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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人：鐘偉
預測未來20年的中國經濟或許是一種冒險，但作為支撐中國經濟的主體人群的企業家們應該有這種膽識
從1982年開始，繁榮走近中國，這種繁榮之基石有二，一曰重民生；二曰不爭論。
過去20年中國并非不存在爭論，但民生的改善有力地抑制了爭論的蔓延；而未來20年中國各種不穩定因素的策源之地，恐怕恰恰在于作為推動改革的改革者，即政府自身，變成了最棘手而緊迫的被改革的對象。這時政府進行自身管理體制的整飭時，尤其需要以民心為心的善治。
20年能否攀上經濟高峰
未來中國經濟整體走強無疑為中國企業創造了一個得天獨厚的生長空間
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會同中央電視臺《中國財經報道》，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五年內的心態作了調查，結果59.5%的被訪者相信未來五年他們的生活將更好，38.5%的被訪者預測自己或家庭的生活質量與現在基本相當，僅有2%預測生活會差強人意。高達91.5%的被訪者相信未來五年，他們將享受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務。
中國社會洋溢著自信。中國的經濟學家就未來20年的中國經濟做了種種預測，林毅夫教授認為，美國“能長期維持3%的增長速度已經是相當不錯，而中國經濟則可以再維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長。
李京文教授等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0-2010年，經濟增長保持平均8%的高速度；第二階段是2010-2030年，經濟增長保持在平均6%的水平；第三階段是2030-2050年，經濟增長維持在平均4%-5%的水平上，2020年中國經濟規模和實力均將邁入世界前列。
王小魯博士的分析結論是：從2001-2020年的20年間中國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6.4%，其中，2001-2010年為6.58%，2011-2020年為6.22%。
解三明博士等的研究結論則是：在“十五”期間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在7.5%左右，而2006-2015年間，可維持7%或略高的經濟增長。
外國學者甚至比我們更樂觀。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其《世界經濟：歷史與未來》中這樣描述：在整體作為現代化的遲到者的亞洲，日本作為第一航班已飛上云霄；亞洲“四小龍”作為第二航班緊隨其后；中國則已經登上了21世紀的新航班，它將開辟新的航線，并且一飛沖天。
中國也有不少經濟學家在盤算何時我們算是邁進了“現代化”的門檻，據說東南沿海6-7年就足夠了。
甚至有人還預測中國何時能夠趕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據說按購買力評價計算，1987年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23%，到1995年上升為52%，2000年為60.6%，進而在2015年左右超過美國。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更認為目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達到6萬億美元，按此推論，中國GDP在20年內將超過美國。
即使按名義GDP計算，假定目前中國和美國的GDP分別為1萬億美元和9萬億美元，增速分別為8%和3%，則中國GDP大約在47年后趕上并超過美國。
我們可以做粗略的推算，假定中國經濟維持在7%-8%的增速。則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00年，按匯率法計算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0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六位。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3.4%，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9%，日本的23.1%，德國的57.8%，英國的76.4%，法國的84.0%。顯而易見的結果是：中國以趕超者的姿態，將于2005年超過法國，2006年超過英國，2012年超過德國，或者說，中國經濟將在未來20年排在美、日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中國足夠幸運，則在本世紀中葉，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在本世紀內超過美國則困難重重。
