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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峰
潮商雖然從來沒有像晉商和徽商那樣稱霸中國商業，但在世界商業史上，潮商曾經贏得了全球性的聲譽，光芒遠比晉商、徽商耀眼得多。西方曾經有這么一種說法：智慧裝在中國人的腦袋里，財富裝在猶太人的口袋里。而潮州人不僅具有中國人聰明的腦袋，而且還以善賈聞名，是東方的猶太人。“東方猶太人”的美譽無疑是對于潮商的極高的評價。但是， 到了今天，由于潮汕大地的誠信缺失，潮商的身份竟然成了潮州商人經商的障礙。
或許“潮商退‘潮’”的說法有以偏概全之嫌，畢竟，在全球約一億的潮人中，三分之一在海外，三分之一在潮汕本土，三分之一在國內其他地方。因此，更為確切的說法應該是潮商的發源地潮汕經濟正在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退潮。但是，從根部開始的腐爛是最可怕的——潮汕地區經濟中誠信的缺失已經嚴重損害了潮商的整體聲譽，危及到全體潮商的生存發展。
商幫
粵東韓江三角洲的這片土地，曾經誕生了李嘉誠、陳弼臣這樣的商業巨子。在唐朝之前，潮州是韓江的出海口，所謂潮州，就是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唐朝以后，韓江三角洲逐漸南移，潮州成為內陸江城。鴉片戰爭之后的中英《天津條約》里，潮州府被列為通商口岸，由于潮汕人堅決反對英人入城，于是將口岸設在出海口的汕頭。1861年，汕頭成為對外通商口岸，“樓船萬國”、商業繁盛，贏得了“百載商埠”的美譽。從此，汕頭逐漸取代潮州成為這一地區的經濟中心。所謂潮商，即是指潮汕地區的商人。
潮汕人善于經商，跟其地理條件有很大的關系。潮地遠離河海交接之處，遠離廣東的中心城市廣州，使之有可能自成吸納粵東甚至閩西南、贛南貨物集散地。同時，潮汕地區人多地少，這使得許多人不得不外出謀求生計。另一方面，“耕地如繡花”的細致作風也被其帶入經商活動，諸多因素，使潮商逐漸名聲遠播。
潮商崛起的明清之際，也是中國大多數商幫形成之時。當時潮州商幫與廣州商幫組成廣東商幫，其人數之眾、經營范圍之廣、商業資本之雄厚為世人所矚目。潮州商幫經營商業的足跡遍及海內外，國內主要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更多的活動還是在海外。
與廣州商幫的海上貿易不同，潮州商幫主要是亦盜亦商，而前者則是亦官亦商。造成這種區別的根本原因，不是經商者的出身與社會構成，而是封建朝廷的海上貿易政策制約了從商者的經營方式，也決定了從商者的觀念與社會構成。
自古以來，重農抑商是傳統的觀念，嚴格控制外貿口岸是封建王朝的一貫政策。廣州是全國沿海城市中的幸運兒，從唐置市舶使直到明清的海禁時期，一直是全國僅有的少數幾個通商口岸之一。廣州的海上貿易與口岸進出貨物，是合法行為。官方為獲取稅收利潤，對其進行保護、鼓勵，以招遠客。相反，地處粵東一隅的潮州就難以得到這種待遇。唐宋時期的潮州城，雖是粵東一帶的貨物集散地，對外貿易日漸增加，但卻并未有直接的外貿經營權。這種政策無疑限制了潮州的商業活動。沿海居民為了謀求生路，一方面由海外貿易轉向經營沿海航運，另一方面積極進行走私，一時海盜盛行。官府在打擊無效的情況下，對海盜實行招安，由是造成了官、盜、民之間的界限相當模糊。直至1567年海禁開放，民間貿易才被視作合法。
從明初開始長達200年的海上走私貿易，不僅對潮州商幫的形成有直接的關系，而且對潮州商人經營特點有深遠的影響。潮商由是形成了堅韌不拔而又善于尋找
機會、鋌而走險、四海為家而又勇于開拓的精神，以及重視血緣、地緣、團結的自立能力。
門檻
在農業社會，當地的人文往往是與土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潮汕地區雖平原居多，但人口稠密，故以精耕細作而聞名，這就形成了潮商精打細算的經營作風。
從清朝末年，潮商開始紛紛進入上海，其精明至今仍令當地同行自嘆弗如。上海人把精明能干、擅于計較稱作“潮州門檻”。曾有這樣一個故事可以說明潮汕人的精明。當年潮州商人得知上海方浜以北的黃浦江灘將被劃入法租界后，搶先將位于此處的會館地產賣給了與他們關系密切的法國商行——富碩行，使潮州會館
