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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海南：失敗的突圍
(1)歷史的回響
上海某郊縣，一群朋友圍座在一起準備吃河豚。其中一位性急，舉筷欲先嘗其鮮，另外一位連忙阻止說，“還是我先來，萬一有什么事情還可以為咱們家留個香火。”說這話時，這位男子表情悲涼。
這位男子就是李建民，原海南賽格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而那位性急者則是李的弟弟。其時，作為海南信托投資公司中的后起之秀，海南賽格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被最終關閉的命運已經注定。接下來的，將是一連串的清算。對于近在咫尺的牢獄之災，李建民肯定已經心知肚明，唯一不能確定的，是這場牢獄的期限。此情此景，也難怪這位曾經在海南金融界叱咤風云的人物，在席間大發悲聲。
聽聞這個故事幾個月之后，賽格信托案即告宣判：李建民被一審判刑3年。這項判決還同時判處李的兩位助手萬善頤、阮慶生有期徒刑2年半。這項由海口市新華區人民法院做出的判決稱，在1997年到1998年，“海南賽格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采取超額發行、重復發行、變相發行的手段，擅自發行公司債券，數額巨大。后果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擅自發行公司債券罪。”
雖然我們無法詳細索解賽格信托案的真實內幕，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建民及其同事所重復的不過是中國金融界近年來一再發生的故事：利用模糊的規則打擦邊球--這實際上也是中國金融乃至整個改革一直沿用的核心潛規則。對于這個終于到來的判決，李建民應該感到慶幸，因為它畢竟沒有與具有強烈道德化色彩的腐敗聯系起來。而這種特殊勾連在我們見過的金融案件中幾乎成為一種慣例。如果是那樣,李建民面臨的指控將會嚴厲得多。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李建民并不知名，但對于海南，對于中國的金融改革，2002年8月由海口這個區級法院所作出的判決，卻具有十足的象征意味。作為中國最大經濟特區的海南，正在悄悄了結那場轟轟烈烈但卻十分尷尬的巨大實驗。事實上，早在1993年南方地產泡沫破滅的時候，海南的正劇就已經落幕。這場由海南發端然后又迅速燃及整個南方的地產狂熱，差一點導致了一次金融崩潰。據說，由于當時全國各地的資金爭先恐后加入南方的地產炒作，許多內地銀行都瀕臨關門的危險。相信，親歷過那場狂熱的人們，都不會懷疑這種說法的真實性。當時中央銀行頭寸的緊張狀況，為1949年建國以來之僅見。這也最終導致了從1994年開始的新一輪金融改革。從那個時候開始，在中國20多年的改革史中，海南即成為一個無人問津的遺跡，一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典型案例。而最近幾年陸續曝光的海南金融案，不過是那個時代就已經撞擊出的歷史回響。
(2)海南信托：特區中的特區.
現在的青年們已經很難體會到海南當年那種獨特的精神魅力了。在他們眼里，海南不過是一處美麗的海濱度假地，那里不曾發生過任何驚天動地的故事。而對于當時那一代青年，海南簡直就是一個圣地。正如抗戰時期的延安，海南也曾經引發了中國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人口集中遷移，其主體成份也同樣是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啟蒙運動的一代理想主義青年，將海南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邊陲海島當作他們理想和激情的避難之地。于是，“到南方去！”，成為那個特殊時代最富魅力的選擇。能夠準確刻劃這種魅力的，是一位朋友的例子。這位從小到大都小心謹慎的上海孩子，在大學畢業分回上海一年之后，也猶猶豫豫地被卷入了去海南的潮流。在海南一個洗錢公司干了一年之后，這位朋友做出了現在看來非常聰明的決策，重新回到了上海。現在，這位朋友早已經當上了上海一家老牌四星級酒店的老總，其年齡不過32歲。而那些死守在海南的同學們，許多仍然在“海里”艱難地漂著。
