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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團結統一的中產階級來決定整個社會的基調和道德標準，就很容易出現分裂和動蕩
文/陳功
如何面對財富？幾乎是個永恒的話題。我一向認為，研究社會科學的人是不能長期呆 在學校或辦公室中的，因為這會使頭腦僵化，失去對社會現實的靈敏反應。同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促使我認真對待安德魯·沙立文發表于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文章，并將其結合自己的觀點寫出來。我并不是完全贊同他的觀點，而是因為他的文章，反映了來自另一種社會的觀察，而且這同樣也是一種現實。安德魯·沙立文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寫道：在美國，超富階層出現的一種趨勢可能更令人擔憂，那就是等級化。關鍵因素是教育。如果送孩子上私立學校，然后是名牌大學，這筆費用簡直是天文數字。盡管人們積極采取公共基金和獎學金等方式，但令人悲哀的事實是，美國的大學生仍然越來越均一。他們加入超富階級的可能性增大了，而不是減少了。關鍵在于：這些特權階層的孩子在大學里交友、戀愛和挑選意中人。富人的子女與窮人的子女結婚、從而打亂社會秩序的可能性逐漸消失。沙立文認為，超富階層的出現是一種現實的趨勢，它可能改變一個社會的性質，使整體社會失去沖勁。沙立文指出，過去的美國，由于大批移民不斷打亂現有的社會秩序，而且美國現有經濟體制往往會對勤勞和有才干的人作出豐厚的獎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這種趨勢。但是，這種潛在的趨勢是明白無誤的，而且令人感到不安。
不過，不安歸不安，雖然他認識到超富階層的趨勢可能對美國現行社會造成傷害，但沙立文卻并沒有建議采取激進的作法來使超富階層消失。他之所以采取這種態度實際是根據下述兩個原因：首先，在美國，超富階級不會輕易被指責為懶惰的貴族。他們的財富是賺取的，而不是繼承來的。其次，階級斗爭已經過時。在美國，所有曾經為入主白宮而集結勞動人民的怨恨情緒的政客都以失敗告終。第三，超富階層的出現也對社會構成有利的一面。因為加入超富階層一向是中產階級所追求的目標，巨富的人數越多，我們其他人加入他們行列的可能性就越大。
客觀地說，對于財富的追求和討論來說，人們很難回避其中確實存在一個立場的問題。同樣面對財富問題，如果站在兩個極端上來看待這一問題，恐怕都難以得出對社會發展有利的結果。事實上，現實中面對此問題之際，市場經濟國家以及對社會發展的看重，都使得人們傾向于著重于社會進步，而站在中間立場，也就是站在中產階級立場來看待財富問題。
讓超富階層“消失”也許是最容易的作法，但它的弊病也是明顯的，在中國歷史上，過去曾經早已實踐過類似的作法，但造成的后果卻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部分恢復。從改革開放以來，無數人的心血和努力，使得中國剛剛擁有了些財富基礎，資本世界的目光也剛剛開始聚焦到中國，有關“世界工廠”等代表未來財富的概念也僅僅是個開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如果突然再次“回頭看”，試圖重新考慮“消失”的作法，肯定不是理智的。在“查稅風暴”興起的時候，人們再次關注如何對待財富問題之際，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小問題，這關系到中國的未來，關系到中國中產階級對未來財富的追求。
面對財富，著急是沒有用的，這是個需要時間才能解決的問題。那種窮則宜窮，富者恒富的觀點并不是能站得住腳的，財富總是與社會的發展周期有關，與時間有關。在美國，赫德森研究所的數據表明，美國中等家族的財富已經由5.7萬美元增加到了7.3萬美元。在中國，我們生活水平所發生的變化，每一個人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當然，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弱勢群體的問題，在中國，這個問題完全有可能更加突出，因為中國畢竟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而面對這樣的問題，回到過去是沒有前途的，革掉富人的命，那點財富也根本不夠分配，我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朝向未來，通過正確的發展之道來解決問題。
事實上，面對財富，安德魯·沙立文在《星期日泰晤士報》提供了一種選擇：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團結統一的中產階級來決定整個社會的基調和道德標準，就很容易出現分裂和動蕩。他的建議是，贊美慈善家；羞辱吝嗇鬼。應該說，這是現實的作法。(作者為安邦集團研究總部策略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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