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改革的整個歷程，每一次重大的推進，都是與我們對現代經濟科學的認識深化有關的

　　□吳敬璉／文

　　“摸著石頭過河”常常被稱做“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戰略”。以中國改革的實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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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我認為這個論斷很值得懷疑�，F代市場制度是一種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形成的巨大而復雜的系統，要通過改革行動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內把這一系統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沒有對反映這一系統運動規律的現代經濟科學的深切把握，沒有改革行動的自覺性，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從這個觀點看，“摸著石頭過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領導人和一般參與者普遍缺乏現代經濟學知識的情況下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長期遵循這種戰略，以一種“試試碰碰”的方式進行改革，只會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而且在目標岸為何物都不十分分明的情況下，更談不上過渡到彼岸。

　　事實上，縱觀中國改革的整個歷程，每一次重大的推進，都是與我們對現代經濟科學的認識深化有關的。

　　貶低現代經濟學對我國改革意義的主要論據，是所謂“中國有自己的實際情況，西方理論不符合中國國情”。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流行過一句話：“不能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的實際”。其實從50年代中期提出“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走上比較自覺地進行的軌道，在這種觀念影響下的事態發展倒是應了凱恩斯的一句話：“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的奴隸。”(《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改革以后，長期是依照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放權讓利”、“調動積極因素”的方針進行的。在這一方針指導下的種種“行政性分權”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經濟大混亂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時暫時停止。雖然當時一些具有敏銳觀察力的經濟學家，如孫冶方對這種改革戰略提出了批評，但是即使這些先進的人們也因為缺乏現代經濟學諸如“資源的稀缺性”、“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等基本概念，并沒有能夠突破“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的思維定式，形成自己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以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始終沒能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也沒有完全摒棄“行政性分權”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過“財政分灶吃飯”，1988年推行過“財政大包干”、“外匯大包干”和“信貸額度切塊包干”等行政性分權的做法，導致了一些消極的結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經濟學的主流有了比較多的現代經濟學知識，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權”，才對這種做法可能引致的問題有了較為透徹的認識，“行政性分權”的改革思路等逐漸失去了市場。

　　在1978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的號召下，中國經濟學家開始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某些原理來分析經濟問題和提出改革主張。我們這些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十分熱心于讀P.薩繆爾遜的《經濟學》(第十版)，補現代經濟學的課。可是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我們比較熟習的，還是所謂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或“新古典綜合”的某些結論，卻往往忽視了它的假定前提。在信息的完全性、不存在交易成本等假定前提下，產權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變成無關緊要的事情。把這些簡單化的結論直接搬用到實際決策中來，就往往造成改革設計的疏漏和工作失誤。

　　以我較為熟悉的比較制度分析學科的情況而論，在那個時期，這門學科還處在“比較經濟體制”的發展階段上。它在Neoclassical的假定前提下，把計劃和市場看做與制度無關的兩種資源配置方法，以為不論制度基礎如何，都可以在計劃與市場兩者之間任意選用，甚至以為可以把市場經濟建立在國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產權制度的基礎之上。這樣，我們把世界各國的經濟畫成一張一端是純粹的計劃，另一端是純粹的市場“光譜表”，其間則是計劃的成分與市場的成分以不同配比結合在一起的各類經濟體制；而改革則可以像在超級市場上選購商品那樣，把計劃和市場放進自己的經濟體制購物籃子里。于是，許多人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看做中國改革的目標，而“有時計劃多一點，有時市場多一點”的想法和做法變得十分流行。這些，常常使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變得模糊起來；在實際的改革工作中，則表現為舉棋不定，甚至“進一步、退兩步”。

　　事實上，這時經濟學正在進行新的突破。就我個人而言，在80年代初期讀E·紐伯格和W·達菲的《比較經濟體制：從決策角度進行的研究》和在耶魯大學參加M·蒙梯亞斯教授的討論課時，已經開始感受到，當把所謂DIM問題，即決策問題、信息問題和激勵問題納入視野時，制度安排問題就變得不可回避。至于中國改革理論和政策的更大突破，還有待于80年代后期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研究成果的更多引入。愈來愈多的經濟學家掌握了20世紀最后二三十年理論經濟學發展的成果，這推動了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在制度層面的進展。從那以后，各方面經濟制度的創新，例如企業制度創新，就成為改革設計和改革實踐的中心課題。

　　當經濟學家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平臺上就重大經濟學問題取得共識，并以共同的努力來推進改革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易于獲得順利的推進。例如：

　　(1)1985年9月初由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有國際知名專家J·托賓、A·凱恩克勞斯、J·柯爾奈、W·布魯斯、O·埃明格爾等參加的“宏觀經濟改革國際討論會”(“巴山輪會議”)對于經濟制度分類、宏觀經濟管理等問題進行了高質量的討論。它為1985年10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明晰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模式，也為中國政府正確把握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科學基礎。

　　(2)1987年7月世界銀行召開的國有企業改革討論會(“釣魚臺會議”)和1994年有知名學者O·哈特、P·米爾格羅姆、R·麥金農、劉遵義、青木昌彥、N·拉迪等參加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京倫會議”)深入探討了我國企業改革的多方面問題。雖然要使人們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現代公司必須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西方通行的破產程序需要加以改進等等)并付諸實踐還需假以時日，但這些理論分析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內容和方法確立了基本的框架。

　　(3)人們公認，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觀經濟改革是改革以來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它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除了執行方面的因素，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非常扎實的理論準備，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以“巴山輪會議”為開端的對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把握，1993年由國家體改委和世界銀行共同組織、有知名專家F·莫迪里亞尼、李國鼎、劉遵義等參加的“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國際研討會”(“大連會議”)的深入討論和周密準備等。

　　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對于它的經濟學理論基礎的要求愈來愈高，我們經濟科學工作者身上的擔子也愈來愈重。這里，我對改善我國經濟學科工作提出以下建議：

　　(1)加強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根據我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課程和在上海中歐管理學院教授MBA課程的切身經驗，我國學生有一種追求“前沿”而忽視基礎的傾向，妨礙了他們對經濟學問題的深刻透徹的理解。糾正這種傾向的方法是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并在教學中強調打基礎的重要性。

　　(2)學科建設，重在形成惠風和暢、百家爭鳴的寬松氛圍和建立嚴肅、嚴謹、嚴格的學術規范。目前我國經濟學界在保證學術自由和確立學術規范這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較大的缺陷。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就很難形成經濟學領域內良性競爭局面。

　　(3)不同經歷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學者要加強交流和切磋。正像曹丕在1800年前指出過的，“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幾乎是中國由來已久的傳統，經濟學界似乎也不能避免這種影響。為了發展經濟科學和推進改革，我們必須與這種傳統決裂，形成學者之間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良好風氣。現在有的人把在海外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回國服務的人們說成是一個特殊的派別：“海龜派”，甚至用不正當的手段或明或暗地給他們貼上“為外國勢力服務”的標簽。這種種作為對于經濟學人之間的良好關系和正常學術氛圍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應當受到一切正直的經濟學家的抵制。(完)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為作者2002年4月28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現代經濟系列研討會”首屆會議上的發言，后經作者重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