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平競爭基礎之上產生的富翁就是受人尊敬的富翁,否則,我們就沒有理由反擊大眾層面的所謂“仇富心理”。大眾仇恨的是不公平的致富手段
(作者龐瑞鋒)本年度福布斯大陸富豪排行榜如期公布,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上榜的是一批受人尊敬的富豪嗎?
富豪的出現,是中國大陸市場化改革產生的標志性景觀之一,這個景觀是否值得自豪,取決于他們是否獲得了大眾的足夠尊敬;他們受人尊敬與否,根本上在于獲得財富的方式是否經得起考量。
對富翁的社會責任----包括納稅,包括雇傭員工----的強調,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是這個訴求回避了更真實的問題:更多的財富當然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問題是更多的財富從何而來。
通俗的答案是市場化改革的成果。我們承認,富翁的出現的確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問題是他們致富的手段是否合乎市場邏輯。
如果是,我們就應該為之歡呼,為之自豪,因為他們的存在,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通過自我努力而合法致富的標桿;如果不是,那么我們就不應該承認它是市場化的結果,而是反市場化的結果。而任何反市場化的致富方式,都是我們不能容忍的,因為它破壞了游戲規則。
所謂合乎市場邏輯,有兩個基本要求:首先是起點的公平,其次是過程的公平。一旦拿起這個尺度,這個景觀就變得不那么令人自豪了。
起點的公平意味著機會的平等,在機會均等的情況下打拼的是個人能力。在合法致富的起線上,我們是一群機會平等者嗎?
答案是不那么肯定。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權力資本化是造成機會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在這個意義上,本年度排名第94位的用友軟件CEO王文京符合我們的部分期許,他的致富故事是一個個人智能致富的故事。
從起點不公平出發,延伸下來的是過程的不公平,或者說,是交易規則的不公平。
在歐亞農業的楊斌案里,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首先,是他非常嫻熟于政治經濟學的運用;其次,是財務造假案。前者牽涉到權力之手,后者牽涉到經理人的操守。
讓我們重新回到文章的開篇,那么答案就變成,建立在公平競爭基礎之上的富翁就是受人尊敬的富翁,否則,我們就沒有理由反擊大眾層面的所謂“仇富心理”。
事實上,大眾層面甚至從來不存在所謂的“仇富心理”,我們為什么不仇恨比爾.蓋茨?我們為什么不仇恨王文京這一類富人?大眾所仇恨的,其實是富人賴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
忙于化解所謂民眾“仇富心理”的舉動,不過是一出拙劣的偷梁換柱游戲,這個游戲之所以可怕,是漠視不公平致富的土壤,而置大眾利益于不顧。
我們呼喚起點的公平與過程的公平,并不是因為這兩者能夠回避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它合乎公意。
事實上,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并不能保證結果平等,因為即使公平競爭也會有輸贏,但因為公平競爭本身包含了起點公平與規則公平,所以這種輸贏是公正的結果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按照合乎公意的規則競爭,所有人都有權追求自己的利益,獲勝者至大勝的富翁,不必為此感到內次,也自無“原罪”之說。相反,過程不公正肯定導致結果不公正,是不公正的結果不平等,難以接受也自可理解。
因此,關于富豪,我們需要的不是炫目的神話,而是同一起跑線、同一游戲規則下的真實的財富增長故事。或者說,它是一個陽光下的簡單、透明的故事,一個可以向大眾公開言說的合理、合法的解釋。
問題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由于可能利用了轉軌過程中的漏洞,一些富豪賴以致富的手段經不起陽光的檢驗,他們的成功被歸因于一些特殊的、非市場化狀態下的因素。而這樣的因素不僅理所當然地被仇視----這正是改革的動力之一;也必將被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所蕩滌:目前對楊斌、仰融這類富豪的行動應屬此列。
更寬泛地說,只有將富豪們置于公平的規則和同一起跑線之下,才能消除殺富濟貧思想,根除仇富心態,整個社會才會對先富之人有一個寬松的環境,這個社會的總體財富才會向前良性地發展,國家才會真正走上良性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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