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村稅費改革是一次農村經濟利益的大調整，目的在于通過對現行農業和農村領域的稅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規范農村分配制度，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真正實現“耕者有其利”。因其涉及面廣，影響深遠，被稱為1949年以來繼土地革命、改革開放初期推行家庭承包經營制之后的“中國農村的第三次革命”。
這次改革，與中國以往歷次改革一樣，也是起源于基層。
渦陽先行
1992年，農民負擔問題最為突出的安徽省渦陽縣新興鎮，按照全鎮每年的支出總額確定農民的稅費總額，稅費一并征收，分攤到畝，每畝地只交30元，這是現今農村稅費改革的雛形
農村稅費改革的緣起，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
80年代農村“大包干”之后，全國農業增產增收在1984年達到高峰，隨后出現“賣糧難”，農民收入增長乏力，負擔卻逐漸增加，尤其是農業正稅之外的各種雜費讓農民不堪承受。1988年，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發表文章，呼吁把農村合理的收費用稅的形式固定下來，從規范農村稅費征收辦法入手減輕農民負擔。這是第一次見諸文字的提及農村稅費改革。
1992年，農民負擔問題最為突出的安徽省渦陽縣新興鎮自發進行了改革，做法與何的方案不謀而合。那時，農業稅費一般用于基層政府支出，在新興鎮，這也是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新興鎮大膽進行變革，決定按照全鎮每年的支出總額確定農民的稅費總額，稅費一并征收，分攤到畝，每畝地只交30元。
新興鎮先走一步，隨后全國的幾個農業大省出現自發效仿者。次年，河北及安徽阜陽、貴州湄潭、湖南懷化都有了改革試點。
早期的這些試點在具體方式方法上各有千秋，但都是將各種雜費合并到農業稅中統一征收，此簡稱為“并稅”。在并稅的基礎上，以既定稅率征收上來的稅費實際上是糧食實物，政府再賣糧獲取現金，此稱為“折實征收”，簡稱“征實”。按照如此方案，農民一次性交納的“公糧”，折合成貨幣可能較過去有所增加，但因不再有其他負擔，且方案一定三年不變，所以農民十分擁護。
糧價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無論是“征實”還是征幣(“折收代金”)，只要國家規定的定購價與市場價之間存在價差，就會出現“第三塊資金”，行內又習慣地稱之為“暗稅”，正是暗稅的存在為日后農民負擔的反彈埋下了種子
改革的愿望是良好的，可是結果卻并不一定符合初衷。在前期自發的農村稅費改革進程中，一個多變的因素就是糧價。
自1993年起，全國市場糧價高揚，稅費改革試點中，相關地區的政府都按定購價或介于定購價與市場價之間的“綜合價”與農民結算“征實量”，收上糧食后，再以市場價出售，這樣所得的征實糧款和原定稅費總量相比必然有所盈余，即所謂“第三塊資金”。這鼓舞了基層政府改革的熱情。故此，改革得到了基層政府和農民的共同支持，在最初幾年，進行得還算順利。
可是，一旦糧價下跌，情況就會發生變化。從1996年下半年開始，市場糧價逐步下跌，在1997年～1998年還出現市場糧價低于定購價的現象。農民按已經確定的征實數量交納糧食，而地方政府無法再收獲所謂“第三塊資金”，甚至就連原定的稅費也難以足額保證。
于是，基層政府的實際農業稅收入減少了。為了彌補缺口，1996年以后，新的收費名目又紛紛出現。河北魏縣較有代表性：其征收的7868萬元稅費總額中，不僅包括了5385萬元的“農業兩稅，提統兩費”，還包括433萬元的“教育集資”和2050萬元的“農村發展資金”。
在各地農村，所謂的“農村發展資金”，實際上就是原來的“第三塊資金”，當初曾作為糧食價格“雙軌制”的副產品而存在，原考慮留做發展基金，待市場價低于定購價時，可以對基層政府有所補償。可是這筆資金在各地幾乎都早早地派上了用場，有的地方在1993年至1996年的改革時就已經打入預算，待到1996年以后，各地方政府所定的稅費總額當中均已包含了這個項目。后來糧價變了，“第三塊資金”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便理所當然地轉嫁到農民身上，從而出現“正稅增加了，暗稅沒減少，其他攤派難取消”的結果。稅費總額由此大幅度增加，農民的負擔開始出現反彈。
