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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鄭作時
在中國，富人應該怎么做？先人傳下來的所有告誡可以用一個成語來總結：“財不露白”。
在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一位經濟學家在私營企業的大本營浙江溫州做報告時， 還用這樣的話來形容那里的中小企業家：“他們做企業的最大樂趣是晚上兩口子關起門來偷偷數錢。”
這種習慣源遠流長。因為在五千年文化中，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個人的財產權利幾乎從來沒有得到過確認。而今天，剛剛有了一些勇氣把自己的財富公之于眾的企業家們，都掂量到那句老話的分量。
“情形已經有了一些變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福布斯》上榜富豪向本刊記者吐露擔憂：“已經不僅僅是稅的問題，我自己也感到有些緊張。在一些媒體的推動下，總理關于富人上稅的勸喻，在某種程度上已演變成為社會上對富人的敵意。”
而在某些地方，所有開奔馳車的車主的資料已經從車輛管理所報到稅務局，這些人將被重新審視。一名已經交了錢準備買寶馬的私人老板，聞知此訊改買了一部帕薩特V6。他說：“有些事是很難說的，像我們做工程的，對方給你錢，你開發票，這沒有問題。但是，你去采購那么多磚頭，木頭，水啊電啊，批發市場上很多是沒有發票的，這怎么辦？”
在不少富人匆匆忙忙申明“自身清白”時，也許還有些富人想的是“找個安心的地方”。而假如那個地方不是我們腳下這塊土地，我們將面對雙重的流失—稅收，還有企業家的創富動力。
富人的個稅
富人個稅問題引起重視的過程，各家媒體都已經有了連篇累牘的報道。但是富人們為什么在很長時間內存心不要工資、不交個人所得稅？大部分報道卻基本上語焉不詳。
懂一點財務的讀者大概都會知道“企業招待費”這一名目，這個科目屬于企業管理費用之下，根據企業所在的行業，稅務部門會給一個招待費比例，計算基數基本上是企業的銷售額。這就意味著，企業銷售額到了一個水平后，就可以相應地在稅前報銷一定的交際費用。相對來說，這個科目的報銷范圍比較寬，多種費用都可以報銷。富人可以不要工資的一大部分原因，就在這里。因為企業是他們自己的，所以企業主把自己的日常費用都通過這個項目報銷了。
但這里有一個問題，如果說富人們可以通過這個科目，把一些實際上不是企業花費的費用報到該科目下，那就說明稅務部門擬定的招待費比例太高。如果簡單一點看，把這一稅前列支的費用比例降下來就可以了。
其實不成—“因為相應行業中還有國有企業，他們公款花費的手筆比起私有企業來說要大得多。在很多國有企業，招待費支出往往不夠用，還要到差旅費科目中去想辦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很少有私營企業主會把可用范圍內的招待費空置。于是不僅個人開支，只要是挨得上邊的支出，都被私企列入了這個項目之下。
另外還有房子和車子。如果有自己的公司，這些也可列入公司的固定資產，也就是說，私企老板們住的房子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其公司的“福利房”。對于這一點，記者接觸到的私營企業主都認為是職務行為。國企可以為領導配車配房，私企為什么就不可以？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私營企業主發現自己其實并不需要“工資”，所以給自己發低工資，以逃避個人所得稅。
“當總理關于個人所得稅的勸告出現在大眾媒體上的時候，很多上榜富人都采取了相應的動作，比如說尹明善和劉永好都開始為自己發工資，我們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記者采訪的一位富豪說，“但使我感到不公平的是，如果說是個人消費與企業消費相混淆的話，為什么沒有人來管管國企？為什么沒有人來管管政府官員？從消費來說，國企領導的職務消費行為比私企企業主厲害得多。一個銷售額只有幾百萬元的企業的國企領導，一個月能在家吃幾次飯就不錯了。”
法制的漏洞
個人所得稅風波的形成亦有其社會根本原因。
從個人所得稅稅種實行以來，占國家稅收總量的比例一直偏低，雖然這幾年一直有20%以上的增長幅度，在整個國家稅收的構成中只占0.6%。之所以在2002年個人所得稅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新華社有一條消息是最好的注腳。消息說，今年以來，由于在進口關稅等稅種上國家采取了減讓政策，稅收增幅較去年有很大的下降，去年同期較前年的增幅是27%，而今年增幅只有10%。另一方面，國家積極財政政策在今年還是推進經濟狀況進一步上升的主要動力，所以進一步開辟稅源事關重大。正如總理所言：“都不交稅，國家哪有錢，怎么辦事業呢？”
在這場富人納稅的風波中，人們的主要關注對象有二，一是《福布斯》的上榜富豪，一是演藝圈內的大腕明星。而這正反映出目前中國稅務體系在個人所得稅上的薄弱。從在北京、浙江和廣東已經開始實行的對高收入人群實行監控的情況來看，大部分受控者無非是前述兩種人群的延伸。而這些人群大部分采取的，都是類似擦邊球的避稅行為。實際上，在應稅人群中，這兩類人應該是比較透明的，頑固如劉曉慶者，采取法律行動也相對容易。但從真正意義上的開辟稅源來說，大頭并不在這里。
