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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楊曉平
我們不時聽到企業(yè)的“高層地震”或“政變”，老板與經理的沖突也走上報端，更有大股東設下圈套坑害中小股東的“黑幕”頻頻曝光。
這都說明，僅憑一紙法律條文無法建立公司制度，真正中國式的公司制度的形成，還 要依賴于在沖突的多次博弈中探索制度的均衡。在這時，不是外在的模仿，而是理解其內在機理，可以縮短這一探索過程
盡管公司制已進入我們的視野，但其與家族制的矛盾也逐漸暴露，家族制與民主制在企中的磨合包容也許是人們愿意看到的。
建立真正中國式的公司制度要經歷怎樣一個過程？日前，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盛洪博士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親情和友善稀缺條件下的企業(yè)形式
問：請簡單談談企業(yè)與公司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企業(yè)并不等同于公司，公司只是企業(yè)的一種形式。與其他企業(yè)形式，如個人業(yè)主制、合伙制或家族制企業(yè)不同，公司制的重要特點是，它能將并非是親朋好友、甚至個性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為盈利攜手努力。應當承認，互相熟識和友善、同心同德，是信任和同舟共濟的基礎，從而是一個企業(yè)成功的重要因素，但這一因素又是非常稀缺的，以至一個社會中居民之間的許多潛在的合作因此不能實現，失去了不少創(chuàng)造財富的機會。公司形式就是在親情和友善稀缺條件下的一種企業(yè)形式，從而挖掘了在其他企業(yè)形式下不可能實現的生產潛力。這也許是美國成功的一個原因。
在西方的公司制度傳入之前，中國也有原生的公司制企業(yè)，如四川的鹽井。在19世紀，依賴于前現代的技術，鹽井的鉆井深度仍領先于西方，為世界之最。而鹽井的另一特點是多采用類似于公司制度的形式。這種形式被四川的兩位經濟史學家彭久松和陳然稱為“契約股份制”。它既有“有限責任”的概念，也有類似于法人的“井”概念。重要的是，這種制度超越了家族界限，將更多的人的資源聚集起來，使風險較大的鹽井鉆探成為可能，也成就了上面所說的技術奇跡。然而，這種形式終究沒有成為中國企業(yè)的主流形式。這也許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
中國家族式西方民主式
問：中國和西方的企業(yè)為什么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
答：據說張光直先生將世界文明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中國式的，一種是西方式的。他認為中國式的是一種普世的形式，而西方式的則是特例。我沒有具體鉆研過張光直先生的著作，依我猜測，所謂中國式的，是以家族制為基礎的，而西方式的，則是以民主制為基礎。家族制傳統的誕生和演進是自然發(fā)生的，而民主制的出現則是偶然的。在傳統中國，家族制幾乎主導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在精神層面有祖先崇拜，道德教化則靠宗族祠堂，經濟活動以家族企業(yè)為主，政治上則是“家天下”�！疤覉@三結義”和“梁山一百單八將”的故事告訴我們，在沒有血緣關系時，模擬家族也能成就事業(yè)。民主制的出現注定是更艱難的。
西方早期民主制的產生也許與家族制的不夠成功有關。頻繁的戰(zhàn)爭和海外貿易的不確定性，可能使希臘人不能形成穩(wěn)定且持久的家族體系。然而，希臘的覆滅，羅馬帝國從共和走向專制，也證明了早期民主制的失敗。但西方的家族制從來沒有達到像中國這樣成熟。專制的羅馬帝國始終沒有形成穩(wěn)定的家族世襲制。盡管如同曼瑟.奧爾森所說，西方的現代民主制是在偶然情況下產生的，但西方舍此沒有其他成功之路�，F代民主制一旦出現，就帶來了巨大的優(yōu)勢。
股東就是選民，董事會就是企業(yè)中的議會，CEO對應著行政領導人，監(jiān)事會則是司法機構的縮影。公司制度成熟于西方世界，顯然應歸因于其民主制的傳統。企業(yè)民主制和政府民主制的同構說明，公司制度的產生分享了有關民主制傳統的知識積累。
民主制的基本技巧就是權利界定、程序主義加互相制衡。正是因為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要大于有血緣關系的人，前者之間的合作也要難于后者之間的合作，所以公司制度是在互相懷疑的基礎上錘煉出來的。盡管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小集團內的文化是民主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總體而言，民主制是一種互相防范的合作制度。甚至與民主制相匹配的文化也持一種“見怪不怪”的態(tài)度：把這一制度包含的懷疑視為當然，就像今天人們經過機場安全檢查通道時，沒有人認為這種將每個人視為潛在劫機犯的制度是對自己的侮辱。事實證明，現代民主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制度試錯永不完結