不僅如此，當糧價走低時，改革試點地區還普遍將征糧(“征實”)又改為征幣(“折收代金”)，在計稅方式上又拿了農民一把。因為征幣是在“征實”的基礎上，再以計稅價格把糧食折算成貨幣，如果糧食部門的結算價格高于市場價格，基層政府則可以收獲一塊“額外”收入。
在早期稅費改革試點的實踐中，“征實”和“征幣”幾經變化，從中隱約可以發現一個規律：當糧食豐收，供大于求，市場糧價走低時，各地傾向于“征幣”；反之，則傾向于“征實”。而在這變化中，無論是糧食還是現金，農民總要多交出一塊。
“錢變糧，糧變錢，折來折去就把農民坑了。”曾親歷這段試點工作的農業部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處長朱守銀對《財經》說。
在記者的采訪中，提及這段歷史，幾位改革的參與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中國歷史上的幾次稅費改革，提到“黃宗羲定律”(參見輔文《黃宗羲定律》)。幾乎無可避免地，當今時代的農村稅費改革初一試水也陷入了“黃宗羲定律”的怪圈。
項懷誠等“三人小組”
十五屆三中全會后，中央組成農村稅費改革三人領導小組進行新一輪改革的設計工作，最終確定了被高度概括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和一項改革”的農村稅費改革方案，從2002年起在安徽全省進行試點
如果從農村稅費改革的全程看，1998年召開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分界線。以此為起點，農村稅費改革由基層的自發實驗，逐漸演變為由中央推動的全局性改革。
在1998年召開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上，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被列為改革重點內容。同年11月20日，國務院成立以財政部長項懷誠牽頭的農村稅費改革三人工作小組，開始改革的一系列籌備工作。
1999年4月，一份名為《關于農村稅費改革有關重大政策問題的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以三人小組的名義上報國務院。
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黃維健是這一輪改革全過程的見證人。他告訴《財經》，報告基于這樣一個認識：試點地區的并稅改革方案都不盡規范，有的將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一并列入正稅，有的征收辦法和程序有悖法理，容易引發矛盾，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一個規范的稅費制度。
除了規范化的設定，當時爭論比較激烈的是農業稅率。選擇幅度集中于4％到8％之間。如果選擇在這個范圍之內，農民的負擔確實可以減輕，但財政上也將出現較大缺口；而稅率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缺口將擴大數十億甚至近百億元。經過反復的權衡，《報告》將稅率初步定為7％。
針對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的狀況，報告還指出，鄉鎮政府職能定位和機構設置是影響到改革順利進行的關鍵，鄉鎮政府機構改革必須與農村稅費改革同時進行，否則，財政支出范圍和相應的財政保障機制就難以確立。
對于以往并稅改革“稅增加了，費卻減不下來”的問題，《報告》提出應通過配套改革予以解決。這些配套改革包括：取消一切集資和經常性收費、基金，禁止一切達標升級活動，建立稅費征收公告制度，建立稅費稽查制度，理順縣鄉財政體制，制定和完善保障農民權益的法律和法規。
2000年1月，國務院第57次總理辦公會議原則通過了三人小組提出的關于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此次會議，議定農業稅稅率為7％，農業稅附加的上限為20％。頗有爭議的正稅提高幅度終于敲定。在此基礎上，稅費改革試點的主要內容最終被確定下來。
熱力推薦摩托羅拉 三星 三菱 松下手機圖片專區，最炫、最酷、最流行！
和心愛的她養個短信寶寶，體驗浪漫虛擬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