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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新交所”)總裁汪瑞典，10月13日在深圳高交會上首次表露，其一直在謀劃與上海證券交易所“攀親”--以便將上交所的600多只中國股票直接輸送到新加坡。
而與此同時，在新加坡投行、基金甚至政府的合力“掩護”下，新加坡“偷運”中國高科技企業赴新上市的運動，早已暗蓄風雷。
但上海證券交易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層，10月8日接受本報采訪時說，中國股票直接輸新加坡的計劃沒有實際進展，因為人民幣目前在資本項目下還不能自由流動。這位高層還透露，除了新交所外，包括香港聯交所、澳大利亞交易所都與上海交易所談判。
軟庫金匯運作6家民企赴新上市
10月17日。軟庫金匯投資有限公司(簡稱“軟庫金匯”)總裁朱治光，聽完新加坡總部的電話通報后，興奮地告訴記者：一家廣州通訊企業已委托軟庫金匯為其赴新上市的保薦人。
朱治光說：“我們準備馬上在深圳和北京設立兩個中國辦事處。”而此前，朱的計劃是3到4個月內在深圳設立第一個辦事處。
軟庫金匯是日本軟庫集團下屬二級控股公司，專事東南亞企業赴新上市業務，是2002年新加坡IPO(首次公開發行)戰場上的“黑馬”。截至今年10月，新交所新掛牌的21家企業中，軟庫金匯主理9家，大華亞洲銀行主理7家，昔日的“大哥大”新加坡發展銀行僅為2家。
在新加坡已掛牌的18家中國概念股中，約一半為發展銀行主理。曾在發展銀行投行部工作14年的朱治光，經辦了其中包括天津中新藥業、圣象地板等在內的7個項目。2000年6月，軟庫金匯創立，發展銀行投行部的數位中國項目經理隨朱治光移師。
對于大華亞洲和發展銀行兩個對手已在華設點且已與多家中資中介簽訂了聯盟協議，朱治光并不忌憚。另一個朱治光不忌憚的，是在內地的業務渠道和客戶資源上已“根深蒂固”的香港投行。
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最佳地點，首推香港和新加坡。但汪瑞典眼中“擁有眾多相同點”的兩地股市，在中國內地的受青睞程度卻相去甚遠。汪瑞典將此尷尬歸結為“主觀原因”造就。他說：“這是因為香港這些年在內地的推介活動數倍于我們。”新交所上市部中國業務負責人林梅說，在新掛牌的香港公司多達41家，而赴港上市的新加坡公司僅有2家。
朱治光稱香港股市已經被“擠爆”了，據他提供的數字，平均每天有2-3家新股登陸香港，但在中國證監會申請赴港上市的中國企業業已超過千家。
汪瑞典認為香港股市的低迷為新交所挺進中國提供了大好機會。去年在香港主板和創業板掛牌企業約130多家，今年到目前為止還不到100家，且其中超過70%已跌破發行價。
年初至今，新交所已十多次赴華推介。在朱治光看來，新加坡股市優勢明顯。其一，在前述因素影響下，港股原先號稱“7-8個月”的上市速度被大大后延，而新仍能保持5-6個月；雖新股市平均超過20倍的市盈率受大勢所累，已跌至15-15倍，但仍高于香港的13-14倍；另外，在新加坡籌資1500萬到5000萬美金，總費用約為美金145萬到250萬，總體水平比香港約低10-15%；在創業板呆滿兩年，只要滿足主板上市的三個條件之一，就可直接轉往主板，無需另外申請；最關鍵的一點是，截至現在，在新加坡上市的18只中國股(不包括香港和臺灣)中，僅有中新藥業一家為純中資，其他均以紅籌或借殼方式上市。
朱治光透露，軟庫金匯目前正在運作6家中國民企赴新上市。朱預言，5年之內，新交所在中國定能像香港聯交所一樣風光。
高科技公司搶眼
新加坡王法律師事務所以受理23項中國或與中國相關的上市項目的記錄，位列新加坡同行之首。其合伙人何彥均告訴記者，新交所正在處理或準備處理的中國上市申請，大多為高科技公司。
新加坡政府著力吸引的外國企業類型，亦首推生物科技。而軟庫金匯正在跟進的上海浩源生物，如在明年上半年順利實現登陸新加坡創業板的計劃，將有望成為新加坡首只中國概念的生物科技股。