問：只有充滿了民主制的公司企業(yè)才是最完美的嗎？
答：當然，一旦將民主制注入企業(yè)，它就有自己獨特的道路。企業(yè)與政府的不同，使它的民主制既更為艱難，又更為幸運。沒有政府那樣的自然壟斷地位，公司制企業(yè)處于更為激烈的競爭壓力之下；沒有政府那樣的暴力資源，公司也不能借助于經濟領域之外的手段。然而競爭對單個企業(yè)也許是件壞事，但對企業(yè)制度卻是件好事。因為多個競爭企業(yè)的并存，恰好進行企業(yè)制度的多樣化探索，競爭壓力也會帶來改進企業(yè)制度的動力。
事實上，公司制度不是一套靜止的框架，而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它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演進，它總是存在問題，也經常遇到挑戰(zhàn)。一種挑戰(zhàn)來自各種各樣的風險，考驗制度的持久性；一種挑戰(zhàn)來自規(guī)模，考驗制度的“容量”�，F代大型企業(yè)多以公司形式存在，反映了公司制度的制度容量，而巨大的經濟規(guī)模又迫使公司制度演化自身。
現代大型公司在美國引人注目的成功背后，是一連串的多樣化的制度試錯過程。這個過程為我們理解公司制度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對它的研究，培育了多種有關企業(yè)組織制度的學說。
在靠近經驗的一端，有錢德勒的有關企業(yè)理論的歷史學派，它注重通過對大型公司的有關事實的把握，理解大型公司的組織特點及原因。在靠近理論的一端，有制度經濟學的企業(yè)理論；它試圖在經驗的基礎上，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辨析企業(yè)制度規(guī)則的利弊得失。這些研究的存在，反過來也說明公司制度的演進是一個永不完結的過程，它們將會為演進提供各種各樣的方案，從而成為制度試錯過程中的一環(huán)。
從各種指標來看，中國都是傳統世界中最成功的文明。長期政治統一的局面，給人們帶來了和平的生活環(huán)境。據麥迪森估計，直到1820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還高達28.7％。我們不能不驚嘆家族制傳統的生命力。幾千年來，它一再突破自己的局限，駕馭了越來越大的政治規(guī)模和經濟規(guī)模，并顯示了它的持久力。
然而，今天我們更有理由學習民主制傳統。這是因為，盡管家族制在今天仍是一種成功的企業(yè)形式，但公司制度又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制度選擇空間；經過人為的破壞和工業(yè)化導致的人口流動，家族制的資源已受到了嚴重的削弱，我們越來越需要懂得與原來陌生的人共建企業(yè)；更何況，公司制度已經顯示出了應對風險和規(guī)模上的優(yōu)越。
可以說，現代公司制度在中國剛剛落腳十幾年，它主要是由政府的法律推進的。這些法律不少是搬來的現成條文，而缺少中國的經驗基礎，以至今天大量的中國公司都是徒具形式的。實際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國有企業(yè)進行了股份化改造，民營企業(yè)剛剛達到委托職業(yè)經理的規(guī)模，公司制度特有的問題才剛剛顯露。我們不時聽到企業(yè)的“高層地震”或“政變”，老板與經理的沖突也走上報端，更有大股東設下圈套坑害中小股東的“黑幕”頻頻曝光。
這都說明，僅憑一紙法律條文無法建立公司制度，真正中國式的公司制度的形成，還要依賴于在沖突的多次博弈中探索制度的均衡。在這時，不是外在的模仿，而是理解其內在機理，可以縮短這一探索過程；這樣，翻譯、介紹和閱讀來自美國及其他具有企業(yè)民主制傳統的國家文獻，就是一件何樂而不為的事情。
趨勢：家族包容民主
問：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特定階段的特定企業(yè)中家族制還有生命力，將來的發(fā)展趨勢會是怎么樣？
答：如果注意到中國曾自發(fā)地產生過公司制度，我們就能斷定有家族制傳統的中國文明也可以包容企業(yè)民主制。實際上，家族制在擴展中的成功，主要依賴于家族間的廣泛結盟，而這早已超出了血緣和地緣劃定的范圍。宋代復興的儒學，既開拓了理性主義、功利主義的空間，又進行了形而上的超越。這使得對宗族組織和祖宗崇拜的超越成為可能。中國傳統的科舉制，更是一種相對成功的官僚體制，甚至可以為今天的大型公司借鑒。如果我們再能透徹理解起源于西方的公司制度，對其奉行“拿來主義”，使之成為中國社會的有機構成，也許就是中國制度結構發(fā)展中的重要事件。在外來的知識積累和本土實踐經驗的互動中，中國的公司制度將會走向成熟。西方文獻中已經和正在討論的問題，是我們正在和將要碰到的問題。只有結合中國的制度資源，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僅有成功的企業(yè)，還會使我們的文明再度成為最為成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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