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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稅不要查成殺雞取卵
執法者不要有把企業家當成犯罪嫌疑人的心態
“我不曾因納稅多而得到尊重”：一個民營企業家的體驗自白
“企業家的貢獻不能單靠個人所得稅來衡量”
現在有的輿論把個人資產和企業資產混淆起來了。《福布斯》富豪財產是由什么組成的？如果只是由現金組成，如果少交了稅，那這個人應該抓起來；如果他的資產是由這個企業的股權、那個企業的固定資產組成的，他的個人所得稅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他對社會的貢獻不能單靠個人所得稅來衡量。如果要從稅上衡量一個企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我覺得應該把他的企業所有的稅都加起來來評判才對。如果一個企業家有二十億、三十億的企業資產，他一個月領五萬工資，一年六十萬，交二十萬的稅，你因此說他二十億的資產只交二十萬的稅、交得太少，這怎么科學？雖然都是所謂的“富人”，但企業家這個群體和那些演藝界的明星差別特別大。我覺得我可能代表了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心態，我們做企業的，不知什么時候不是創業，可能前五年創業，后五年又搭另一個臺階，始終處于這種(創業)階段。我自己很難心安理得把錢存在那里就不去做了。其實很多民營企業家，包括我本人，要說資產可能大部分都體現在企業資產上，企業這些資產很容易就折成以億為單位的金額，但是誰愿從這里以分紅的名義抽走幾千萬的現金？那對企業影響太大了。我總覺得企業發展的錢是不夠的，自己給自己開的工資能夠維持一個比較簡單的生活就行了。平常自己、包括家里，沒有必要，也沒有心情花很多的錢去消費。其實不是說我們有多高的覺悟，而是這相當于把血從企業里抽出來，我覺得企業更需要這個錢，確實是想把企業搞好。結果現在這反而成了問題受到別人的攻擊。我現在的工資是根據我自己的生活需要，我提出來一個數字，然后董事會批準定下來的，一年有二三十萬。我覺得這足夠花了。如果我企業的資產到三五十億的時候，我估計我一年怎么花也花不了一百萬，我花不了這么多錢，我為什么一定要給自己發那么高的工資？我現在既是董事長又是經營者，我肯定會給自己提一個比較低的工資標準，因為我要作一個示范，我如果拿得很高，請來的職業經理人也跟著拿得很高——其實我下面的人現在也有比我拿得高的——但是不可能你拿著二三十萬塊錢，他拿一兩百萬。這種反差太大，他也不好意思。所以很多職業經理人雖然不可能上《福布斯》富豪榜，但是他拿的現金比富豪榜里的很多人都多。現在對企業家逃稅的一些議論一是不太科學，二的確是不太公平。我覺得企業家真的沒有幾個過得輕松的，都是特別不容易，包括張瑞敏。以前海爾好像中國企業的一面旗幟，現在對海爾的風言風語很多，對它全面開火，張瑞敏好受嗎？你做好也不是，做不好也不是，做大也不是，做小也不是，做中不溜也不是，好像沒一個是的。
“偷漏稅做不了長久企業”哪類企業想偷稅漏稅？特別小的，不想長期做的，它有可能。有的小企業確實是做了大量的稅前列支。如果真的想把企業做得長久的，絕對不會去考慮偷稅漏稅。因為這個稅錢和你想賺的錢，相對來講畢竟還是一個小數目，一旦在這個上出問題，可能更影響企業的形象、信用包括未來，很不值得。很多人也給我講，可以把成本做高，但是我覺得要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的話，不能去做這些事，利潤做低了，這個企業也沒有什么投資價值，對投資人也不負責任。但是我們在早期也出了一些問題，在這上面交過學費。那時由于稅種特別多，有一些稅分不清，比如應該交地稅的交了國稅，應該交國稅的交了地稅，另外我們在分做咨詢的收入和做工程的收入的時候，也出了問題。稅務部門派人來查了一段時間以后，開了罰單，一罰罰了好幾百萬。后來稅務部門覺得我們做事還是比較正規的，就沒罰，根據他的方式進行了調整，調出了七八十萬的稅。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如果當時罰下去，我這個企業就過不去了，因為要拿出幾百萬現金。當時我還感到委屈，因為我根本就沒有要逃漏稅的念頭，我以前對這方面了解也不是太多，只是通過招聘市場上很“便宜”的財務和會計人員來做，后來才開始對稅的一些知識、種類，有了了解。像這類事情，民營企業也的確要注意。現在很多民營企業規模很小，不可能請上一些有水平的財務人員，有時無意就造成了錯誤。
