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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離市場經濟還有多遠
——與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談波蘭經驗與中國轉軌
特約記者/李利明 趙劍飛
過分地依賴外國投資，會重蹈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覆轍?
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
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私有企業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制哪個更重要？
格澤戈比.W.科勒德克，波蘭前副總理，被稱為波蘭改革的總設計師。1989年，他參與了波蘭的圓桌會談。這次圓桌會談導致了東歐的第一個后共產黨政權的誕生。此后歷任聯合國經濟發展機構研究員，華沙金融研究院院長，IMF顧問，耶魯大學轉軌和全球化研究院院長。1994年至1997年，科勒德克出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1997年由于在波蘭經濟轉軌中的杰出成就獲波蘭總統頒獎。科勒德克精通20種語言，出版了25部著作。近期的著作有《轉軌下的全球化和機遇》、《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國家轉軌的經濟學》、《后共產主義國家轉軌：布滿荊棘之路》等。1997年，他被邀請到中國來介紹波蘭的轉軌經驗。日前，他再次來到中國發表演講，并且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關于全球化和外資依賴
記者：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全球化，不同的人對全球化的定義和看法很不相同。你怎么看待這個過程？
科勒德克：我個人對全球化的理解是，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商品、資本、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過程。當然，這并不是一個新的轉變過程，在很早以前就發生了。但是在目前這個轉型過程中，全球化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比如說它伴隨著技術革命的發生。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
顯然，有一些經濟體比其他經濟體更深入的融入到全球化過程中。而且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同方面的進程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看到金融資本流動的速度非常之快。在1970年代，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資本自由流動，他們考慮投資在發展中國家或者社會主義國家，總的投資額是280億美元。在1997年的時候，投資額達到了一個頂峰，是1970年代的11倍，達3080億美元。
記者：1997年是一個標志性的時間，現在一些中國人還是擔心過分地依賴外國投資，會重蹈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覆轍。
科勒德克：對于接受投資的國家來說，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依賴于總投資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少，短期證券投資占多少。如果短期投資增長太快的話，就有可能出現金融危機的風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不能夠從宏觀上很好的管理經濟的話，會面臨著卷入金融危機的過程。但對很多國家來說，外國直接投資有助于提升他們的經濟能力，提升他們的技術水平。這同時也依賴于這些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轉讓的力度有多大。記者：也有這種情況，有時候一些公司投資并不會帶來新的技術，他們也不會致力于把新的技術進行轉讓，所以他們對經濟體的成長和提升未必就貢獻很大的力量。
科勒德克：目前在中東歐地區對于這種公司討論的非常激烈。同時我們也會記住，這些新的公司會有新的市場能力，而新的市場能力會對整個市場有利。當然這一點不僅適用于新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也適用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每年有30%多的中小型公司被驅逐出市場，遭到清產核資，或者破產或者清算。這樣一來，過了15年以后，現在的中小型企業實際上都不是過去的中小型企業了。因此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小型企業對經濟就產生了一些新的推動作用。對于大型企業來說，每年只有15%被驅逐出市場。這些情況在很多地方大概都是一樣的，我們在中國越來越多的看到這種情況。這個時候，當我們提到中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取得成功，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中國具備管理這種中小型企業、使中小型企業更新換代的能力。
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
記者：中國和波蘭的改革進程存在什么差別？
科勒德克：波蘭只是把別人現有的規則接受下來。中國是個非常大的經濟體，所以不能直接接受別的規則，而是會參與制定這個規則。在中國加入WTO過程中，經常有人討論，要做多少讓步？事實上，WTO多哈回合談判剛開始，中國就有了發言權。
那么，中國加入WTO之后，是不是市場經濟就來了？波蘭加入的OECD(經合組織)實際上是一個富國俱樂部，它的制度都是為一些發達國家所設計的，我沒有說今天波蘭是市場經濟，我們現在還處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我們至少可以明確的說，我們已經不是中央計劃經濟了。我們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只有這些成就取得或者完成之后，我們才可以當上市場經濟這個稱號。市場經濟并不簡簡單單是一種自由的經濟，比如說資本、貨物、人員的自由流動。對于中國來說，在很多年前這些流動已經開始產生了。市場經濟本質上來說是一種資本經濟，市場經濟要求自由的企業家精神，以及相應的產權制度。因此，對于中國來說，還有很多的改革要做。