客觀地說，這批青年人對海南的沖動是非常復雜的，其中既夾雜著強烈的理想熱情，也包含了強烈的經濟企圖。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匯聚在海南巨大的喧囂中，有一種聲音一直不愿隱退，那就是：不僅要將海南建成中國的經濟特區，還要將海南變成中國的體制改革特區。這樣的人口成份與這樣的信念，構成了海南獨樹一幟的改革模式。當時對海南很經典的一個概括是，深圳是西化的，但海南是中國的。對深圳的概括未必準確，但對海南的描述卻非常到位。的確，海南是中國的，這不僅是指海南的主要經濟成份是中國的，更是指海南獨特的氛圍：它是由一群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青年知識分子構成的獨特世界。在那里，一群懷抱強烈企圖心的青年知識分子以一種理想主義的姿態塑造著他們自己的空間。實際上，活躍在當年海南風云際會的舞臺上的，正是這批急欲突圍的年輕人。中國的特區大多選在傳統行政體制控制能力比較薄弱的邊遠地區，深圳如此，海南亦復如此。此種原由，也為這些急于成就事業的年輕人提供了更多個人發揮的空間。但現在看來，當時的海南并不具備成為任何一種特區的基本條件。海南，對于當時這批年輕人來說，只是一個歷史誤會。這一點在海南金融業上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中國所有的經濟領域中，中國金融業的改革最為滯后。這雖然與金融業的特殊敏感性有關，但最主要還是受制于中國改革具有強大慣性的總體模式。出于這樣的原因，在1994年之前，中國金融改革采取了與其他領域一樣的所謂雙軌制模式，信托業就是當時并立于傳統金融體制之外的最大一根“軌道”。雖然從1979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開始，中國信托業幾經整頓，并最終在這幾年被徹底“推倒重來”，但在那個時期，信托業無疑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最“繁榮”的一個領域。換句話說，當時信托業是中國金融領域的一個最大的“特區”。兩個特區加在一起，海南的信托業自然就成為“特區中的特區”。這種特殊的土壤，造就了海南信托業空前絕后的榮景。據我們統計，海南信托業全盛時期，海南的信托投資類公司竟然達到21家之多。這個數量讓幾乎所有的省份都瞠呼其后。在那時的海南，信托業就是金融業，金融業即是信托業。就連海南在1995年成立的唯一一家地方商業銀行--海南發展銀行也是由五家當地的信托投資公司合并而成。信托業當時在海南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如此多信托投資公司擠壓在這個沒有任何產業基礎，沒有任何地緣經濟優勢的狹小孤島上，其生存空間可想而知。不過，有了這一批極富想象力和充滿激情的年輕人，奇跡是遲早要發生的。當時海南流傳甚廣的一句語錄非常貼切地表現了這批青年知識分子旺盛的企圖心：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海南的特區之“特”(可以炒賣地皮)與信托業的金融之“特”(可以大量融入資金)開始同時發揮作用。在資金大量聚集但又沒有任何資源可以依憑的情況下，腳下的土地就成為唯一可以下注的籌碼，一場史無前例的地產炒作“會戰”就此登場。在海南及北海炒地最狂熱的1992年，許多生怕錯失機會的外地炒家，經常是直接駕駛裝滿現金的小車奔赴目的地。由于擁入的資金太多，當地銀行的營業部經常出現十元鈔票(那時候還沒有百元大鈔)堆積如山的情形。這些地處邊遠的銀行職員經常發出的一個疑問是：從哪里冒來這么多錢？以現在的眼光看，那絕對是一場想象力與勇氣的比賽。但在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約束這幫年輕人,商業經驗的蒼白和對經濟的淺薄理解都不能構成障礙。在他們面前，只剩下輝煌的個人成就和豁然洞開的金錢誘惑。這一刻，海南如流星般短暫的輝煌及日后綿綿不斷的痛楚同時鑄就。而這其中，海南信托業舉足輕重。在海南地產最狂熱的時候，一位海南信托業的名人曾經氣壯如牛地發誓：要將海口所有的地皮都買下來。這句今天看上去無論如何屬于商業噱頭的豪言壯語，在當時卻十有八九是發自內心的。其中底氣來自海南信托業早期的巨大成功。在早期的地產炒作中，海南信托投資公司憑借其資金優勢大發橫財，資產規模在短時間內急劇膨脹。一時間，那些導演這些天方夜譚的金融家們，個個變成了點石成金的英雄。海南的滾燙的土地上到處都有這樣的傳奇人物。筆者的一位好友當時曾經供職于海南省信托投資公司，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這家只有1000萬元注冊資本的公司在短短幾年中快速發跡的神話，語氣中充滿羨慕與景仰。而讓這個神話特別具有誘惑力的，是因為創造這些神話的，竟然是幾個與我們幾乎同齡的年輕人。顯然，這并不僅僅是海信的神話，而是整個海南的神話。由海南信托業為主力所創造出來的表面繁榮一度被譽為“海南”模式，并在全國廣受推崇。在一段不短的時間中，海南曾經作為與傳統體制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極而受到人們的頂禮膜拜。本人曾經親眼見識過1990年代初期上海商人對海南金融人的畢恭畢敬。當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奉命在滬上籌備第一家證券營業部時，上海當地人跑前跑后幫忙的熱情表現，直到現在我還很難忘記。對于有濃厚優越感的上海人來說，這種發自骨子里的尊敬是非常少見的。這也反襯出當時海南金融業帶給人們的神秘和感召力。就在那段時間，筆者有幸與海信的一位副總共進過一次晚餐。談吐之間，這位年輕副總所流露出的自信與見識，讓人自慚形穢。不過，這已經是遙遠的往事。在隨后的年月中，我這位朋友所在的公司前后有兩任老總攜款潛逃，不知所蹤。讓人感慨的是，這種結局幾乎是所有當年海南金融巨子共同的命運。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李建民之外，這個名單上還寫著：
