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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
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
文/南開大學李建標
翻閱了胡鞍鋼的大部分文論(筆者沒有全部看完胡鞍鋼的所有文論，有的仔細讀了，有的只是瀏覽)，總體上看，胡鞍鋼的研究大綱屬于規范式的問題導向研究。胡鞍鋼選擇的都是一些大問題，在胡鞍鋼的文論中，標題帶有“中國”二字的大概占90%，像《中國：走向21世紀》、《中國經濟波動報告》、《挑戰中國》等等。盡管他的研究，在總體上都可以歸類為有關中國國情和未來發展方向的“大問題”，但仍然讓人感到隨機性很強，不具備理論上的邏輯一貫性。
胡鞍鋼研究問題的基本思路和范式一般是這樣的：提出一個很大的題目，跟著拋出一大堆數據(有些不告訴你來源，也許需要保密)，最后羅列一些似曾相識的建議。這樣的研究也許很對政府官員的脾胃，如若不然，為什么胡鞍鋼的建議屢屢被政府部門采納。胡鞍鋼對此的解釋是，經濟學家的貢獻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理論上具有原創性，一類是積極參與到社會經濟的變革之中，而他屬于后者。
錢穎一教授在《理解現代經濟》一文中提到他在哈佛大學做博士生時，韋茨曼教授曾問他，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有經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究竟有什么區別?韋茨曼教授問這個問題是從與蘇聯經濟學家交往中有感而發的。后來，韋茨曼的回答是，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其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
錢穎一認為，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接受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訓練，是從這三個方面入手的。
學者的方法論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種方法論上的東西會深深地打上文化信念的烙印。我國學者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中式文化的長期浸潤之下，大多數都自然而然地具有著一種“舍我其誰”的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這種潛意識下的行為邏輯就是非常高尚的“人民”范式，動輒就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胡鞍鋼有過北大荒“老插”和華北地質隊務工的經歷，估計過去的那些思想曾經影響過他。胡鞍鋼的人民情節很重，這在他文論的字里行間中經常出現，2002年4月2日他在給筆者的一個E—mail回信中也寫道：“……只是一心做學問為人民做學問”。在筆者看來，這種“人民”范式，對于經歷豐富的學者也許是肺腑之言，但如果用諸于經濟學的正規研究，卻有著致命的缺陷。經濟學家若將這一范式作為自己的理性信仰，那么他所有的分析就不可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了。
在筆者看來，正是由于這種“人民情節”、“人民范式”的存在，胡鞍鋼的工作，更像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方法論角度)，而不像是經濟學。相對來說，在效率和公平之間，經濟學家更看重前者，而社會學家更注重后者。胡鞍鋼非常關注弱勢群體，強調公平，他的政策主張強調對弱勢群體的傾斜，很少考慮這種傾斜的相對效率及其補償問題。筆者認為，正是這種價值取向，才使得胡氏在一些重大經濟問題上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結論。
筆者在對胡鞍鋼的觀點和理念進行梳理時，有這樣一個總體的印象(可能非常片面)，他的研究粗看還行，有些道理，一些政策建議也不乏創造性火花，在實證研究和數據調查上下過一些功夫。但若將這些東西放在比較嚴格的現代經濟學框架下來看，就不免顯得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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