2002年5月，浩源董事長黃道培在歷經從“國內二板”輾轉“香港創業板”為時2年多的“溫溫找錢路”后，“發現了新加坡”。
當時，黃受邀參加新加坡經濟發展局(SEDB)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國企業赴新上市說明會”。新加坡二板(SESDAQ)的“五無”標準--無稅前利潤要求、無股本要求、無市值規模要求、無業績要求、無在新加坡設立辦事機構進行業務運營的要求--讓黃道培終于感受到了“無米亦能成炊”的興奮。
其實在此之前，黃亦受邀參加在香港舉辦的“第一屆中國百家優質民營企業上市融資大會”。雖香港會議后立即有兩家香港投行主動上門示好，黃還是決定舍棄“擁擠”的香港，改道新加坡。
新加坡二板看似寬松，僅需“業務具備可行性、盈利性和發展潛力”，并能證明“所籌資本確用于項目或產品的開發，而該項目或產品已充分研發”即可。實際上，背負“保薦人責任”的新加坡投行為了控制風險，對于二板申請企業實際上有一個“底線控制”軟庫金匯總裁朱治光說，“對于傳統行業，我們希望它累計盈利為1000萬元人民幣。”
而另一家年初將新加坡上市業務作為重點的北京創新創業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吳江向記者透露，其正在運作的一個國內知名A股上市公司分拆旗下高科技業務到新加坡創業板上市項目。
新加坡的“算盤”
新加坡的風險投資公司，在中國的VC(風險投資)領域向來力量不可小覷。在2001年度VC在中國的投資總量排名榜上，新加坡政府基金GIC(新加坡政府投資有限公司)名列第3，投資量6000萬美元；新加坡政聯(政府持股)投資公司祥峰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名列第7,投資量3000萬美元。截至2001年底，后者更以10.5億美元位列VC在中國投資總量拓跋名第10。
汪瑞典說新加坡的“算盤”是：將其本國政聯基金下投之中資企業，圈定為赴新上市的“核心層”；合作的中介機構相關聯的企業，為“中間層”；以此兩層為基礎，影響和帶動“外圍層”。
今年4月初，新加坡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牽頭機構SEDB聯合GIC、TIF(新加坡科技創新投資基金)以及祥峰投資，召集旗下的本土“種子公司”40多家，在北京的嘉里中心開了一個赴新上市的酒會。
在這次酒會上，原為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副總裁兼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的汪潮涌，與老朋友、原新加坡祥峰投資的副總裁李培勤相逢了。
汪于1999年5月從摩根士丹利辭職后創建信中利投資集團，專為中國的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高科技企業與國際資本市場之間搭橋牽線。而此時的李，已然是雙重身份--除了祥峰(以色列)的中國代表外，亦為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駐中國首席代表。
當時，汪潮涌向李培勤提及信中利集團的12家高科技“種子公司”中，已有數家開始進行海外上市的準備工作。雖然當時在汪的規劃中，上市目的地只有兩個：香港和美國納斯達克，但李培勤仍大感興趣。
7月中，在李培勤的建議下，汪潮涌挑選旗下4家“小一號”的“種子公司”赴新。出發前，香港聯交所聞訊打來電話，請汪繞道香港。但汪認為了解新加坡的機會難得，堅持未作變更。
回國后，汪潮涌將上市藍圖進行了重新規劃：除IBM在中國最大的分銷伙伴富通集團、從事防病毒和網絡安全的瑞星科技與朗新科技，還保持登陸香港主板不變外，另有5家公司可以考慮新加坡。
其中，做多媒體視訊的雙威通訊，因其一香港股東已有一控股計劃在新上市，故定位為新加坡主板；曾為摩托羅拉手機和網絡產品最大代理商的恒信科技，亦為新加坡主板；做傳媒內容服務的唐龍，因有代理新加坡電視臺節目，定位于新加坡二板；致力于零售領域ERP系統業務的富基科技和從事ORC數據處理的點通科技，均希望將新加坡作為其拓展亞洲市場的窗口，故前者定位于新加坡主板，后者為新加坡二板。
