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富豪”=“問題富豪”？

　　——評《福布斯》中國富豪排名趙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

　　一個叫《福布斯》的美國刊物以及一個叫Rupert Hoogewerf(中文名胡潤)的30歲出頭的英國小伙出了個中國富豪的排名，茲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足以把天下攪得不太平。

　　這份名單最初公布的時候，先是讓很多中國人嚇了一跳，什么時候我們身邊的一些人突然變得這么“肥實”了！然后是爭議，數據到底準確不準確，調查有沒有根據。很多富豪指著《福布斯》上自己的名字，發誓說從來沒有見過《福布斯》的人，也不配合調查。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新浪網的最新調查則表明，認為排行榜數據可信的人僅占10%，有近60%的成人認為真正的富豪怕樹大招風而沒有現身。

　　隨后便是輪到《福布斯》上的中國富豪們驚嚇莫名了。不過，《福布斯》絲毫沒有叫停的意思。胡潤則以英國的頑固辯白:納稅的事其實與他搞的排名沒有多大關系。這不，2002年中國內地首富排行榜又新鮮出爐了。

　　胡潤強調，他們的工作是想給世界打開一扇窗，讓歐美人及中國人自己，看看中國的經濟舞臺上正上演著怎樣振奮人心的大戲——雖然可能看不到全部，但至少可以看到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而以美國人的眼光看來，能夠上富布斯排行榜實在是非常牛的一件事，可以乘機擴大自己和企業的影響，是“免費的廣告”，何樂而不為哉！

　　但中國的富豪們寧愿低調、惟恐被胡潤“圈”了進去。為什么？我們不妨做點經濟學的分析。

　　當年，革命導師說過:“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確，那時候的資本家乏善可陳，面目可猙，與今日“時髦高尚”、動輒大談社會責任和奉獻的“知本家”們有天壤之別。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家們到處侵略，搞殖民地，無所不為，而在自己國內同樣是為求成功不擇手段。譬如，美國的洛克菲勒，這位按財富與美國全國財富(GDP)比較甚至比今天的比爾.蓋茨還要有錢的超級大富豪在發跡中就是干過一系列很不光彩的勾當，僅1871年這一年他就巧取豪奪，使上百個獨立的煉油者破產。與洛克菲勒同時代的其他資本家的發跡同樣是冷酷無情、不擇手段，因此集體得到了“強盜大王”(robber barros)的稱號。紐約老貴族戴維.萊昂.加德納太太則干脆不讓她的孫子同洛克菲勒的孫子一起玩耍，理由是，加德納家族的人不會同一個歹徒的孫子在一起玩樂。

　　社會學上有一個術語叫“問題兒童(problem child)”，謂指成長中的兒童具有懶惰、頑皮、劣根性重、不孝順父母、不尊師重教、反叛、有犯罪傾向等不良問題。借用這個術語，我們或許可以把美國早年的這些富豪稱之為“問題富豪”——他們很有錢，是社會中堅，但問題很多。可以順便說一下的是，福布斯一世當年奮勇創辦《福布斯》，正是因為看不慣“問題富豪”，所以才下決心創辦一份新銳雜志，通過表揚“好”的企業家來弘揚他認為應該稱道的商業精神，將人性注入商業，消弭資本家與普通民眾之間的鴻溝。

　　時過境遷，美國市場經濟早已成熟至爛熟，而成長于洛克菲勒年代的老福布斯的夢想似乎也在成為現實。至少今天美國的窮人與富豪好像已相安無事。而任何一個美國人要想致富，首先要為社會做貢獻，即創造財富才能獲得財富，其所能夠賺到的必須是陽光下的利潤，否則就會像小布什惡狠狠瞪著眼說的那樣，“等待他們的將是漫長的監獄之路”。