李耀祺，原海南港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法人代表，2002年3月被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私分國有資產罪判處死刑。該判決還同時判處蘇國華(海南國際信托投資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副董事長)有期徒刑15年，判處霍文銘(海南國際信托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長)有期徒刑13年，判處張澄光(海南國際信托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長)有期徒刑13年。這個判決意味著，當年在海南威風八面的港澳帝國的主要人物幾乎被一網打盡。
李耀祺領導下的港澳國際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曾經創造令人眩目的歷史。其旗下不僅有電廠、鞋廠等各類實業，更有各類金融公司和上市公司，投資遍及南方幾乎所有熱點地區。由于在海南初期開發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耀祺曾經被評為“海南特區拓荒創業先行者”及“優秀企業家”。
但是，李被捕后的審計卻發現，港澳虧損巨大，資產質量低下。與此同時，李個人的財富積累卻達到7000萬元。據說，李是1998年9月以“商談相關工作”的名義從廣州被調至北京并最終被捕的。在長達3年多的時間中，海外曾經一度傳言李自殺身亡。饒有意味的是，李耀祺是在離任后被逮捕的。這實際上表明，海南十年前的舊帳仍然遠遠沒有算清，千金散盡，掀起一場巨大的泡沫，但人卻成為歷史的抵押。
朱幫益，原海南南方信托投資公司法人代表兼總經理，1998年被逮捕，罪名是非法提供金融擔保構成詐騙。荒唐的是，朱早在1991年即被人行海南分行暫停職務，但朱幫益卻是在1996年為一筆1 .18億元的貸款提供擔保的。同樣荒唐的是，檢方認定朱無權提供擔保因而構成詐騙的理由竟然是，“從1991-1996年原人行海南省分行再沒有對朱邦益的職務問題下發文件。”海南信托業當時混亂的情況由此立現。排除個人貪欲所起的作用，在導致海南金融家紛紛跌入深淵的過程中，荒謬的制度安排實在難辭其咎。
在李建民即將宣判的前夕，一位非常熟悉海南早期情況并幸運逃過海南劫難的企業家告訴作者，“海南當初的風云人物已經差不多抓完了”，語間充滿隔世之感。說這句話的時候，他肯定已經注意到了，就在2001年底，海南僅存的幾家信托投資公司也被同時關閉。其中包括在島外也頗有名氣的海南華銀和海南匯通。
種種跡象表明，隨著海南最后一批信托投資公司的關閉，還會有更多當年的金融名人將陷入深淵，我們上面那個遠不完備但已經足夠讓人唏噓不已的清單將會進一步加長。不過，現有的事實已經足夠可以說明，建立在特殊金融模式下的海南模式已經失敗。海南將從中國金融改革的中心舞臺徹底退隱，重新回到她原來的邊緣位置。海南，依然是那個美麗、迷人，甚至有點挑逗意味的邊陲之國，是流放者一個孤獨的歌吟之地。驀然回首，我們開始懂得，海南曾經有過的重要意義，原本是為一種青春的想象力所賦予。
(3)需要公平和清晰的規則
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在經過了漫長的等待和煎熬之后，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包括作者的許多朋友開始逐漸向內地回流。他們一部分開始重新回歸那個他們曾經厭煩的體制，更多的人則是再也回不去了。他們要么留在南方，要么回到內地。但無論是哪種，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主要是在舊體制中新生長出的灰色地帶尋求機會，而這個灰色地帶總是更多地與體制中心相重合。不過，他們不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了，他們被以個體的方式安放在一個個利益集團中。他們是分散的，無奈的，被動的。南方已經消耗掉了他們一生的激情。當然，崩潰帶來的不僅僅是死亡，也同時帶來了成熟甚至世故。實際上，現在不少在舞臺上甚為活躍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從海南的廢墟下爬出來的。