汪潮涌預言，在新加坡政聯基金的帶動下，一個中國企業赴新上市的浪潮即將形成。
因而，汪潮涌的腦袋里迸出另一個念頭：設立中國第一家專門投資并推動中資民企赴新上市的基金公司。為此，汪將于10月下旬再度赴新，欲向新加坡的幾家“基金中基金”等籌資1億美元。
“奶媽經濟”后盾
新加坡經濟世稱“奶媽經濟”。新交所總裁汪瑞典坦承，新交所雖然并沒有為中國公司制定專門的優惠政策，但新加坡政府的推動與配合“在客觀上大大有助于新交所爭取中國企業”。不少業內人士甚至認為，這是新交所與香港相比較，“最根本的優勢”所在。
今年3月，剛剛上任的SEDB駐中國代表李培勤，聽說科技部火炬中心正在與幾個國家商談設立中國在海外的第一個高科技企業創新中心。4月中旬，李迅速安排SEDB高層拜訪火炬中心。其后，李3次拜訪火炬中心。
2002年5月底，中國科技部與SEDB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在新加坡設立中國在海外的第一個創新中心，承諾推動其火炬中心下屬的5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24000多家高技術企業，前往新加坡落戶或上市。9月中下旬，科技部派工作組赴新考察設立中心細節。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區管理處的負責人考察后告訴記者：在新設點的外國公司可以是“辦公桌公司”--“不用派人亦可享受新加坡本土的所有優惠”；新加坡的稅收政策規定“不贏利，則不交稅、不審計報表”；設點公司派技術人員赴海外培訓，政府每天補助230元新幣；設點的高科技企業與新加坡國家實驗室和大學合作開發的項目，可以享受新政府的全額經費補貼；另外，SEDB公布了一項“1+1”起步基金計劃，計劃表示，如起步公司的創業者能募得某位第三方人士對其作30萬新元之下的投資，SEDB將配合此第三方以同等金額投入該企業，該第三方因負有監督該起步公司運營之責任，并因此享有SEDB所投資金之回報。
工作組認為，“在所有國家中，新加坡的條件最好。”目前，火炬中心已陸續向所有高新區企業下發赴新考察、設點或上市的意見調查表，希望在年底創新中心設立時就能帶一批企業過去。
但是，新加坡的這種模式遭到了香港投資界的大力抨擊。帶內地民企赴港上市的“急先鋒”、香港知名券商大福證券總裁黃紹開先生直言：“新加坡政府要想以一貫的行政干涉手段來推動本應市場化的證券市場，是成不了氣候的。”黃在此基礎上搖頭斷言，新加坡不可能在中國內地卷起赴新上市的浪潮。
因為新交稅盤子小。目前新交所做大盤的投行為20家，中小盤不到10家，相比之下，香港做大盤的投行有40多家，中小盤則超過30家，而且香港的證券研究人員是新加坡的4-5倍。
新加坡“趕搭中國順風車”，有其深層次的經濟原因。
2001年，新加坡上市公司的全體凈利總額自亞洲經濟危機后首次滑落。近500家上市公司中虧損的有103家，虧損總額高達24億元，其中在去年轉盈為虧的有59家；盈利的上市企業有177家，其中盈利減少的有94家。全體上市公司去年的凈利總額僅為29億9000萬元，與2000年相比減少了82%。
自2001年上半年以來，以貿工部部長?榮文為首的新加坡政府官員紛紛發表演講，鼓勵國民將中國作為新加坡經濟的“第四只引擎”來悉心經營。
“目前愿意到中國來創業和發展的新加坡人為數還不算多”，所以，“吸引中國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到新加坡設點或上市，是新加坡分享中國經濟成果的更為有效的辦法。”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局長李亦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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