在法租界內保存下來。正是諸如此類的棋高一著的行為，使上海商界同行對他們不得不刮目相看。
1966年，大陸“文革”波及到香港，社會動蕩，經濟停滯。香港房地產市場價格疲軟，價格猛跌，房地產商競相拋售。潮商李嘉誠預料到香港社會不會崩潰，而且很快會恢復生機，于是不退反進，在別人廉價拋售地產之際，大量吃進，結果正如他所料，香港社會很快恢復平穩，房地產價格猛升。李嘉誠幾乎一夜之間成為了億萬富翁，成為香港的頭號“土地爺”。
潮商精打細算、對市場極為敏感的特點在今天經濟活動中仍體現得淋漓盡致。有位保健品公司經理發現，潮汕商人經常低于進貨價出貨，例如廠家給他們的口服液價格是21元一盒，他們往往20元甚至更低就賣去了，不是一次兩次，而且不是一個兩個潮州老板。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這位經理發現了潮汕商人的秘密：這些潮汕商人是專門做批發下游潮汕小超市與小店生意的，為了吸引下游主顧,他們便經常用這種暢銷產品作為誘餌，故意虧本出貨，在引來更多的小店進貨的同時，小店也往往要進其它高利潤產品的，因此，對潮商而言總體來說他們還是賺了錢的。另外，這些潮汕商人經常與另外一些深圳大的潮汕系保健品批發商彼此低價換貨，從而大家拿到的都是最低價格的貨，同時，他們可以利用銷售返點獲取利潤。這些小小的“伎倆”在一些外地商人看來很難領會，而潮汕商人卻玩得得心應手。
喝茶
很多人不喜歡潮汕人，因為兩個潮汕人碰在一起就會嘰哩咕嚕說別人聽不懂的潮汕話，排外色彩太濃。但是，潮汕人的鄉土認同感與抱團精神正是潮商走向輝煌極為關鍵的因素。
對此，潮汕人是這樣解釋的：由于人多地少，他們不得不飄洋過海，背井離鄉；由于身在異鄉，他們不得不抱團作戰，苦心經營，聚斂財富。
潮汕人的老鄉認同象征有兩個，一個是其獨特的語言，另一個則是遠近聞名的功夫茶。幾乎在每一個潮汕人開的店里，都可以找到一套功夫茶具，即使在現今上市公司的辦公室里也不例外。記者在潮汕采訪期間，每到一處，無論是政府還是知名的公司，都要喝上一杯功夫茶。一副茶具擺開，周圍坐著一幫人閑聊，不但溝通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潮汕人通過功夫茶互通各處的商業信息。哪里有發財的
消息，他們就會朝著哪里去。“商者無域”是潮汕人的經營特點，什么賺錢他們就做什么。比如說，當一個新樓盤蓋起來后，潮汕人會聯合起來在一條新街上開一系列店，如裝飾材料店、五金店、窗簾店等等，針對新住戶家庭需要，店面服務與產品互相補充，互相帶來人氣。一兩年后，潮汕系們又會改頭換面，紛紛變為餐廳、藥店、發廊等。
潮汕人認老鄉與其他地方不同，老鄉相互之間不講等級，貧富同等交往，如果某一潮汕人得勢，必然任人唯親，且親的一定是潮汕人。
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種各樣的社團，這些社團包括會館、商會、同鄉會與各種藝術、娛樂、宗教、慈善團體等。僅目前在香港登記的潮汕人團體便達到了100多個，這是其他地方的人群所難以比擬的。這些團體之間互相幫襯、緊密團結、維護共同的利益，而且團體與團體之間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勵。這種對地緣、血緣關系的認同意識對于潮汕人經商有莫大的好處。初次經商者，老鄉的幫扶及經驗的傳授使之能盡量少走彎路，并且在困難時得到及時的支持。經商者之間廣泛的商業信息溝通與合作精神，更使得潮汕人在商人群體中鶴立雞群。
潮汕人林萬任講述的一個例子極為典型。香港的120多家潮商藥材店，其中與他的一位老鄉早年創設的藥材鋪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接近100家。那些店東有的是他的親戚、朋友、伙伴，有的是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伙伴的伙伴。他們多數出身學徒，摸通藥材業的門徑，有了一定的積蓄后，再經親友贊助，便自行創業，別立門戶。
黑洞
人們怎么也想不到，作為李嘉誠、謝國民、鄭午樓、連瀛洲等一連串熠熠生輝的潮商名字背后的潮商大本營——潮汕地區，在20世紀的末期迎來輝煌的同時，也在迅速地滋生著腐爛。
