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功
現在,北京已經把富翁們列進了稅收監控名單中,而各地一些被財富雜志列進富豪名單的企業家,則透露說正在遭遇到“查稅風暴”,而所有的這一切,緣由據說僅僅是某位高層的一句話。不過,仔細看看這前后所發生的事情就會明白,富翁交稅一事的背景并不簡單,雖然似乎富翁們是過于享受富翁生活了,終為“盛名所累”。
有這樣幾件事情很能說明問題。廣東增城盛產荔枝,其中極品出自名曰“西園桂綠”的百年古樹,此樹每年僅結果數十顆,甚為稀罕。于是便有人獻策為這些“珍果”舉行專場拍賣會。果不其然,一號“珍果”拍得55.5萬元的高價。上個月結束的北京車展也爆新話題,初次亮相的賓利超豪華特長轎車售價高達888萬元,但也早早貼上了“已售出”的標簽。而新近推出的上海紫園別墅售價之高同樣令人咋舌,“別墅之王”擁有室內寶齡球場和上百萬廚房設備的一幢,更是亮出1.15億元的天價。
出手闊綽是國內富翁的特點,這種現象在消費心理學中稱為炫耀性消費,這些消費者不是為滿足基本需求,性能價格比對其而言并不重要,他們所購買的物品往往被賦予了象征的意義,以間接達到個人價值實現的一種滿足。按說這是個人選擇,但如果環境不合適,也會惹出麻煩,“查稅風暴”這樣的事就是麻煩之一。面對這樣突如其來的風暴,現在各種議論和表態都有,自然有人是坦坦蕩蕩,立刻聲言自己沒有任何問題;也有人表示僅僅是嚴格富人的稅收還不夠,所有應收未收的個人所得稅都應該被追收,據說法律上就有這樣的追收規定。當然,幸災樂禍的人也還是有的,這類人不斷提醒富翁們應該汲取教訓,今后多主動一些,多貢獻一些。而更多的人,也許是嘴上不講,心中不斷呼冤,甚至可以說是比竇娥還冤。為什么?因為這本來是個稅收體制問題,而不是表面上的個人交稅問題,F在財政部門“順水推舟”來個“順應民意”,將稅收體制問題轉化為社會財富分配問題,能不喊冤嗎?
說“個人收入同公司收入混在一起”是稅收體制問題,原因其實很明顯,起碼有三點,是現行稅收體制沒有照顧到的。首先是稅收體制對民營企業有歧視性。在這方面,是非自有公論,一個國企的領導者,按照制度規定,國家要給他配車,其費用都算是企業的營運成本。那么為什么私營企業家工作需要給自己配一個車卻不能算公司的成本了呢?如果國企老板配車是正常的,私營企業老板的車、住房算公司的經營成本就很難說是不正常的。國家的車,即使個人把它用壞了,名義上還是國家的,使用權歸我了,我還不用養車,白天、晚上我愛上哪兒上哪兒,和私車有多大區別?如果私人企業主買車作為企業支出,就籠統地指責為“避稅”,這也太有欠公平了。
其次,是現行稅收體制混淆了“高收入群體”與民營企業家之間的分別。民營企業家是經營者,不同于其他的一些高收入階層,比如演員、運動員,他們是消費者,但更重要的他們同時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比如他們要用自己的收入進行再投資,以擴大生產,為社會創造更大的財富,現行稅收體制沒有對此進行區別,將企業行為與個人行為等同對待。
第三,是沒有考慮雇傭關系,實行了雙重稅收。作為企業家,根據現行體制,他有責任繳納公司的所得稅收,但他同時還是個自然人,因此他要想劃清收入關系就還得負擔個人的所得稅。兩者加在一起是個什么樣子呢?粗算起來,在企業的毛收入中,所得稅就要交出去一半,而個人所得稅率最高是45%,如此之高的雙重稅率,誰還會去辦企業?退一萬步說吧,即使他的覺悟很高,硬挺著堅持要辦下去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將完全無力去擴大再生產,無力進行新的投資。
體制問題就是體制問題,這是客觀現實。有人說,利用個人所得稅能調節貧富差距,其實這是不懂經濟的說法。分配的公平不公平以及貧富差異的調節,不是僅靠個人所得稅就能實現的,就是富翁們多花點錢,也還有消費稅管著呢,F在已經有很多人在擔心“大棒政策”是否會重來,擔心自己以及企業的未來前景,這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沒有好處。道理很簡單,一個總是讓企業家對未來憂心忡忡的社會,企業財富的積累將永遠難以實現。(作者為安邦集團研究總部策略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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