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虞立琪
“我現在的理想可能有點大，那就是大同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發展、互相尊重，個體獨立、自由”
這是一個公布在網上的山西某項民間扶貧捐助活動的聯系方法：“北京三里河南沙溝 ×號；電話(010)6852××××。”
這個已經持續了9年的項目迄今為止收到的近20萬款項，幾乎都和這個聯系電話有關。如果循址找去，會來到位于北京釣魚臺國賓館附近一片守衛嚴格的“部長樓”——一棟紅樓里的一套寬敞而簡單的私人住所。
每間屋子因為都堆放著書架和散亂的書而略顯擁擠，客廳中央擺放著那部“熱線”電話，墻上掛著主人的照片和獎狀，鋼琴旁放著73歲的主人和銀發妻子笑容滿面的合照。
事實上，男主人的身影更多的時候是以“單人照”的形式出現，作為著名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者之一和法人代表，茅于軾，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走到哪里都是焦點。
“神通廣大”的“茅老”
在網上公布聯系地址和電話，是山西臨縣湍水頭鎮龍水頭村的民辦小額貸款扶貧項目的一部分。項目直接承辦人、這個村的民辦教師雒玉鰲還記得，1993年的9月，茅于軾將個人現金500元和管理的想法一同托付給了自己，民辦小額貸款基金會就此出場。來自城里的年息6%的“善款”到目前接近20萬，20萬并不算多，但基本上都是茅于軾依靠他的影響力“化”來的。
9年來，龍水頭村民都知道，“遙遠的”、“神通廣大的茅老”不斷地給負責管理基金會的雒玉鰲寫信(每兩周或更短時間一次)，信里有時指導基金會的工作，有時告訴大家一些像為什么女孩子應該讀書這樣的“新說法”，還有的時候，他會給村學校的孩子們寄小報和各種參考資料。茅于軾的每封信，龍水頭村民識字的自己看，不識字的雒玉鰲念給他們聽。“文明、信用、管理、平等”這些字眼就這樣滲透進了這個偏僻的山村。農民們到這個基金會貸款不需要抵押和擔保，扶貧貸款年息12%。9年來，基金會共貸款500次以上，還貸率達到98%。而為了鼓勵教育，在基金里，教育貸款是無息發放的。
小額貸款尚待“準生牌”
實際上，早在1993年以前，茅于軾就已經把研究的眼光投到農村。“兩個半農民養活一個城市人，中國農民不脫貧，中國人怎么能共同走向富裕？”這是茅于軾最樸素的想法。
那么如何達到“縮小城鄉差別，緩解社會矛盾”的目的？茅于軾和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的首席經濟學家湯敏拿出了“小額貸款基金”解決方案，并付于行動。“這是道義。”茅于軾一再強調說。
今年6月，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表示了他對這一扶貧效果的深刻印象和濃厚興趣。并透露他已經要求世行北京辦事處和茅于軾探討合作方式。
盡管基金會現在不斷發展，然而在政策面上，它仍然屬于“非法集資”，在限停的范圍。
“我們現在是扶貧性質，所以社會上還是一片叫好聲。”但作為經濟學家，茅于軾顯然更關心推廣的價值和途徑。“哪怕與扶貧毫無關系，單從經濟方面講，這件事也有3個好處，第一是老百姓能借到錢；第二是投資者通過利息能賺錢；第三是投資者要交所得稅，國家能收到錢。而是牽涉到私人辦銀行的嘗試了。”
“如果這條路可行、能賺錢，就會有更多的人來做，這樣受益的最終是老百姓。”茅于軾談起這個話題顯出一絲激動。他和他的助手現在正在做關于小額貸款研究的課題，準備在半年后提出一套可行方案。“我希望，我們能為推動相關政策出臺出一些力。”茅于軾說。
“著書是為了增加糾錯功能”
在茅于軾看來，“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村問題。”1999年，茅于軾和朋友們開始著名的“天村”實驗，即村民自治試驗，這是他們“以穩健的方式改革，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推動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轉變的思路”的部分實踐。今年，還是和湯敏一起，茅于軾開辦了北京富平保姆培訓學校，讓農民通過有效途徑進入城市，學校實行的是學校貸款給學生上學、等工作后再歸還學費的辦法。按照茅于軾與湯敏的設想，如果這個學校辦成功了，還可以和一些愿意合作的企業家一起把它推廣，比如通過連鎖或特許經營的方式，把這種商業運作模式繼續擴大到全國。7月，茅于軾為此專門飛到以保姆著稱的安徽和當地扶貧辦接洽。
但茅于軾承認：“現在人們對此了解不夠，連續6期招生效果都不好。”不管做的這些事如何被人廣為稱道，按照自己的最優化原則，茅于軾還是認為：“我最大價值是在寫作上”。他希望的是，通過自己的筆來普及經濟學。“如果研究諸多歷史經驗以及事物背后的經濟規律，不僅現在大部分錯誤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且人們可以做得更好。”他的書和文章就是為了增加人們的“糾錯功能”，告訴讀者普通的中國人該如何致富，如何有一個好的道德前景，“這是一種更大的社會效益”。
與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茅于軾近年寫的大多是幾千字的經濟隨筆，以達到他“淺顯、科普”的目的。而茅于軾最希望的是政府官員能看到自己的書，“因為他們影響中國的發展”。還有就是學生，“他們有可能是以后的政府官員。”
“我在北京的大學全部做過講座。北大、人大每年去4、5次。學生組織邀請我，我就會去。”茅于軾認真地說，“這是第一位的。”
實際上，茅于軾“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所有事情的過程中，如他的同事，著名經濟學家盛洪所說：“他誠實、守信用，這些字眼似乎很平常，但在今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實行的。”所以，茅于軾“能和所有的人合作得很好”，身邊聚集起了一批共同做事的人。
這種想法顯然遠不止盛洪才有。張五常談到茅于軾時曾經說：“茅于軾年過70，還在做事，這是很難的，很了不起的。金錢方面他沒有什么獲得，還在做，所以我很佩服”。
張五常排他“做第一”
實際上，在談到中國經濟學家排名時，張五常還對媒體說過：“(如果)我排第二？茅于軾，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沒有問題的。”就是這位張五常口中“排第一”的人，其實最初學的并不是經濟。茅于軾的父親茅以新是鐵路機械工程師，伯父茅以升是橋梁專家，他自己則是學機械制造。
1975年，茅于軾開始研究經濟學。“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當時我的理想是讓中國擺脫貧困，富強起來”茅于軾說，“我發現，中國更需要經濟學。”
到1993年，茅于軾從社科院退休的時候，已經寫了很多經濟學著作。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朋友一起創辦了如今享有盛名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現在天則旗下不僅聚集了張曙光、盛洪、汪丁丁等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而且“已經走出了一條民間開展學術研究的道路”。茅于軾介紹，目前天則的一些課題是跟國家體制研究有關的。
目前，茅于軾不僅堅持天則所的工作，同時還寫書、寫文章、講演、參加討論、做顧問……他記錄行程的小本上寫得密密麻麻，每周出差至少兩次，每天6點半起床，工作十幾個小時。
就是這樣，茅于軾仍然感到時間不夠。“現在我的想法又比以前更進一步了，我希望世界大同，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發展、互相尊重，個體獨立、自由。”在茅于軾看來，在每個人都從自己做起、遵從道德的基礎上，這是能夠實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