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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上海-深圳：邊緣的游走
(4)仰融：看不見的金融家
從1993年年中實施的緊急宏觀調控開始，中國的金融改革即進入第二個階段。雖然這個階段在金融的宏觀體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嘗試，比如設立政策性銀行、外匯體制改革等。但從總體上說，這一階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務于中國改革的整體思路，表現出漸進和模糊的鮮明特色。這與第一階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實際上一脈相承。不過，在這一階段中，中國金融領域卻生出一塊更大的體制外生存空間--中國證券市場。與當初局限于某一區域的信托業相比，中國證券市場不僅是全國性的，而且其聚集資金的能力也遠遠超過當年的信托業。以今天中國證券市場動輒幾千億的進出，當年的信托業簡直就是小打小鬧。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更加讓人眼熱心跳的巨大舞臺。于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后來者，在這里開始了他們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于傳統行政官員對證券市場幾乎一無所知，所以，在這個舞臺上盡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輕人。
仰融，中國資本市場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其神秘倒不是因為仰融積累了號稱70億元的身家，而是因為這個在我們眼鼻子底下成長起來的富豪，我們對他的過去竟然渾然不知。以至于有人猜測，仰融原本不姓仰，因為在中國姓氏中根本就沒有“仰”這個姓。仰融這個名字是后來改的，其意為“仰慕金融”。這位人士進一步發揮其想象力猜測到，仰融曾經因為某中特殊原因而整過容。雖然，對這種傳言的真實性，我們必須保持必要的懷疑，但在一個透明程度仍然止步于傳統社會的輿論環境中，小道消息的流傳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實際上，今天這種對仰融們莫衷一是的傳言，正是對我們輿論長期緘默的一種歷史報復。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仰融的簡歷是如此殘缺：仰融，45歲(？)、安徽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問號，實在是因為我們無法考證這些最基本的事實。在2002年1月發表在《經濟參考報》上一篇我們認為比較可信的文章中，作者在介紹仰融的籍貫時，也只是稱:“經國外專業調查公司查證，籍貫安徽的仰融與中國政要們沒有任何親屬關系。”很顯然，這種介紹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們對中國富豪某種慣有的背景聯想，也同時表明作者對這個問題并無真正的把握。一個在中國資本市場擁有數間上市公司的公眾人物，其最基本的情況竟然要靠外國調查公司的資料，這不僅與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則不符，更遠遠不能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在中國，新富階層的麻煩，經常發韌于公眾這種帶有強烈民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諳這種國情，所以仰融明智的保持將近十年的低調。這種風格與中國許多暴發戶的炫耀沖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足見仰融超凡的克制與冷靜。不過，仰融還是出事了。
今年4月之后，有關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國資本市場上的一個最熱門的話題。小道消息無奇不有。有人說仰融已經被有關部門雙規，也有人說，仰融已經遠走他鄉，避走于美國及加拿大一帶。而最有想象力的猜測則是，仰融正在有關部門的嚴密看守之下，在緬甸一帶清收資產,因為仰融在當地設立了多家洗錢公司。鋪陳如此具體的細節，猜測者肯定是想證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權威性。而我們最近得到的比較確切的消息則證實：的確有級別相當高的部門在審計華晨在上海方面的公司。猜測歸猜測，但蘇強--位追隨了仰融10多年的左膀右臂，還是間接證實了老師的下落。在最近接收的一次采訪中，蘇強說，我很尊重仰總，我們這幫年輕人都是仰總帶出來的……但我們是職業經理人。話語中替恩師惋惜、與恩師告別的意思已經一目了然。以蘇強與仰融幾乎一樣的沉穩性格，這句話其實已經證實，仰融出事了。這批在混沌時代追隨仰融并逐漸完成了原始積累的后生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必須揮別過去，在一個新的時代成就他們更加名正言順的宏圖偉業。畢竟，他們還年輕、有著同時代人根本無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歷練，有比恩師更加可為的事業前景。然而，混沌時代真的結束了嗎？蘇強們的職業經理人之夢真得可以就此開始了嗎？游戲規則真得已經天翻地覆了嗎？恐怕到目前為止，這依然只能是蘇強們的一種個人愿望。作為華晨神秘內幕的見證者，蘇強們肯定已經忐忑的意識到，歷史并不能輕松割斷。這大概也是蘇強們--批青春歲月即遭逢混沌時代的青年們，無法擺脫的特殊困擾。混沌造就了這批年輕人，恰如造就了他們的仰總，但混沌會毀掉他們嗎？
