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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上周發布的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報告既有喜也有憂。好的方面是上半年中國GDP增長速度達到7.8%，這個增幅甚至已經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讓人擔憂的是農民的收入增長依然緩慢。上半年只有5.9%，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為17.5%，明顯高于農民。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不無遺憾地說，“除了農民的收入增加偏低以外，其他各個方面的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都是協調的”。
邱曉華分析認為，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超過16。以2001年為例，農民平均收入為2366元，扣除40%的實物性收入，貨幣性收入只有1800元左右，再扣除用于再生產的支出，農民可支配收入僅為1500元左右。而在同一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為6860元，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相比為12.7。若按農民的貨幣性收入計算接近14。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居民還有許多福利性收益未計算在6860元的收入中，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超過16。
連續幾年來，農民收入只有4%左右的增長，相對于國民經濟和城市居民收入都在7%以上的增幅，8億多農民的收入增加確實慢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無法擴大支出和消費，直接導致社會生產相對過剩，城市經濟受到影響，城鎮居民下崗增加。
多年以前，周其仁教授將此局面比做一個“轉盤子”的雜技節目——桌子上的第三個盤子還在轉，但是第一個盤子越轉越慢，甚至快要倒了。那些盤子是不能完全獨立自轉的，農民收入這個盤子轉得慢了，其它盤子的轉速早晚要受影響。其實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國“擴大內需”的關鍵正是人口占多數的農民。
上世紀80年代初，正是得益于包產到戶的農民剛剛賺了一點錢，他們用這些錢購買工業產品，使城市工業和鄉鎮工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但是，在90年代以后，農民收入增長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購買力急轉直下。遺憾的是，中國經濟遇到的一系列困難，往往被所謂“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一言以蔽之。大家的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外向型經濟上，當國際市場出現低潮，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城市經濟必然遭遇打擊。一片惶恐之下，我們才又會想起“三農”問題。有學者指出，當今國民經濟種種不利因素，主要是被農民收入問題給“憋”出來的。不過，怎樣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始終是言人人殊，困坐愁城。
依靠農業增產和農產品提價來推動農民收入提高，顯然已不合時宜；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來擴大農村需求、消化過剩生產能力，依然存在爭議；通過城市化解決城鄉二元分割問題，至少不會立竿見影；推行“費改稅”，減輕農民負擔，固然可收一時之效，但農民不可能參與制度安排的協商與談判，從長遠看，也非治本之策。我們認為，入世之后，農業形勢已經非常嚴峻，必須迅速找到一條更加有效和實用的途徑。
我們至少應該思索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大包干”沒有給農村經濟帶來持久的發展動力？這是否與土地承包制只賦予農民土地使用權，但農民沒有得到明確的土地產權有關？可以說，現在的土地并非農民的真正保障，只有當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擁有對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以及與此相應的人身自由權，“三農”問題才有可能真正解決。我們應該有勇氣嘗試改變那些應該改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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