早在1858年，恩格斯曾說：汕頭是中國惟一有商業意義的口岸。這句話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積淀。實際上，在長達數千年的武裝行商的旅途中，汕頭在19世紀末已變成中國最有商業傳統的城市。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歷史背景，國務院才會將汕頭設立為四個經濟特區之一。那時，東方明珠上海都沒有這樣的榮光。
可就在這樣的商業沃土上，現代潮汕的黑色經濟瘋狂生長，走私猖獗、騙稅瘋狂、造假難禁……接連不斷的經濟犯罪活動，將潮汕地區的社會經濟秩序長期置于混亂之中，其直接后果是信用喪失、形象受損、經濟遭創、百姓受苦。在外地人眼里，潮汕貨就是“假冒偽劣”的同義語，潮汕人成了“坑蒙拐騙”的代名詞。喪失信用的潮汕漸漸褪去了昔日的光彩，最終將自己送上了中國信用缺失地區的黑名單。
在中國日化兩大生產基地之一的潮陽市峽山鎮，假貨遍地開花。國家稅務總局的一位官員對那里的足以以假亂真而且價格極其低廉的假貨表示驚嘆的同時，也不無嘆息：這種聰明才智如果用在正道上，應該多有前途啊！
2001年4月，廣東省婦聯對粵東“六合彩”賭博嚴重的地區進行抽樣調查，發現100%的家庭都參加過“六合彩”賭博。
然而，真正徹底毀壞了潮汕聲譽的，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系列騙稅案。
2000年8月7日，在極度震怒的國務院領導的指示下，人稱“807工作組”的國務院打擊騙取出口退稅工作組進駐汕頭。此后，一個巨大的黑洞逐漸清晰：在過去幾年里，僅潮陽、普寧1000多戶出口企業，98%以上都存在違法犯罪。工作組撤離后，經受無數次大小地震的潮汕地區其真實面目開始浮出水面。經工作組檢查認定，汕頭、普寧兩地犯罪分子偽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7.2萬份，虛開金額共約323億元，號稱“共和國第一稅案”。在潮陽、普寧兩地騙取出口退稅案中，共有30人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其中19人被處極刑。
最令人震驚的是在潮陽市銅盂鎮一家賓館，每間房門前都掛著一塊銅牌，寫著一個企業的名稱，37間房37個公司，全部干著虛開增值稅發票、騙取出口退稅的勾當。有一個干部管了16戶企業，其中15戶是虛假企業。一些不法分子連88歲的老太婆、16歲的小女孩的身份證，都租來開假公司騙稅。
誠信缺失的惡果在2000年開始顯現出來。這年1月17日，國家稅務總局下達了一條令潮汕企業難受的通知。通知明確要求稅務機關嚴格加強對廣東省潮汕地區出口貨物的退(免)稅管理。通知稱“對出口企業出口的貨物，凡供貨地或任何一環節的供貨方涉及廣東省汕頭市……必須在申報退稅單證真實、齊全、有關電子信息核對無誤且排除一切疑點的基礎上方可辦理退稅，絕不能以單證齊全、真實為由而不顧及其他”。這條通知的實質，是將以汕頭為首的粵東四市列入了騙稅“黑名單”。
更為嚴重的是，曾經作為金字招牌的“潮商”兩字，由于這場誠信危機而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全國18個省宣稱，不與潮汕人做生意，一些地方更打出招牌：“此地無潮貨”。
汕頭市新任市委書記李統書痛心地說，外面人已經把潮汕貨和假冒偽劣產品劃等號，不僅當地產品沒有信譽，就連潮汕人的人格、道德水準也受到懷疑，潮汕人幾乎成了“坑蒙拐騙”的代名詞。身為潮汕人的他，每當看到或聽到這些時，總不由得感到臉發燒、心發悶。
“潮商”名聲一落千丈，終于使許多企業為避嫌疑，不敢與“潮汕兩字”沾邊。位于潮陽的拉芳公司將廠址印為“廣汕公路旁”，更有許多企業紛紛外遷，或者將總部遷到廣州等地。據統計，近年來汕頭遷走的企業多達1200家，僅2000年就搬遷了450多家。
更多在外地經商的潮商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國美電器的幕后老板、北京鵬潤投資公司董事長黃光裕就一直深受其發家資金來自黑錢傳聞的困擾。實際上，當年黃光裕北上創業時，年僅18歲。
隕落
“807工作組”的入駐，使一批潮汕本土的“潮商”紛紛落馬，而令潮汕地區最為震動的，莫過于中國桂光集團董事長張桂溪的東窗事發。
張桂溪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企業家，按一位前潮陽市領導的說法，“在潮陽市，甚至在汕頭市，張桂溪都具有標志性的意義。”他的桂光集團被稱為潮陽市經濟“四大臺柱”之一，張本人也被譽為汕頭市的“納稅之星”。
