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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有些人非常惱火，因為他把他們排進了富豪榜；他讓有些人非常激動，因為他把他們排進了富豪榜。有人說，是他給大陸的富豪們帶來了麻煩；也有人說，是他把大陸的富豪們推向了世界。
他就是胡潤(Rupert Hoogewerf)，英國人，但漢語說得很流利。
胡潤的名片上印著“福布斯中國地區首席調研員”，但是福布斯并沒有設調研員的職位，“調研員”的名頭是自封的。胡潤更像是一個福布斯雜南的投稿者，每年的福布斯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正是由他完成。
從1999年開始，這樣做已經四年了。
富豪排名的工作似乎是項目制，每年胡潤會找幾個在校大學生予以協助，為此忙上幾個月。這當然有降低成本的考慮。不過，這些學生大都不具備財務方面的背景知識。從今年開始，胡潤在香港注冊了一個他自己的公司----亞潤商務智源公司，將具體負責運作排行榜工作。
不過，胡潤和他的助手們已經開始喜歡以團隊自稱，加上公司已經注冊，這似乎意味著福布斯中國大陸富豪排榜正在向商業化方向演進。
10月23日，記者在上海見到胡潤。他在上海浦西巨富大廈租了一個三居室，作為辦公場所。中國的富豪們也許想不到，關乎上百富豪們的排名就是在這幢普通的商住樓里出籠的。
進行采訪的兩天里不斷地有電話打進，還有富豪為名次、資產等情況與胡潤作最后的溝通。25日，福布斯雜志公布了2002年的大陸富豪排名。
中國的比爾.蓋茨是誰？
南方周末：你第一次做排行榜是在什么時候？
胡潤：在1999年，我當時還在安達信。因為這兩年的合同結束了，我要離開中國。我決定把中國的情況介紹給英國的一些朋友。我學中文，又來過中國，但仍然不很了解中國，我想他們更是。這當然要找一個標準。我決定介紹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通過這些人，讓他們了解到中國的一些情況。當時我找了兩個大一學生，他們幫我查資料，就做出了第一份50人的排行榜。
南方周末：你覺得關注這個排行榜的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胡潤：我的想法主要是向歐美人介紹中國的民營經濟。在英國、美國有很多想創業的人，可以鼓勵他們創業。我經常問安達信的朋友，中國的比爾.蓋茨是誰，他們都不知道。比爾.蓋茨在西雅圖，太遠了。你要找一個中國人，和中國的特色靠攏。
南方周末：你現在與福布斯雜志是怎么合作的？據說做排行榜之初，你先找的是財富雜志？
胡潤：不是，我是三個雜志(《商業周刊》、《財富》和《福布斯》)一起找的。我在雜志上找到傳真號碼和主編姓名，然后發傳真給他們總部。后來福布斯最先答應，我就決定與他們合作，由我給他們提供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的名單。直到2000年8月，我才見過一個福布斯的人。
南方周末：但你不是在1999年就推出排行榜了嗎？
胡潤：對。當時我在中國做完后，回到英國，不知道該怎么運作。和福布斯取得聯絡后，我覺得它還是比較合適的，因為他們更關注企業家。《商業周刊》和《財富》更關注企業和行業。
南方周末：你跟福布斯雜志怎么合作，比如說你們做調查，肯定會有很多開支，比如人員工資、去外地調查的差旅費以及房租等，這種費用由誰來負擔呢？
胡潤：這些費用是我負責。福布斯負責給我提供稿費，或者說是調查費。他們可以說是我最大的客戶。
南方周末：這種費用夠你做調查嗎？
胡潤：夠。做這個排行榜，我們很獨立，各種調查的費用都是我們自己出。
南方周末：一年的調查費用有多少呢？
胡潤：比你估計的要少，連我在安達信一年的工資都不到。但我不想太多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做這種工作，目的不是要做排行榜，目的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民營經濟。
南方周末：你是英國人，是什么熱情在推動你每年樂此不疲地做這件事？
胡潤：我覺得世界上很多問題是由于相互不了解。通過這種排行榜，歐美人能多了解中國。當時我做這個排行榜有兩個目的：一是幫助歐美人了解中國的民營經濟；二是我也要自己創業。
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準確
南方周末：是什么標準決定哪個人可以進這個排行榜，哪個人不能進呢？
胡潤：標準就是看他的個人資產。我們選取的基準日是9月30日。公司在國外上市的，按其持有股份，乘以當天市值；公司在國內上市的，凡是不流通的法人股，我們都是按股票市值再除以4；公司沒有上市的，我們按每股凈資產計算。
2000年，我們犯了一個小錯誤，把宋朝弟排進榜里。科利華當時是買殼上市，只花了幾千萬元。但是把他在科利華的持股按市值計算，他就有十幾億元。另外，上海中路的陳榮也是買PT永久的殼，如果用市值計算，他也有十多億。所以我們考慮到這個問題，如果是買殼上市的，我們還是按其每股凈資產計算。
南方周末：非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并不透明，你怎么知道結果是對的呢？
胡潤：這里問題很大。有的公司戴著“紅帽子”，很難辦。今年我們在江蘇就碰到好多問題。因為江蘇還有很多企業沒有改制，而且那邊很敏感。我們想把五六個人排進去，但后來都放棄了。如果你無法確認的話，你最好是不做。