從較富裕的江浙粵地區看，真正構成個人所得稅“應稅未稅”人群中堅的，是大批的中小工商業者。富豪們可采取的避稅手法他們都采用，同時，因為他們沒有引起媒體和大眾的注意，財務上可采用的手法也更多樣。相比而言，富豪和大腕們因為浮在水面上，透明度要高得多，所以除了避稅，不合法手段如假賬就會較少使用。
必須指出的是，在個人所得稅問題上，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是造成今天被動局面的根本原因。把目標對準富人，僅是一個非常膚淺的理解，中國改革已經到了今天，社會已經完全進入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如果再簡單地對避稅的富人實行道德批判，會是什么一個結果？其實個人所得稅0.6%的比例已經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蒼白的批評
與執法的單薄相比，媒體對富人的批評更顯得蒼白。一位私營企業主說：“(媒體)說得好聽，換個位置，他們會怎么辦？”
與這種批判相對應的是，很多企業對記者試圖了解其稅收情況的采訪要求避之唯恐不及。記者遍詢相關資料，在此次富人上稅的風波中，主動出來說明納稅情況的，只有正泰集團總裁南存輝一人。
是其余所有的私營企業在稅收上都有問題嗎？當不至于。前面那位不愿具名的富豪接下來的話可能是一種代表性說法：“別說了，越說越糊涂。真的不行了，大不了我再回去戴頂紅帽子，把企業交給國家總可以了吧。”
令人擔憂的是，這次“富人上稅”的風波，在媒體的推動下，社會有可能形成新一波的“仇富心理”。幾年以來，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使全社會都受益的改革措施已經越來越少，改革利益受損集團已經出現。在這種情況下，仇富心理稍經催化即可形成。
但另一方面，在《福布斯》排行榜中的相當一批民營企業家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財富。之所以這幾年來民營企業在各個行業都經營得風生水起，一個公認原因是民營機制優勢—用更少的社會資源，產生出更大的社會財富。這是民營企業從政策、資金、人力資源等種種不利因素的夾縫里脫殼而出的主要因素。在入世背景下，經過中國市場嚴酷考驗的他們構成了中國在全球競爭中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他們放棄了經營，退回到個體戶、甚至是食利族的水平上去的話，將會是全社會的悲哀。
財富與安全感
不可否認，目前個人所得稅確實是只能管住工薪階層而管不住企業主，如果加上農民所交的農業稅，一個收入越低、交稅越重的逆增體系已經存在。但是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困難并不是一個新話題，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
一定要去判斷一個私營企業買一部車是公用還是私用，判斷一個老板應該給自己發多少工資，或者說他的這頓飯是交際需要還是自己享受—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恐怕除了增加社會的仇富心理之外，對國家的稅收并無多少好處，不僅稅務體系無法承擔這樣巨大的工作，征收成本也實在是太高了。
其實國外以存款實名制和個人財產申報制度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在國內，存款實名制已經開始實行，領導干部的個人財產也已經開始申報，全社會范圍的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已經相距不遠。
當然，這將會是相當艱難的一步。困難之處在于到目前為止，與稅收相關的很多法律彈性實在太大。但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始我們對全社會財富的調節，要比今天用媒體批評和民眾敵意來迫使企業家以道德來規范自己，要有效得多，也要有力得多。
同時這也是一種公正的調節。幾年來，在企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民營企業在整個經濟中被歧視的程度已經大大減輕，但這種歧視并未完全消除，時有“平地風波”之憂。而這正是很多企業家一旦小有成就，就急于把財產轉移到海外的一個重要原因。只有實現全社會范圍內的財產透明化，才能使公正感不僅僅回到社會弱勢群體中，同時也回到雖然手握財富但卻缺少安全感的企業家心里。
“財富超過一定程度后，必然社會化，而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對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拉大，其實我們也十分不安，有恒產者有恒心嘛。有資產在運作的人最希望社會穩定，最希望得到社會各方面配合。但是人總是趨利避害，關鍵在于政府要有穩定的和公正的法律環境。違法的事情我不會去做，但如果不違法又有利可圖的事也不能做，那么企業靠什么生存？”這番話也許正是這次“富人上稅”風波中，一些富人們心態的最好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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