那么，仰融與華晨究竟有什么樣的不為人知更不愿為人知的歷史呢？
就我們現在所能知悉的公開材料，仰融的華晨帝國發端于兩個公司，一是1990年注冊于百慕大的“華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仰融以董事長身份代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則是，1991年2月注冊于香港的華博財務公司(Broadsino Finance Co. Ltd.)，出資人為仰融及鄭金海。仰融占有股權70%。以這兩家公司開始，仰融開始了氣勢恢宏的金融跋涉。現在熟悉資本運作的人們大多已經知道，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著資本運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即便是中國金融專業人士對這類操作也相當陌生的時期，仰融就有了這種不同尋常的眼光。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仰融是中國資本市場最早的覺醒者。而仰融在其后一系列穩建而成功的操作更進一步證明，仰融不只是一個敏銳的先行者，而且還是一個老練的金融資本家。實際上，在仰融之后的黃鴻年所締造的“中策模式”，雖然更為轟動和知名，但遠遠沒有仰融成功。而199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資本市場所誕生的所謂莊家，與仰融相比，更是等而下之。從專業的角度講，仰融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金融資本家。不過，這種天賦，并不是華晨成功的唯一因素，更不能保證仰融能夠繼續做他的金融家。決定仰融命運的還有仰融不能回避的“出身”。
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仰融的履歷中有非常讓人疑惑的殘缺。他的履歷總是從1990年開始的。那么，在這之前，仰融在干什么？按時間推算，1990年的仰融應該只有33歲。為什么33歲的仰融即具有如此廣泛的國際視野？為什么仰融在那個時候即能夠輕松游歷世界？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即便所謂的高干子弟具備如此見識及方便條件的恐怕也不多見。這就是說，仰融要么出身所謂高干，要么出身所謂特殊部門。仰融在20世紀90年注冊于百慕大的"華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中的國有資產代表身份含蓄地表達了這一點。以我們的了解和觀察，仰融應該屬于后者。實際上，早在1990年代初期，當所有人都為華晨在美國上市這一石破天驚的壯舉所震懾時，即有朋友告訴作者，華晨是某某部門的。相信，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南方熱點地區混跡過的商人都經常碰到過自稱或確實是這些特殊部門的人。不過,此后的仰融一直低調，人們也就逐漸忘記了華晨的這些特別之處。雖然仰融一直聲稱，在華晨的“奇跡”中，國家沒有投一分錢(站在仰融的角度，這可能是對的)，但仰融可能忘記了，直到今天，他的這種“特殊出身”依然是種稀缺資源，又何況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呢？換句話說，金融家仰融如果沒有這種特殊身份，他能夠順利的貸到款來取得他的第一捅金嗎？如果沒有第一桶金，仰融又如何能在以后大展其金融天才的身手，并逐漸建立起他的華晨帝國呢？沒有這種“特殊出身”，仰融又如何能夠在十年的資本運作中如此順風順水呢？我們傾向于相信，仰融已經在帳目上還清了所有的原始貸款，擁有比較穩健的財務狀況(這在中國地下的私有金融家中可能是非常少見的)，但站在賦予仰融“特殊身份”的那些國有部門的角度講，仰融還遠遠不能是一個干凈的“私有者”，賦予仰融以特殊身份，即是賦予了華晨以巨大的無形和有形資產。在這些人看來，仰融的這些成就應該歸屬于某種“職務發明”行為，仰融個人的努力和天賦是微不足道的。而仰融恐怕很難這樣看待自己的這些成就。這大概是一個打不開的死結。棘手的是，發生在仰融身上的這種產權糾葛，并不僅僅是仰融所獨有。仰融代表的不僅僅是仰融，而是一批人。在這個意義上，仰融實在是一個符號，一個準確反映了中國改革20多年“地下路線”的符號。仰融戴上了一頂特殊而且脫不下的紅帽子。
