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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見習記者程凱
10月22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中國教育國際論壇”上表示：只要能夠解決好國有企業政策性負擔的問題，中國經濟利用后發優勢，在今后30年時間內還可以有年平均7％的高速增長。
“技術差距還可利用30年”
林毅夫認為，任何一個經濟增長的動力都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創新有兩種方式，發達國家只能依靠自己的發明；發展中國家由于對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創新不僅可以靠發明，還可以靠引進。引進技術的成本遠遠低于發明的成本。
林毅夫比較了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高速增長。分析這三個奇跡背后的核心因素，就是他們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很好地利用了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通過引進技術來加速自身的發展。
日本的經濟高速發展從戰后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四小龍從50年代持續到90年代末金融危機發生，他們都保持了40年的發展時間。因此林毅夫相信中國的經濟增長至少也可以有三十年，甚至更長。因為中國從1979年開始走上引進技術加速發展的模式時，相對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比日本、四小龍都要大得多。
林毅夫由此表示了對中國經濟審慎樂觀的推測：中國利用技術差距發展50年不是問題，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用了23年，中國還有30年年增長高達7％的經濟發展潛力。
國企改革問題是根本
中國要利用潛力再高速發展30年，必須要完成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的轉型，而在轉型中還有許多問題待解決。
林毅夫強調了他認為最為關鍵的四個問題：銀行呆壞帳比例過高；地區差距越來越大；加入W TO后可能受到的沖擊；國有企業改革。林毅夫認為這幾個問題雖然表現為各個方面，但是背后都跟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完成有關。
林毅夫說，根據央行行長在一個會議上所講，我國銀行的呆壞帳比例高達23％，比泰國、韓國發生金融危機時的15％還要高。金融危機中國受影響不大，是由于人民幣還不可兌換，我國的資本市場還沒有放開。但是現在進入W TO了，開放只是時間問題。銀行的呆壞帳過高，是由于它將70％的貸款都給了國有企業，而國企的效益不高，還不了錢。因此只有國企的問題解決了，銀行的經營才有可能改善。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我國地區差距開始拉大。不少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中來，在經濟發展狀況良好時還不是壞事，但經濟速度一放慢，這些人口就可能滯留在城市中變成無業游民，造成社會不穩定。地區差距的拉大也與國有企業緊密相關。中國是一個大的經濟，東部的比較優勢在制造業，中部在農業，西部在礦產資源。為了補貼國企，國家把主要農產品、礦產資源的價格控制住，讓中西部比較窮的地方去補貼東部的富裕地區，地區差距自然要越拉越大。
林毅夫還認為，加入W TO雖然令我們擔心。但是我國民營企業的輕工業產品早就占據了歐美發達國家的超級市場，這些民營企業基本上不會因為加入W TO而產生太大的壓力，甚至會有很好的發展機會。如果說有問題，就是國有企業的問題。
現在城市人口仍有50％在國企，我國工業固定資產的60％也在國企，銀行貸款的70％給了國企，但是國企的產出僅占我國工業產出的25％。因此國企的問題不解決好，就會拖住中國經濟發展的腳步。
國企問題核心是政策性負擔
林毅夫認為，國企問題的核心是其有非常多的政策性負擔，有政策性的負擔就會有政策性的虧損。誰應該為政策性虧損負責，當然是政府。所以政府會給國企各種補貼、保護，甚至是壟斷。
大企業會出現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因此就會出現信息不對稱問題。國有企業也就有可能利用這種信息不對稱，將各種經營性虧損，包括多吃、多拿、多占、轉移財產的損失算作是政策性的虧損。國家分不清這兩種虧損，只好都包下來。這樣，對國企的任何改革都不會成功，包括私有化。只要國家給企業政策性負擔，無論國企還是私企都會向政府要補貼，要優惠。
林毅夫把國企的政策性負擔分為社會性負擔和戰略性負擔兩種。
社會性負擔是國企有太多富余人員和退休職工。富余人員要下崗，政府要有政策來解決他們的再就業問題；養老保險方面，政府應該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把企業的養老保險從企業剝離出來。
對于戰略性負擔，要分成三種情況來解決。如果國企的產品是國防的需要，那就用財政撥款來解決；如果企業的產品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對于國防安全又不是那么敏感，那么就可以采取用市場換資金的方式，可以通過到海外上市或與外國企業合資的方式來利用技術和資金；如果這個企業的產品沒有市場，那就只能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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