中國真的將在21世紀初期或至遲到中葉重新回到鼎盛的巔峰嗎？
就業、城鄉、腐敗、金融等重重我們所羅列的不穩定因素，正使得中國未來20年必須付出更為艱巨的努力。
我們所列舉的中國經濟規模未來發展的不同結論，以及中國已享有的繁榮不應影響我們對中國目前所處發展階段的清醒認識，從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關鍵指標——人均GDP來看，中國仍處于非常低的水平。1999年中國人均GDP僅為780美元，排在世界第140位，是世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是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3%，是美國的2.5%。
中國經濟僅僅是剛剛擺脫赤貧，其未來之路任重道遠。中國是一個奇妙的混合體，如果我們僅僅看到大都市的繁華，而沒有看到包裹在薄薄的現代化外殼之內的種種不和諧，那么就產生誤讀。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如何為數億人提供賴以生存的飯碗？這將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但卻必須完成的任務，企業在此方面大有可為
要保證繁榮不離我們而去，需要我們不對改革虛與委蛇。如果說翻兩番和不爭論使得我們成功地回避了問題，而今的改革則需要我們直面問題。限于篇幅，我們無法詳細闡述我們對未來中國20年經濟發展的詳細思路，也未能對在第二部分列舉的全部問題進行解構和重構，在此我們只提出若干論綱性的初步探討。
對于過去20年來我們所堅持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能夠完整地將其蘊意表達出來的人已經越來越少，初期階段論和不爭論論的無窮彈性，幾乎將任何涉及本原問題的探討以暫時擱置的智慧兼收并包。
所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過去20年中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恰恰在于政府順民意而為。而從1997年以來，中國的改革明顯步履蹣跚，經濟發展的上半身和政府改革的下半身開始割裂，造成這種割裂恰恰反映出：需要進行深刻改革的，恰恰是當初推動或順從民眾改革呼聲的政府體制自身。
我們認為，未來20年，中國需要超越翻兩番這樣的民生目標，民生的不斷改善必然涉及到民權，如果說以不爭論改善民生是“授人以魚”，那么以重新清理改革思路就是“授人以漁”。一言以蔽之，就是未來20年的中國，必須確立一個戰略中心，即政府以追求充分就業為中心；而戰略手段則是兩個基本點：一曰保障公民的產權；二曰保障公民的教育權。為什么必須以充分就業為中心？如前文所述，中國未來15-20年，宏觀經濟始終運行在強大的就業壓力面前，當然，創造就業必然需要以經濟增長為基礎，但之所以需要拋棄經濟增長是七還是八的高度脆弱心態，恰恰在于如果政府單純地以增長為目標，那么就會出現為保增長涸澤而漁，損害企業和民眾利益的現象，如果以追求充分就業為目標，才能消除最為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產權保護有利于企業生長
現代政府的財源幾乎全部來自于稅收和舉債，而稅債的源泉就是私人部門的產出
為什么必須保障產權？保障產權其實就在于保障民權。中國經濟改革20年，乃至中國革命本身的意義，就在于逐步消除無產者，而非制造龐大的無產群體，否則無產階級當初就沒有必要通過流血犧牲來擺脫自身悲慘的無產狀態。
為什么必須保障產權？保障產權其實就在于改革政府，理想狀態下的政府除了提供合法暴力并不生產任何東西，現代文明政府其實也僅僅提供少量的公共產品，但政府的財源，幾乎全部來自于稅收和舉債，而稅債的源泉就是私人部門的產出。
如果不保障企業和民眾的產權，那么除非強取豪奪，政府的財源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脫離了產權保護，那么一切就將如當年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逐漸為不服從者不得食所取代。
改革20年，我們保障了產權了嗎？恐怕這一環有意無意地缺失了。以農民為例分析，為中國經濟做出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沒有任何理由能夠解釋為什么在城市已經高度文明和現代化的今天，中國農民仍然難以成為擁有“公民”的各種權利和義務的群體。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收入，各類“不合理負擔收費”及收取者都在各自冠冕堂皇理由的掩護下隨意對農民收入進行再分配。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國民，只須依法納稅，從未聽說有過“減輕市民負擔”一說，我們甚至不敢正視農民連最基本的財產所有權都得不到保障這樣一個難于難以置信的的事實。