確實，這頂特殊的紅帽子曾經給仰融及華晨帶來過特殊利益。有媒體查證，1999年3月，華晨曾經在幾天之內火速成立了“珠海華晨控股”。在極力保持了多年的低調之后，仰融突然調轉槍口殺回國內，很明顯是沖著國內的資本布局而來。1999年3月，正是中國證券市場“5·19”行情發生的前夜，是中國證券市場政策發生根本性轉折的關鍵時刻。如果這不是巧合的話，那就只能證明，仰融及華晨的消息已經準確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仰融在國內的根基由此可見一斑。不過，到今天，仰融恐怕要為當初的決策后悔了，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就好比在一個巨大的老鼠倉上下錯了注。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仰融曾經提到他與寶馬董事長相談甚歡，他將這種彼此投緣歸結為他們的共同之處：用自己的錢心疼。但現在看來，仰融對華晨的產權歸屬還是過于樂觀了。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還有許多如仰融的地下金融家。這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這個系那個系，也包括許多完全不知其姓名的“厲害角色”。雖然這些人都聲稱有這樣和那樣的實業基礎，但明眼人看的很清楚，他們實際上都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家。這固然是中國大量民營企業一直以來的基本生存狀態，但就真正的實業基礎以及財務狀況而言，他們大概很難與仰融的華晨相提并論。以此判斷，他們面臨的處境絲毫也不好于仰融。他們應該醒悟到，混沌的時代可能成就我們于一時，也完全可以置我們于非命。
現在，如果沒有像中國證券市場突然蒸發的許多人那樣遠走高飛，仰融應該正走在歸隱的路上。在還未來得及看清仰融的真實容貌時，我們卻看到了他遠去的背影，像一名神秘的過客，也恰如我們這10多年。
(5)管金生的同行們
與仰融們不同，管金生代表了中國證券市場上的另外一類人物。他們有體制賦予的合法的金融家身份，但卻在從事體制外的邊緣金融事業。或者換句話說，他們從事的是未被體制明確規定界限的所謂創新工作。這可能是這類金融家們獨特的工作風險。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這些金融家們不僅是在從事業務創新，而且實質上也是在從事某種體制創新。他們的行為具有鮮明的跨體制特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是以體制內的原有規范來界定他們的行為，還是以體制外的規范來判別他們的罪與非罪，就成為一個非常困擾的問題。因為，在一個全面失范的體系中，我們已經失去了統一的評判標準。將他們定義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將他們塑造成英雄也同樣容易。而實際上，不光是他們，我們所有人都處于這樣一個是似而非的時代。這不僅是我們這些評判者所面臨的困境，更是這些當事人所面臨的困境，在體制中如囚徒般無力的管金生們的人生掙扎由此而來。
管金生，男，1947年5月19日生。碩士文化程度，原上海萬國證券公司總經理，1997年2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等多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7年。據管的老朋友稱，管現被關押于上海非常有歷史的提籃橋監獄。從1995年5月19日被逮捕時算起，管已在高墻中度過了七年。七年，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天翻地覆，大多數人也早已經忘記管金生。只有在申銀萬國證券公司這個奇怪名稱的背后，我們才能依稀看到管金生當年的崢嶸歲月。看到今天的中國股市，不知管金生會想些什么？惟愿他已經心如止水，畢竟他還有十年的鐵窗生涯。到那個時候，管將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切都將與他無關，甚至包括生命。
有業余的堪輿專家曾經對作者說,管金生面相不佳，遂有“3·27”之禍。不過，在管金生的悲劇中，我們看到的卻更多的是有跡可尋的體制局限，而不是亂力怪神的無情捉弄。無論從那個角度將，“3·27”都是一場賭局。但這場賭局的發生并不是管金生個人可以左右的。當人們無力左右制度的時候，我們往往容易將災難歸咎為當事人的性格缺陷。但可以肯定，這只是對制度一種慣有的綏靖。具體到“3·27”，我們可以問，如果管金生即將輸掉的20億元人民幣不是國有資產，管金生還會如此狂熱嗎？如果萬國當時的決策權不是管金生一人獨攬，而是有較為健康的治理結構，萬國會在一夜之間輸得干干凈凈嗎？如果……,無須所有的條件都一一齊備，只要一條具備，管金生與萬國的結局就可能大相徑庭。雖然，我們很難排除在這場災難性賭局中，管金生個人性格所起的作用，但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有缺陷。體制應該盡量限制這種缺陷，而不是放大這種缺陷。但很顯然，在“3·27”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后者。進一步說，如果將體制缺陷及個人性格共同造成的災難，完全歸結為個人責任，則肯定是出于對制度的無知和人性的險惡。當然，從“3·27”管金生失控的表現中。我們發現，管既不是一個好的行政官員，也遠遠不是一個稱職的金融家，他僅僅是一個與時代同步但受到時代局限的亂世強人。但這并非都是管金生的錯，他不過是被時代推上了這個位置。不過，對于管金生來說，最難以接受的可能是他的罪名。誰都知道，管是由于“3·27“所導致的巨大虧損而惹禍的，但他的罪名卻是受賄及挪用公款。在中國證券市場短暫的歷史中，管金生和萬國無疑象征著一個時代，接下來的是君安和張國慶時代。然而，這又是一個短命的時代。