1998年，張桂溪當選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一時名聲大噪，被奉為當地的“金字招牌”。但令人震驚的是，這位前全國人大代表竟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7.9億元。2001年4月，張桂溪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張桂溪及其父早先做木材生，1988年與港商合資創辦了谷饒上堡桂光制衣廠，以生產“桂光一族”系列牛仔服裝而聞名。產品曾出口到港澳、東南亞、西歐。1994年6月，張桂溪組建潮陽市桂光集團公司，并于次年出任總裁。1995年，張桂溪及其兄弟更是一次性投資四五千萬元，從國外購進電腦繡花機12臺，形成先進的電腦繡花生產線，為生產高檔服裝、文胸等提供半成品。據目前主管繡花車間的陳廠長介紹，僅這12臺繡花機，每天生產出來的半成品價值便達24萬元。很快，桂光集團的產值便名列潮陽市鄉鎮企業的第2位，每年上繳的利稅達一兩千萬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桂光集團曾連續多年被潮陽市、汕頭市和廣東省政府評為“先進鄉鎮企業”、“最佳經濟效益鄉鎮企業”和“廣東省模范納稅戶”。
早在1998年，張桂溪就因偷稅曾被國家稅務總局直接查處，要其補稅1億多元。由于張桂溪的“特殊身份”，此事在當地沒有張揚，后來也只補了幾千萬了事。但張并沒有就此罷手，暗地里加緊虛開增值稅發票，直到鋃鐺入獄。
2002年4月，記者來到位于潮陽市谷饒鎮桂光集團的廠房，只見大門緊閉，沒有開工，生產陷于癱瘓。
排外
幾乎所有對于潮汕地區誠信缺失的矛頭都指向了那些曾為人津津樂道的潮商文化基因。
從明初開始長達200年的海上走私貿易，使潮州商幫身上有著亦盜亦商的雙重性。雖然大部分潮州商人還是本分經營的，但是這種雙重性對經商心理潛移默化的影響，并不是輕易能估計出來的。
在潮汕走私的重災區潮陽市，人們的觀念可用當地的一條民諺來形容：“虧本生意無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顯然，這種價值觀已經將法律理直氣壯地置于一邊。
在廣州街頭到處可見平價超市里懸掛著“島內價”的字樣。“島內”兩字源于20世紀30年代汕頭市區小公園一帶的金融黑市活動，相對于對外經濟交易活躍的汕頭，小公園一帶被稱為“斗內”，漸而成為有利可圖的外匯地下交易的一個代名詞，后來，“斗內”因諧音演變成為“島內”。80年代初，走私商品泛濫市面，在汕頭的鎮邦路形成一個既批發也零售的市場，從家電到糖煙酒一應俱全，且價格低，成為各路商家及市民光顧之地，這里又被稱為“島內”。廣州平價超市作為合法經營者卻借用“島內”的名稱，可見這種法理觀念的淡化。將一個有違法律精神的名字堂而皇之地用于店名，無論如何也是價值觀的模糊，令人可悲。
與當年潮商亦盜亦商是由于受到官府的壓制不一樣的是，20世紀末期的汕頭曾是政策的寵兒。80年代初期，汕頭是全國首批4個經濟特區之一。在這種天大的政策餡餅面前，潮商精明的特性發揮出來了，他們利用特區的優惠政策進口大量的商品和生產資料，但這些商品沒有被用來發展實業，而是更多地被倒賣到其他地方賺取差價。不少個人和機構從中牟取暴利，從而助長了暴富的氛圍。據粗略估算，整個潮汕地區改革開放以來“倒批文”超過3000億元。
潮商的精明與貿易有關，但是忽視實業，注重短期利益，憑借倒買倒賣賺取利潤，使本土潮商陷入了一種浮躁。在歷史的機遇面前，這種浮躁導致的后遺癥是觸目驚心的。直到2001年，新上臺的領導班子終于提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實業興市”。這在21世紀看似多余的方針，對于潮汕而言，卻有深刻的含義。
在潮商的傳統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抱團的精神。過去，人情關系曾是潮商發展的助推器，但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人情關系雖然還是通過潮語與功夫茶來溝通，但卻已經在變質。一杯功夫茶喝下，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于是在“幫自己人”的幌子下，法律被拋到了一邊。許多潮商相信，沒有什么是辦不成的，而他們在這種人情觀念的幫助下，確實也一度達到通天的地步。