以私營企業為例，中國私營經濟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零起點開始，在傳統體制的縫隙中和遠離主流社會的沉寂中頑強地生長起來。目前中國經濟已形成了國有、三資和私營經濟三足鼎立的態勢。私營經濟產值過萬億，近年來下崗工人中的一半為私營企業所吸收，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和社會穩定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但私有產權的合法性是否已經厘清了呢？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提出“私營經濟”的概念，確立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私營經濟取得合法地位；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非公有制經濟由補充地位提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追根溯源，公有產權是神圣的，私有產權是否是不可侵犯的尚未明示，所有制崇拜仍然是百足之蟲。
今后20年，我們還能回避產權嗎？如果我們延續公有制是神圣的就意味著必須影射私有制是邪惡的這樣難以理喻的恐怖思維，如果我們認為對非國有企業和個人的產權可以置之不理，那么一切產權都只能是國有的了，那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在默許或縱容政府擁有并支配一切社會財富了！因此，實際上不保障產權，中國就不存在擁有權利和義務的公民，而只能存在草民和臣民；不保障產權，中國就不存在政府改革的壓力和動力，而只會使得國有經濟繼續依附甚至寄生在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之上。
今后20年，我們如何保障產權？恐怕需要重申憲法的尊嚴，重申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門以外，各部委以法規自我授權自我膨脹必須廢止，黨派紅頭文件超越法律亦必須廢止。
而《物權法》、《民法典》等則不能一拖在拖。中國的經濟立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長足進展，民法、刑法、公司法、專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漸恢復到民國三十年代的水平。中國參加WTO的談判過程使中國政府不能不認真考慮對滿足模糊面紗原則的游戲規則作出可信承諾。
WTO規則要求非歧視，司法獨立，第三者仲裁，游戲規則透明，穩定，公平，可信。如果未來20年中國的立法過程仍太封閉、太草率，不充分辯論，那么中國就可能陷入到過分立法，立惡法，甚至不重視憲法司法。
教育權彌足珍貴
教育問題的解決某種程度上需要民營力量
為什么必須保障教育權？恰恰在于基礎教育投入不足，是導致農村日漸貧困、失業日甚一日的根源，甚至是中國始終不能成為強國的根源。高素質的國民隊伍，對中國經濟而言，絕對是極其昂貴的財富。
人們總是驚訝德國、日本在“二戰”后經濟能夠迅速得以恢復，卻可能忽視了戰爭摧垮了他們的物質財富，但高素質的國民仍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讓國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恐怕需要耗費2.5萬億，要讓國民整體達到高中畢業的水平，按目前的教育投入，恐怕至少需要25年！、若現代中國出現武訓這樣的義舉時，通常是社會對教育的不義。
早在1987年中國就制訂了義務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臺教育法，令人困惑的是至今教育經費仍然嚴重入不敷出。對于一個人均GDP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國家，無疑教育易經費的投入應該集中在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方面，這也是韓國、新加坡等國人力資源水準得以急劇提高的成功之處。我們的測算表明，在中、小學和幼兒園，不是由國家財政撥付的經費比重分別為69%、76%、60%。從教育經費的投入方面來看，的確呈現出某種重視中小學教育的傾向，但從小學到高等教育累計達600多億的資金缺口仍然顯而易見。