在1996年發起于深圳股市時間接近兩年的牛市中，張國慶率領的深圳君安證券公司大出風頭，一舉奠定中國證券市場的霸主地位，人稱君安時代。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所謂君安時代，都只是中國證券市場江湖上的一種名不副實的傳說。實際上，據君安知情人稱，在1995年年底，君安已經發生巨額虧損，財務狀況極端惡劣，接近破產邊緣。在這個意義上，1996年并不是君安發動了行情，而是行情挽救了君安。而在這個也許是中國證券市場最大的牛市之后，君安的財務狀況也沒有根本好轉，這一點，在君安后來與國泰合并時提供的審計報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諷刺的是，這與“5·19”行情之前以及今天中國券商的情況極其相似。也許有些人會覺得奇怪：大牛市的利潤到哪里去了？其中原因非常簡單，大牛市的利潤都通過證券公司被轉移了。所以，君安時代不過是中國證券市場資產大轉移的一個段落，而君安作為一個新銳券商，也只能是這個游戲臺面上的布罩。
談君安不能不談到張國慶。張國慶，湖北人，出身于1956年，曾任人行深圳分行證券管理處處長。這個與仰融一樣有著謎一樣身份的人物，在1992年創辦君安證券公司，并擔任總經理。其后，君安在張國慶的領導下，成為國內最具創新意識的券商，一時領風氣之先。對于君安的背景，坊間傳說甚多。但不管君安的背景如何復雜，他依然帶有轉型期中國企業普遍具有的那種“暗箱”特征。這種暗箱特征在下面的一個例子中可以看到。
作者的一位朋友曾經在君安總部的財務部門任職。當時君安一位高層人物曾非常神秘地托付這位朋友保管一個他的個人股票帳號。于是，這個帳號便成為這位女士觀測老鼠倉動靜的一個重要窗口。但奇怪的是這個帳號很少有動作。有一天，這個帳號終于有了動作，這位女士馬上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們。但讓諸位老鄉掃興的是，這只股票不僅不動，而且每天放量小跌。其時，97年的行情已經接近尾聲。這個時候大家才最終明白，君安高層以一個當時最翻新的方式讓大家吃了套，老鼠倉變成了老鼠套，而真正的老鼠倉是決不會讓你看見的。雖然君安在當時的券商業務上有不少創新，但君安在私下的創新也實在不遑多讓。
不過，最能體現君安創新意識的，還是張國慶在處理產權方面的技巧。如果說管金生犯的還是純粹國有企業的錯誤的話，那么，張國慶的失誤，就更加具有某種時代先鋒的特征--一種在管金生之后越來越流行的“公司合營”企業的錯誤。導致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張國慶及楊駿等君安高層通過一系列復雜的股權操作，用“兒子”收購了“老子”。這最終引爆了君安之變。然后，張國慶被捕。在沒有什么公平報道審理的情況下，張國慶現在卻已經出獄。如果他能夠重戰江湖，他可能還是中國證券市場大大的紅人，因為他當初對君安的操作，正是現在中國證券市場如火如荼的MBO。不僅有人做了，而且還有更多如長虹這樣典型的國有企業正準備做。在這一點上，張國慶絕對是中國吃MBO螃蟹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張先生這一口吃早了兩三年。短短幾年，形勢大變，張國慶有一萬個理由感嘆自己的運氣太差。一位張國慶早年的司機曾經告訴本人，張國慶很相信面相，也憑面相提拔過君安的多位高層。相信經過君安之變，張國慶恐怕“要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對體制無常之痛也當刻骨銘心。
與張國慶一樣，他曾經的同事，湖北證券董事長陳浩武如今也獲得自由。陳在2001年6月曾被檢查機關提起訴訟，罪名是受賄，金額不大。最終還是幸運地免于刑事處分。
與中國證券市場許多第一代創業者不同，陳浩武具有典型的學者形象：儒雅、斯文，在湖北當地是一位頗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以著作等身、廉潔奉公、思想新進而著名。有意思的是，陳還是中國第一位提出要追求陽光利潤的人。以此觀之，陳大概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博士。然而，就是這樣一位1991年39歲時就擔任湖北證券董事長，已經成功規避了種種兇險的讀書人，也最終蹈入了陷井，不能不讓人感受到這個新興行業無所不在的高風險。
管金生、張國慶、陳浩武代表了中國證券市場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路數，但卻不約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條河流。那么，他們的后來者呢？
中國很有智慧的經濟學家謝平先生曾經將1997年之后劃分為中國金融改革的第三階段，并將此階段的核心內容明確定義為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但僅從證券市場的情況看，這個風險似乎越防范越大，公正和透明的秩序離我們還非常的遙遠。亞洲金融危機雖然使我們半夜驚醒，但我們卻服下了一顆安眠藥。顯然，我們并沒有因為危機而早起。直到今天的事實表明，中國證券市場還遠遠沒有走出混沌的年代，在這個混沌中冒險闖蕩的老老少少的金融家們之中，恐怕還會出現更多的管金生、張國慶、陳浩武。而今天中國券商比之從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艱難時世，實際上已經充分暗示：中國金融家的流逝名單還會成批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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