今年我們還遇到一個問題。在金融行業發現有些人資產很大，我們很想把他們排上去。但發現他們背后還有老板，我們就沒辦法搞清了。我說過，做這個排行榜不可能會很準確。比如華為，由于沒上市，我們只能按每股凈資產計算，結果排不上，但是將來(排上的可能性)肯定很大。
南方周末：如果一個富豪的資產確實比較大，但是他不提供相關信息，比如持股情況、每股凈資產等，你怎么確定他的資產呢？
胡潤：這種情況很常見。你可以用很多辦法，比如根據其企業銷售額，或者找同行了解。如果還不行，那也沒辦法。
南方周末：做財富排名可能需要用到很多財務方面的知識，你的助手懂嗎？如果沒有專業背景，是否會影響到排名的權威性？
胡潤：他們有些還是大學生，也很少是學經濟的。但我們主要的工作不一定是財務方面的工作，更多的是需要我們去分析和調查。
南方周末：進入你們調查視野的有多少人？見過面的有多少？
胡潤：在候選人中，有三四百人我們分得比較透；加上一般了解的，估計有1000人左右。在今年上榜的百名富豪中，我們見過的大約有一半。
南方周末：見面時交流什么呢？
胡潤：我不一定問他有多少錢。我會問他主要業務是什么、銷售額如何、當地情況如何以及他的創業故事。然后我們再參照其他同行業的企業，如果覺得可信，就記錄下來。今年大概有五六個人，自稱資產很大，但根據對當地情況的分析，我們沒有相信。
南方周末：你們是不是遇到有人愿意上榜，有人不愿意上榜？
胡潤：今年有個南方富豪非常反對上榜，但是我們找到可靠根據，證實他資產確實有那么多。當時他揚言要告我們，說沒有這么多資產，名下企業都是合資的。但今年排名快截止前，他打電話過來說上排行榜沒有問題，原因是剛查完稅，結論是沒問題。他還透露，那些工廠都是他的。
南方周末：你們去年將楊斌、仰融分別排在二三位。但大家都知道，他們出事了。你覺得是你們去年工作不夠細致，還是排名標準有問題？
胡潤：我在安達信時，如果想了解一個公司的財務狀況，去五六個人，可能還要花2至3個星期才能知道這個企業的具體真實情況。這叫企業分析。我們這幾個人，要做這么多富豪的分析，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準確。
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害這些人
南方周末：你覺得與去年相比，今年的排行榜有什么新的特點？
胡潤：去年是農業比較風光。排在第一、第二位的劉永好兄弟、楊斌等都是從事農業。今年是與房地產、建筑有關的富豪上榜較多。
南方周末：為什么張宏偉排名下降這么多，而葉立培冒了出來，并排到了第六名？
胡潤：雖然這看上去不好看，但我們只能這樣排。因為我們發現，張宏偉在他主要控股的東方集團里持有的股份并沒有那么多。去年我們是按30%計算，今年則只按5%計算。在去年推出排名前，我們就知道葉立培資產規模很大了，但時間趕不及，所以今年才將他排上。
我已經說過，這種算法是不準確的，因為各個行業情況可能都不一樣。但是，我們需要簡單的算法。比如把王文京的軟件企業與房地產企業相比，價值肯定不好比。因為我們只能依據一個統一的標準。
南方周末：你覺得中國的富人與發達國家的富人們相比有什么區別？
胡潤：有很多區別。比如國外富豪很多集中在娛樂業，中國最多的是建筑、房地產業。如果把中國大陸與臺灣、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比較，也非常有趣的。像福布斯全球排行榜，香港十幾個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都是平均年齡70歲以上，而我們平均是46歲，說明他們比我們發展早20年。臺灣也是這樣。
南方周末：你承認不承認，你的工作可能給中國的富人們帶來了麻煩？
胡潤：我覺得，不應該說是麻煩，應該說是壓力。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害這些人，而是想通過這些人，介紹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
南方周末：你通過一個公司來運作排行榜，這種商業化的思路會不會影響到排名的客觀性？
胡潤：我們一直強調獨立。曾有一個人，我們去調查時，他送給我一個很漂亮的錢包。后來了解到這個錢包價值1500港幣，我覺得不能接受，又還給他了。
南方周末：除了做排行榜以外，你還做其他什么事嗎？
胡潤：還做些出版。最近我們準備出一本書，是介紹新上榜的100位富豪的。這本書是我本人做的，跟《福布斯》雜志沒有關系。一個月后，我們會有第二本書，是詳細采訪25個上榜富豪的。一年以后，我們將會有6本書出來。
除了書以外，還有一些小活動，比如對到中國考察項目的商務代表團我們會幫他們介紹、引見一些我們認為合適的民營企業家。
南方周末：就富豪排行榜，你們和福布斯有沒有簽過商業性合約？
胡潤：這個我先不說，是商業秘密。
南方周末：你做排行榜，有來自政府方面的壓力嗎？
胡潤：我們的壓力主要是來自企業家，而不是政府。我們會跟企業之間確認、確認、確認，以求盡可能地準確。
南方周末：你對《商業周刊》、《財富》和《福布斯》三大刊物紛紛做排名如何理解？
胡潤：你看這些全球的排行榜，主要特點是簡單，讓人很容易了解你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們做中國富豪排行榜，也希望盡量做得簡單、客觀，并說明來源是哪里。龐瑞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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