔案全部都是經他過目的,但他對楊斌這個名字沒有任何印象。
而被媒體報道與楊斌相識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亞洲項目負責人Tony Saich,也給本刊發來電子郵件證實,楊斌“從未在萊頓大學讀過大學”。
目前在荷蘭從事計算機編程工作的荷蘭留學生徐弘炯認識楊斌,并曾到他家中做客。他對楊斌的荷蘭學歷反應是,“徹底的荒謬”。“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上過大學,他的荷蘭語不大通,金融知識也不太懂。”徐弘炯說。
荷蘭富商?
楊斌自稱,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由于敏銳地把握到東歐解體、市場解凍蘊含的商機,于中國和波蘭等國之間進行進出口貿易,兩年內資產達到2000萬美金,到1990年在荷蘭創立歐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荷蘭一位與楊斌相交十幾年的華人餐館老板對本刊說,1991年到1992年間,他與楊斌是合作伙伴,做旅游、服裝、食品,“但都是小生意”;到1992年,楊斌向荷蘭政府貸款,注冊了兩家有限公司,但其規模都相當于中國較小的私營企業。“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楊斌是絕對沒有2000萬美元的。”這位華人說。
徐弘炯還回憶說,楊斌有兩個孩子,第一個孩子剛出生時,正是楊斌所說的剛掘到第一桶金、賺到2000萬美元的時候,但事實上,當時楊的妻子潘朝蓉和孩子都在拿荷蘭政府的救濟金。
“如果他有高收入,還讓家人領取救濟金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就對荷蘭政府構成詐騙,等于犯法。”據徐弘炯介紹,荷蘭的華人圈子小到誰開了公司,或者賺了錢很快就會被知道,但當楊斌被在荷蘭賺了2000萬美元的消息傳到荷蘭后,楊斌以前的朋友和認識他的人“非常非常的驚訝”,以為搞錯了。
在徐弘炯的印象中,楊斌很會交朋友,熱情而豪爽,認識很多人,“作為朋友的話,他是挺不錯的朋友,這方面大家對他的評價都挺好”。
另一位荷蘭留學生告訴記者:“我聽說他取得荷蘭國籍不是通過正規的渠道,而是出賣了他作為中國人的尊嚴。”這一說法同時在Tony Saich那里得到了證實。Tony Saich還補充說,他覺得楊斌很聰明,同時也是“一個很善于追名逐利的人”。
追名逐利并不是錯誤,編造履歷也許也算不上太大的錯誤。但10月7日,中國證監會于9月29日寫給中國香港證監會的信被披露,這封信證明了楊斌造假的惡習發展到了多么驚人的程度:中國證監會告訴香港證監會,歐亞農業報稱公司1998年至2001年的總收入為21億元人民幣,但根據國家稅務局的調查,連同公
司董事會主席楊斌的私人企業(未上市部分),總收入不足1億元人民幣。信中共有6項對楊斌和歐亞的強烈指控,還包括歐亞農業有約2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不知去向,另外,在荷蘭注冊的歐亞國際進出口貿易公司應該向在內地注冊的外商投資企業注入1.6億美元資本,但實際上此款項從未到賬,懷疑公司偽造驗資報告。
如果耐心看一下歐亞農業為上市準備的1998-2001年財務報表,漏洞其實很容易就能找到,比如報表顯示,1998年至今,歐亞農業累計實現凈利7.8606億元,但經營活動現金凈流入只有4.6244億元。特別是2000年,經營活動凈現金流才1392萬元,但凈利潤卻高達1.9億,2001年經營活動凈現金流為1.8億,而凈利潤又是高達5.2億元。用張化橋的話說:“有許多都是常識,說給我姥姥,她都不信。”
有些計算可能稍微復雜一些,比如歐亞農業的主業蝴蝶蘭和大花惠蘭種植銷售情況。從歐亞農業的公開數據來看,蘭花從組培到長成幼苗平均為4個月時間,依據歐亞自己的數字,2001年1-4月生產約1000萬株蘭花,那么全年應為3000萬株左右,按其收入11億元來算,每株幼苗應為36.6元。比目前市場上最好的苗還高出9倍多。
記者采訪中得知,國內蘭花苗的主要供應商為北京華樂、昆明慶成、北京順義三高等。與日本合資的華樂種苗每年有大量的蝴蝶蘭苗出口到荷蘭、日本等國,該公司一位姓郭的工程師告訴記者,他們出口的幼苗每株售價4元,稍差一點才2元。而作為華北地區的主要成品蘭花基地,華樂并未從歐亞集團買過花苗。
無論如何,從孤兒到中國第二富豪,到朝鮮第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楊斌,都已然是歷史上值得書上一筆的人物。時間會讓我們更多地了解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楊斌會不會只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歷史人物?換言之,在這個國家,類似的故事會不會像腐敗案件一樣重演?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追問更多的問題。人們說,謊言總有被拆穿的那一天。今天,楊斌的諸多謊言確實被拆穿了,但為什么只有等待謊言已經大到如此驚天動地的時候才被拆穿?這些謊言只是連老太太都不信的常識問題,為什么卻能通過為阻擋謊言而預設的道道關卡,重重審批?在謊言和腫瘤生長的過程中,有沒有人勇敢地揭露皇帝的新裝?如果有,沒有穿衣服的皇帝為什么還在耀武揚威地行進?
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之初,短短幾年時間,楊斌完成了一個機會主義者最燦爛奪目的創作。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機會主義是一種常態的集體意識。在主要來自政府權力者的、出于地區發展和財富積累考慮的幫助下,楊斌獲得了建造空中樓閣的資本和機會,并幾乎先后實現了軟著陸和硬著陸。
批評當地政府是容易的,尤其在那一屆政府的主要領導落水之后。但為他們尋找同情的理由同樣容易,一切有為的政府和掌權者都必須為地區發展和財富積累提供幫助。
自去年7月的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以來,國務院朱總理一再強調:“政府不要做本屬于企業行為的事情。”市場的事情要由市場本身和法律來解決,這個觀念的正確性不難理解,但惟一的問題是,在所有社會的市場里,市場和法律經常是險惡和失能的——歐亞農業在香港資本市場的表現可以清楚地證明這一點——只不過我們這個剛剛由全能國家轉軌而來的社會,問題表露得更頻繁一點。
70年前,邱吉爾說:“我們正處于一個有因必有果的時代。”這句話沒有過時。如果政府仍然被賦予過多的經濟職能,那么在“發展就是硬道理”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大旗下,政府的邊界在哪里?機會的邊界又在哪里?邊界越模糊,機會主義者的故事越精彩,區別只在于主角的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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