目前普通中學在校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為1400元；小學生人均經費約為660元；幼兒園人均經費約為166元。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的農村地區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基層教育經費仍然缺乏可靠的來源渠道，結果縣鄉以下不得不通過各種名目繁多的費用來補充教育經費的不足。
估計目前農業稅費中，約有一半行使著“教育經費”的職能。目前90%的農村家庭年人均大宗消費支出在500元以下，9年義務教育收費的無節制膨脹，可能越來越嚴重地剝奪貧困家庭受教育的權利。
人們不能不問：義務教育到底是不是僅僅為做家長的義務？政府的義務體現在哪里？是否應該給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以更大的關注？出路有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依據貧困線劃定實施真正免費的義務教育地域范圍，把九年制義務教育切實普及起來。九年義務教育由中央全額承擔，高中階段教育由地方承擔。建議由中央財政從中央、省、市、縣各級企業收取的增值稅中，按照不同比例依次返還所在縣，全額上繳的消費稅也依照上述比例返還上繳縣，用于補償九年義務教育經費的缺口；或者由中央財政每年拿出相當資金，按西部省區全額補差、中部省區多額補差、東部省區少額補差的原則增加財政轉移支付，作為九年義務教育專項開支。二是財政有能力發那么多國債搞項目，給公務員加薪，能不能發行一些教育國債，所籌措資金全部注入農村基礎和職業教育？脫離了保障公民的教育權談論解決失業問題，乃至世界工廠問題，無異于緣木求魚。
警惕權貴主義
企業家要擺脫走“紅頂商人”之路
漸進改革積累下來的種種問題，使得中國經濟像一列渾身病痛的列車，如果走得太慢，那么全球化的風吹雨淋將使得它逐漸銹蝕，中國將徹底喪失復興的機會；如果走得太快，那么各種積累的弊病隨時有可能發作出來，造成車毀人亡的慘劇。
因此，在我們看來，慢吞吞地回避改革，甚至不敢深化20年來已進行到攻堅階段的改革，其實就是坐以待斃；而激進地改革，則不僅難以消除舊病，更可能誘發威脅繁榮的種種不穩定因素的總爆發。回避或激進改革的成本，都是中國社會難以承受的，因此中國只能走可支付成本的改革，即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此速度使得引發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都在暫時可以控制的范圍之內，然后以增量改革來逐步化解舊體制中重重的存量積弊，中國社會經濟這列車，是在邊前行中邊零星地修復或者更換已經銹蝕的部件，使得社會整個承受力上升，中國也才能向前走得更快更穩健。
未來中國，需要不回避、不激進、不停步的水滴石穿的可支付成本的改革。
可支付成本的改革意味著我們應該警惕權貴主義的登臺亮相。目前我們試圖以加速開放來回避必須進行的關鍵性體制改革，似乎開放就能帶來增長，而事實上，開放并不一定帶來未來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開放和繁榮之間存在“驚險的一躍”，如果只談開放不談改革，只談國際慣例而不談政府自身的改革，那么危險就出現了。
危險之一就是回避改革，和握有權力的官員和外國洋資本結合，產生權貴主義，中國社會生活將急劇拉美化。危險之二就是政府權力失控，社會黑惡勢力泛濫，如同前蘇聯巨變所經歷的磨難那樣，中國社會生活將急劇西西里化。
今后20年中國經濟權貴化的危險的確存在。一個世紀以前的《子夜》和其主人公吳蓀甫，吳曾巧妙周旋于貪得無厭的權貴、財大氣粗的洋買辦和窮困潦倒的工人之間，在外有外國大資本大企業的虎視眈眈，內有被買通的本國大官僚、大權貴的鮮廉寡恥下，都瀕臨倒閉，而吳蓀甫的工廠仍然苦苦求生著。如恩格斯所說：“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造成了悲劇。”子夜中的吳蓀甫無論曾經怎樣的顯赫和掙扎，最終在在外國大資本、大企業勾結買辦資產階級的扼殺中，悲慘到死無葬身之地！現在看來，缺乏制衡的權力并不必然致力于創造一個平等的商業環境，相反，將手中的權力和外國大資本結合既隱秘又獲利豐厚，官僚階層的親屬子女剎那間搖身一變而為權貴階層，化公為私，登堂入室，無疑比和微薄的、帶著土氣的民間資本來協商要安全而體面得多。因有權勢而有錢財，比因有錢財而有權勢更為危險得多，民眾支付不起權貴們的貪婪，無論何時，我們始終不能不警惕權貴資本家階層的悄然登臺。
建立穩定機制
中國迫切需要的是普遍照顧到全社會孤寡老弱病殘的社會救濟體系，企業有著更深的社會責任
可支付成本的改革意味著必須具有行“大赦天下”的勇氣。我們承認未來20年，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已經承受巨大風險，所以難以出現“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美景。
20多年來計劃經濟中殘余的老體系得到了市場經濟中成長的新體系的“輸血”滋潤，新體系付出少量“失血”的代價換得更廣泛的成長空間，此消彼長保證了改革始終具有前行的推動力。但經濟增長放緩使中國經濟未來的不確定大大增加。