　　規范、成熟市場經濟下富豪們的財富干凈且“成色”足，經得住考驗，自然不用擔心曝光。

　　中國的情況則有不同。中國雖然沒有經歷一個殖民、侵略以及血雨腥風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但中國的市場經濟轉軌同樣充滿著曲折和艱辛。在這過程中，致富者未必是靠創造了財富而獲得財富，而往往是靠“分配財富”或者說轉移社會財富而獲得財富。這樣的話，富豪們那天文數字的個人資產就不是那么令人服氣，也不是那么敢于輕易拿到陽光下來曝曬了。

　　我將中國轉軌期間涌現的富豪稱之為“轉軌富豪”，在一定程度上，這個富豪的集體可以稱得上是“問題富豪”(并不否定有“白烏鴉”的存在)。謂予不信，可以不久前披露的一份對于中國富豪納稅的調查報告為證:——2000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征繳量僅為600多億元人民幣，只占到稅收總額的4.7%，遠遠低于市場經濟國家30%至40%的水平;——2001年，中國存款總量達到7萬億，人數不足20%的高收入階層名下，控制著這筆財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個人所得稅卻僅占總量的不到10%。即便是在已經征收上來的個人所得稅中，工資和薪金所得依舊是占了大頭。來自上海、北京、深圳、廈門等地的資料顯示，工資和薪金所得一直占個稅收入的六成以上。——據估計，目前每年流失的稅款大致在1000億元左右。這1000億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們收入私囊。這份調查報告的結論是:“對于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高收入階層而言，相當一部分積累下來的財富來源于游離社會監管體系的‘灰色地帶’，摻雜著濃重的冒險家和暴發戶的味道。”看來“問題富豪”是實。至于其產生，則原因遠為復雜，有時并非單純出自主觀原因，而是有其客觀原因。在轉軌過程中，中國上演的好比是一場“囚徒困境”式博弈的大戲:你使壞只是因為別人在使壞，別人先壞是因為怕你會使壞。好比你的競爭對手都在逃稅漏稅行賄受賄，而你不偷不漏不賄，你怎么活？你的高尚可能成為你的墓志銘，你的超前反使你成為“革命先烈”。你又如何能有機會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并且進入《福布斯》富豪榜呢？因此，中國轉軌時期的財富積累天生帶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胎記，有著與生俱來的原罪。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也許多年以后，我們終會承認這個現實，并且稱之為“不得不付出的歷史代價”。

　　巴金呼吁“文革”中的人要集體懺悔。而筆者認為，轉軌時期的中國人同樣要懺悔。試問，在轉軌的整體性混亂與無序中，誰的雙手是完完全全干干凈凈的？

　　從2002年《福布斯》榜上企業的行業分布來看，因房地產而暴富的如往年一樣高踞榜首，有近一半的企業涉足房地產。而真正從事農業等領域生產的寥寥無幾。但是，明眼中國人誰都知道，土地市場多年來都是最不規范、最亂、最黑、最腐敗的一塊。

　　民營企業是中國的希望，民營企業的成長包含了中國制度創新的巨大成就，包含了企業家的辛苦與心血。但要是還歷史以公道的話，我們不應該隱諱許多民營企業的發跡同樣帶有深重原罪的色彩。這就是中國轉軌期的嚴酷現實，這也是幾乎一切發展中國家(如“裙帶資本主義”的東南亞)難以避免的副產品。

　　當“轉軌富豪”同時也是“問題富豪”，《福布斯》執意讓他們浮上水面，無異于讓他們成為靶子，讓稅務部門、社會監督、新聞曝光等強烈的陽光直射其上。

　　中國脆弱的“問題富豪”如同脆弱的植物，能否經得住如此陽光雨露呢？希望能。

　　一個有益的忠告是:中國市場經濟轉軌的航船正在徐徐駛入法制化、規范化、完善化的軌道，因此富豪們除非賺取陽光下的利潤，否則財富背后將永遠拖著一根原罪的尾巴，就會像百年孤獨中那個長出豬尾巴的孩子。(博士咖啡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