這種人情關系滲透到潮汕社會的各個層面使法律形同虛設。本來，在嚴厲監管與懲罰的機制下，做“殺頭生意”雖然可能會賺得大把高額利潤，可一旦因為違法而被懲處，很可能會落得個坐牢與沒收家財的下場，這就是“殺頭生意”的高昂成本。這個成本實際上把所得到的高額利潤沖走了。在法治嚴厲的環境下，從事“殺頭生意”，平均利潤率并不高，做這種生意的人就不會多。但如果監管者缺位，則“殺頭生意”就成了一本萬利的好生意。潮汕地區一些政府官員對自己角色定位存在偏差，其伴隨而生的腐敗，對企業的經濟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部分政府部門對于那些沒有人情關系的企業，尤其是對外商投資企業“卡、拿、要”現象嚴重，殺雞取卵，致使不少企業不堪重負，紛紛搬遷。對與自己有人情關系的企業，不少政府部門和官員則是拼命保護，任其弄虛作假，嚴重助長了一些企業不正當的私欲，導致騙稅、造假橫行。
從事過多年理論研究的原汕頭市委副秘書長謝名家認為，重商的潮汕文化本來是開放的文化，僑居海外的潮汕人把這種特質不斷發揚光大，但在潮汕本土上反而從開放走向了封閉。改革開放以來，僅汕頭一地留學出去的就達7萬人。當地雖然也引進了一些外地人才，但由于本地獨特的語言文化和無形的排外意識，外來人很難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呆不了兩三年就都走了。
人是文化的載體，先進的人才少了，潮汕文化的發展步伐自然就慢了，當地固有的商旅文化逐漸變味，其結果就是急功近利、投機取巧和當地人常說的“吹糠見米”的短期行為滋長蔓延。
一些潮汕人成功的文化基因之所以在市場經濟下紛紛變質，歸根結底在于現代市場經濟是用法律來調節商業關系，在法律的準繩下，如果潮商這些曾經優秀的文化基因不能進行適應性的創新，必然會導致從價值觀到現實的混亂。
重來
潮汕的信用混亂，使潮商已經走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潮汕本土如果再不重建誠信，潮商數百年積攢的商譽可能被徹底玷污。對此，海外的潮商群體也保持了足夠的關注。香港潮商陳有慶對于潮汕本土的情形非常不滿意，他指出，港人在大陸投資，也因為自己是潮商的身份而使自己取信于人難度加大。
痛定思痛，潮汕上下決心重建潮汕地區的信用。
2001年3月，在一番深思熟慮過后，汕頭新任市委書記李統書決定專程到香港與潮汕老鄉李嘉誠見面。其時，潮汕上上下下對此事極為重視，視之為汕頭重建城市信用十分關鍵的一著棋。
潮汕人都知道李嘉誠在潮汕敗走麥城的一些事。走在汕頭海濱，朋友們都會指著兩座大橋說，東邊的這座跨海大橋叫海灣大橋，是李嘉誠出資建設的，西邊這座大橋叫宕石大橋。當年在建海灣大橋時，汕頭市政府承諾在若干年內將不會建第二座大橋，而實際上，就在海灣大橋竣工后的第二年，汕頭市就建起了宕石大橋。
李嘉誠的失算還遠不在此。1994年前后，李嘉誠的長江基建集團在汕頭共投資9222.18萬美元，興建了長浦、長海、長湖三家裝機容量均在10萬千瓦左右的中型電廠。作為回報，汕頭市政府保證長江基建在十年內每年回收10%的固定資產投資，每年最低經營回報率保持在14%左右。但是這些承諾并沒有兌現。
巨大的失望讓李嘉誠不再考慮在汕頭投資。很顯然，不取得李嘉誠的諒解，汕頭招商引資就缺乏應有的號召力。而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會見李嘉誠，是想用李在商界無與倫比的影響力重新喚回人們對于潮商這一群體的信任。
這只是信用重建的一小步。信用網的建設，官吏的整治與法規的完善等，都是一項項艱苦卓絕的工作。在汕頭市政府信用建設小組辦公室里，市委副秘書長劉錦庭指著墻上的信用建設工程進度表說：信用建設有如一場戰爭。
實際上，戰爭的雙方都是潮汕人自己。把自己當作敵人，消滅或改造自我，潮汕的出路莫過如此。惟有如此，曾在世界商業史上寫下輝煌一筆的潮商才能筆直地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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