我們的估算表明，中國“國富”的負債方總計約為12.8萬億人民幣。大約為中國GDP的140%。而“國富”的資產方總計約9萬億左右，總體上，“國富”帳戶已是資不抵債的。
當然,國富帳戶出現赤字并不意味著國家信用立即受到挑戰，國家信用續存的基礎在于其能夠維持國民收支帳戶的平衡即可，尤其在財政收入較為寬裕時，政府能夠感受到的現實壓力可能更小。
就2002年的情況來看，最終決算赤字大大超過3098億已成定局，未來20年政府在財政、貨幣方面的余地都在縮小。
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已經延續了20年的漸進改革，使從經濟體制改革中分得較多利益的階層既有權力又有“原罪”，要清算或者追溯幾乎是不現實的，這就需要我們有大赦天下的勇氣。
如果在已有的存量問題上糾纏不清，是以暴露歷史舊帳的“扒糞”，既得利益階層不可能不抵抗繳利放權的任何改革方案；著眼于未來的增量上，明晰分配規則，是促使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陽光化”。
大赦天下其實是自救和自赦，也是自新和自強。對于既得利益階層，只有向前挪動，自己才有可能全身而退；對于新興改革階層，只有不計較贖買，才能夠從重重困境中擺脫出來，推進中國未競的改革大計。
民眾支付不起對前20年種種“原罪”的清洗，在未來20年間深化改革阻力重重時，有勇氣抓時機，順大勢，與時移者，也許就可能是載入史冊的“圣之時者也”。
可支付成本還意味著我們必須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持更為慎重的態度。為了緩沖嚴峻的就業壓力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目前政府使用“兩個確保”和“三條保障線”。
所謂“兩個確保”，一是要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二是要確保離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
至于“三條保障線”，則是指除了對下崗者提供“基本生活費”及對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之外，如果失業超過兩年仍未找到工作者，則可以申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這樣的社會保障體系，注定了主要是覆蓋城市而非農村，幾乎勢必導致城鄉之間高墻更高。
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民眾支付不起一個官營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濟體系的資金要用好、用善、用到所急需的地方。
未來三年最看好的六個行業
1 電子及通訊品產品制造業
理由:國家已經將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作為未來5年—10年的中心任務之一，這將為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帶來難得的機遇和動力
年均增長速度25%以上
2 汽車工業
理由:一方面“十五”期間國民經濟發展要求交通運輸業以更快的速度增長，會對載貨汽車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轎車進入家庭消費后，市場需求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年均增長速度13%以上
3 建筑與房地產業
理由:一方面以三峽工程為代表的一大批能源、交通、原材料、水利等國家重點骨干工程和跨世紀工程的興建，將繼續拉動建筑業快速增長。另一方面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熱點將轉到改善居住條件上
年均增長速度5%以上
4 電信服務業
理由:該行業增長的根本動因與電子及通訊產品制造業基本相似
年均增長速度25%以上
5 機械工業
理由:機械工業是國民經濟的裝備工業，是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現代生產手段的惟一部門，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擴張和發展都要求機械工業提供相應的設備作為中間投入，并要求機械工業在一定程度上超前發展
年均增長速度2%以上
6 旅游業
理由: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會推動國內旅游需求以更高的速度增長，另一方面隨著世界經濟貿易的進一步回升，國際客源將進一步增長；其次，我國旅游資源的開發有很大潛力
年均增長速度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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