記者：我們確實一直不太明白，為什么現在中國企業總是面臨反傾銷的危險，歐洲和美國還是不把中國當做市場經濟國家？
科勒德克：中國完成市場自由化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曾經有一個中國的教授也問我，從歐盟和美國的觀點來看，認為俄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難道他們認為俄國的市場化程度比中國更高嗎？如果它連WTO成員都不是的話，怎么能夠說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呢？一位波蘭經濟學家曾說，市場經濟只是一種象征。俄羅斯雖然在經濟轉軌以及市場化的過程中還沒有充分發展，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被稱為市場經濟。從我的觀察來看，俄羅斯被稱為市場經濟主要是從一些富國的需要出發的。如果中國不限制外國對中國的任何投資，并且沒有任何限制這些公司把他們投資形成的利潤轉到海外的話，我相信外國會把中國稱作市場經濟的。比如說在4年之后，在2006年之前。
經濟轉軌和轉軌的代價
記者：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私有企業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制哪個更重要？兩者應該同步進行還是有個先后次序？
科勒德克：一個好的政策大概應該涵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是完整性，第二個是協調性，第三個是妥協性。你說的兩種方法都要采用，它們是互補的。在1990年代初波蘭改革的時候，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當時只有休克而沒有療法，太重視私有化而沒有重視對國有企業管理的改革。當時在波蘭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經濟學派的支持，他們主張盡快的賣掉國有資產，賣得越干凈越好。但在出售國有資產的過程中，壓力越大，出售速度就會越快；出售速度越快，就會越便宜；購買者就會出價更低。這樣就有一個問題：誰有權力決定以這么便宜的價格出售呢？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俄羅斯，當時俄羅斯在出售國有資產的時候實際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這個成本在于當時他們通過很快的出售，而且在出售之前、私有化之前并沒有清理公司的管理，而他們公司的管理是非常混亂的。
中國目前是一種混合經濟。國有部門在經濟總體的比重持續下降。當然，中國也可以從波蘭、俄羅斯出售國有資產中得到教訓。在出售過程中，必須使國有資產通過出售獲得利潤，出售必須要交稅。在東歐，非常強調意識形態的驅動力，他們實際上是在變賣或者毀壞國有資產用于使他們得到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所以他們對利潤，或者國有企業的關注不多。
記者：你怎么看待中國正在面臨的轉軌和由于轉軌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科勒德克：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這兩個單詞之間的差異：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前者是轉軌的意思，后者是一種轉變，一種修正的過程。轉軌可以清楚的說我們從哪里來，轉到哪里去，這個過程的兩端是非常清晰的。轉變則不同，同一點出發向前進，我們也知道大方向在哪里，但是這個前進是一種開放的、不確定的形態。所以我們不知道將來會在哪里結束。我剛才說了，波蘭只是把別人現有的規則接受下來，而我認為中國經濟比較好主要是因為中國在政策設計的時候，就把轉軌和轉變兩種過程都考慮在內了。另外一個方面的考慮就是發展的考慮。在東歐和前蘇聯，對于發展的考慮比較少。之所以有這種情況就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假設，假設當制度變成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就會自動增長，它會解決一切社會發展問題。但是市場經濟實際上卻不是為這個目的而設計的。在1978年的時候，中國的GDP總共才是3000億美元，俄羅斯是7000億美元；2002年，中國整個的GDP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俄羅斯是4000億美元。這樣比較就說明中國比俄羅斯更好的適應全球經濟。從全球經濟的適應過程中獲得利益。
記者：一些中國學者認為這個過程付出社會代價是必然的，甚至有“腐敗是次優選擇”的提法；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社會代價太大了。
科勒德克：轉變規則不是要以其他一些損失為代價，而是考慮到如何把別的經濟融入進來，使大家更多的分享這個好處。我認為不同的國家前進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中國、前蘇聯國家以及其他的國家。在這些轉變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全新的問題。當然，如果我們不進行這種轉變，不會出現這種問題。但是問題在于如果我們不想轉變的話，我們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我的結論就是說，全球化以及轉軌過程會不會帶來好結果取決于其他的因素，取決于政治結構的考慮和戰略。當然兩者都是非常非常新的。經濟政策能夠取得好的效果關鍵看有沒有好的經濟理論。中國有很多好的經濟學家，有非常好的看法，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是非常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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