我并未因納稅多而得到尊重現在這個環境，確實還沒有發展到一個比較公平、市場化的程度。現在很多真正有錢的、有現金的，都不是企業家。我們的買主很多是政府或者大的企業集團，我們深深體會到，在買賣雙方中間游離著大量負責權錢交易的人，他們手里拿的現金很“厲害”，比如做中介、掛個咨詢牌子。這些人對社會的推動、影響和企業家是不一樣的。他們拿了大量現金， 也沒有解決什么就業，拿個皮包就可以了。企業更多的是為社會服務，企業家個人消費的東西還是很少的。通過適當的稅收來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是應該的，但是要注意怎么樣既能調節貧富，又不要阻礙企業發展的動力。我接觸的很多政府官員，包括省部級的，沒有一個不認為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的趨勢是必然的，所以國家是否要考慮用稅等手段來鼓勵這個趨勢的發展？我自己認為，如果把大家都搞得人心惶惶，那就成問題了。現在查稅肯定會影響到大家的作法。比如他可能會考慮轉移投資，中國多少資金通過各種途徑外逃了？賺多賺少的前提，是安全。民營企業家花很多精力來考慮安全問題。我現在周邊的很多人就有那樣的想法：“我為什么要去做很多投資？為什么一定要賺很多的錢？為什么要把企業搞那么大？自己過一個很安穩的日子就可以了。”有人就對我說：“如果哪天搞個什么運動，你這些東西就不是你的，跟你就沒有什么關系了。”為什么原來很多臺灣香港人對內地觀察了很長一段時間，慢慢才進來？培育投資信心很困難。現在來這么一下，對民營企業家的打擊就比較大。民營企業家還是很脆弱。有些看起來好像做得比較大，社會地位做得比較高，但90%的民營企業是在一個應該來講還不那么安定、不那么安全的環境里生存，經常受到周邊環境的干擾。我們去年新成立了兩三家公司，但國稅地稅工商，他們會因為你一個很小的事情、比如辦公室從二樓搬三樓，去折騰你半年以上。我的公司不算小了，注冊資金都在一千萬以上，他都這樣折騰你，可以想像那些注資幾十萬、幾百萬的公司是怎么樣的情況。這件事發展到后來就很明顯了，稅務部門說你到一家咨詢公司去辦個轉移手續就可以了，于是花了幾千塊錢辦了個轉移手續才搞定，這就是所謂的交易嘛。你向他咨詢了什么？什么也沒咨詢。誰能在做企業的過程中干干凈凈利利落落一塵不染？如果他要查你，你身上的一個小灰塵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大的污染源。查稅可能會部分改變一些企業和個人偷漏稅的狀況，但是國家要強大，根本是要使整體經濟得到提升，如果企業根本就沒錢賺，非要抽上那么多稅，那真是殺雞取卵，毫無意義。這要把握一個度。另外，稅務部門查的時候不要有把企業家當成犯罪嫌疑人的心態，不要把企業家打擊得太多，如果稅收上很多，但是經濟也受到打擊，那就沒有意義了。做企業的人要有更強的納稅觀念，但根本的是國家要有一個合理的稅制體系。我們企業每年都要提前納稅，比如提前交五百萬，到第二年減扣。這種情況明顯不合理。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是很惱火的，我說我沒有任何毛病啊。別人說你沒有毛病他也能找出你的毛病，你不要以為你沒有毛病，你沒有小毛病他能給你找出大毛病，所以你還是忍了吧。我可以投訴稅務機構，但是投訴了你就考慮后果吧。所以在他們面前，我們還是算一個弱小的群體。現在我們國家的納稅部門或者納稅執行者可能會因為你財富多而尊重你，但不會因為你納的稅多而尊重你，他的心態是你不納稅我就收拾你，很高傲的形象。又比如我在一個小鎮投資，我納的稅可能占他們財政收入相當一部分，有時看見他們瞎花錢，我就想，這錢里面有相當一部分是我們納的啊，但是你能怎么做？那些稅務人員從來不想他每天的工資是我們這些納稅人供的，他絕對沒有這種意識。如果稅務部門都沒有納稅人意識，那么納稅人的心里怎么能平衡呢？(采訪并整理 本刊記者李岷)
“個稅”背景
中國個人所得稅于1980年9月開征。從1993年的46.82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996億元，年平均增幅高達47.5%，年均增收118億元，大大高于同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和稅收收入增長速度，是同一時期收入增長最快的稅種。在一些省市，個人所得稅收入已經成為除營業稅收入之外的第二大地方收入。據統計，2001年中國7萬億元的存款總量中，人數不足20%的富人們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個人所得稅卻不及總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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