他們今天的成功與在海南驚心動魄的歷練是分不開的。但不知道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有今天并非是由于他們更聰明，而是由于他們更幸運。因為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他們一開始就玩金融起家的，以后在內地的很多年里，他們仍然是準金融家，而他們今天的事業與當初海南的事業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唯一不同的是，他們逃離了海南--一個太容易水干見底的地方，而留在那個快速干涸的池子里的金融家們，則陸續被渴死了。更應該提醒這些過來人的是，他們實際上并沒有上岸，仍然身處同一個模糊的體制之中，這個體制依然沒有(甚至比海南時期更沒有)清晰的規則，他們只能憑直覺、憑本能、憑隨機應變的機會主義智慧采取行動。與過去相比，他們一點都不安全。
當初在海南，人們就是想利用制度的模糊而亂中取勝，但大多數人最終反過來被這種模糊所擊倒。在中國改革的詞典中，特區的準確解釋就是制度性模糊。它并不明確地告訴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只有語義模糊的政策暗示，只有精明人對這種暗示的借題發揮。所以眼見著一批金融人成為階下囚，一位信托業人士相當委屈的說，以前從來沒有規定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怎么回過來全都變成違規了？
雖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許多當事人都是因為個人原因而利用制度空白故意試錯的。但是，既然有制度空白，負主要責任的就不單是當事人。而我們在海南金融人的個人悲劇中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種畸形的風險收益比例。一些人賭贏了，更多的人卻被埋葬。賭贏的人未必明天還能贏，而賭輸的人卻永遠被埋葬了。這大概就是中國金融改革獨特性所在--一個將人作為工具而不是作為目的的改革。但愿,在這么些人倒下之后，人們會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公平和清晰的規則，不僅有益于經濟的長期發展，更直接關乎我們個人的旦夕禍福。
從總體上看，海南模式，是中國整體改革模式與中國第一階段金融改革模式在海南這個特殊時空上的一種混合。在這個意義上，海南模式并不特殊，它在其他特區及內地大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而這種模式之所以在海南被發揮得如此極端，則主要是因為海南當時特殊的人口構成。雖然在海南的實驗中，也有一些如李耀祺式的舊體制人物，但其主體仍然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青年知識分子，這其中不乏優秀的金融才俊(雖然他們還遠遠不是金融家，但他們在當時非常少見的專業背景使他們比別人更有希望成為未來的金融家)。經驗的缺乏與激情的過剩都很容易使這些年輕人失控。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一想到海南，就特別傷感的原因。的確，在這決定個人命運的所有因素中，較之與制度，個人的才智、性格及修養，實在太過渺小。制度無常，命運即無常。
如果說海南模式有什么特別之處的話，那就是海南實在太脆弱了。無論是基礎設施、產業基礎、地緣條件，海南都無法與其他特區及內地其他大城市相比，而金融根本無法脫離這些基礎而單獨繁榮。就象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雖然海南的金融人在地產泡沫崩潰之后，也曾作過艱難的掙扎，并將業務伸向內地和其他諸如證券之類的新生領域，但無奈海南大本營的資源實在過于貧瘠。所以，這種模式才在海南崩潰得如此迅速、如此徹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模式在其他地區不會失敗。以這個角度觀察，那些在中國其他地區從事同樣金融冒險生涯的金融家們，不過是走運的時間更長一些。他們偷吃了河豚，卻沒有死去。但很顯然，這只是一種巧合。
十多年了，人們被大潮裹挾著東奔西走，左沖右突，從未有時間仔細端詳自己的過去。十年的時間只是歷史的一剎那，但對于我們這一代，對于中國改革，海南短暫的歷史卻顯得格外凝重。遠遠的回頭望去，那些被埋葬在廢墟之下的昔日強人，就像是祭獻。在中國，這或許是一個必然的儀式，但沒有什么儀式比這更原始、更讓人感慨萬千了。
第二部分：上海深圳--邊緣的游走
第三部分：體制內的金融--刀刃上的舞者
第四部分：尾聲還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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