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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方新/文
東莞的當務之急是內外并舉，在國內形成強大的資本、產業群支撐，通過自身的整體強壯，贏取高科技時代的對外招商引資之爭。
目前，東莞各界正主打“三張牌”——依靠城市牌、外資牌、民企牌來實現產業升級 、再造新東莞。可以說，這是一個整合當前優勢和未來潛力的戰略。但筆者認為，在實施這一戰略的過程中，有一張牌具有同樣重要的功用，那就是“對內開放牌”。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說“世界的東莞”一點也不為過，東莞充斥全球的“貼牌商品”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東莞對外商的吸引力始終很大。但從國內來看，目前的東莞還只能算是“廣東的東莞”。這一點，不能單純地看出口數字，而應從東莞的戰略視野、與廣東各地的經濟依存度、在港、深、穗三地中的中轉地位、對珠三角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上求解。于是，這中間就存在出一個明顯的斷檔，那就是“中國的東莞”(指城市發展戰略立足國家視野而非一個區域，并在國內有較強的產業帶動能力)。
東莞為什么沒有成為“中國的東莞”？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在當時，東莞外向型經濟蓬勃發展時，自身的資本已經較為雄厚、贏利頗豐，會對其他資本的介入產生“分羹”的擔憂和本能的排斥；二是在城市戰略制定上，長期以“珠三角、對外輻射”為戰略取向，相對淡化了與國內其他地區的產業關聯。即便有，也大都停留在吸引廉價的勞動力(目前該市500萬的外來人口已是當地人口的5倍)、向國內出口轉內銷等較低的層次。
上述取向埋藏了很大的風險。過于依賴“三來一補”、過境資本過多而缺少當地化的優質資本，無疑會使自己成為無根浮萍，世界經濟增長時，訂單就多，出口也就多；經濟衰退時，訂單就少，出口隨之減少。20世紀80年代末期，這一戰略曾被炒得很熱，但最終沒能作為國家戰略來實施，正說明了其中的風險性。
現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對高科技項目的引進，而引進高科技項目，人力資源狀況及城市的整體素質已經成為關鍵。當年香港的發展對東莞有借鑒之處。
20世紀中葉，香港只是一個轉口貿易港，缺少本港資本與實業。但當一批華資財團興起后，便開始了與英資財團如怡和系、渣打銀行等的爭奪，結果形成了強大的本港財團支撐下的金融及加工業體系，再加上大陸的資本通道和加工基地的后盾，結果，其國際貿易港的地位相反更強了。
那么，東莞該怎樣實施對內開放呢？筆者認為有兩點必須抓住：一是加大對國內資本主要是優質資本的開放力度，二是站在“中國的東莞”的角度進行自我定位，并建立與其他開發區的“優勢互補、劣勢彌補”關系。
目前的東莞，多年來缺少對內高層次的開放，這是影響其“二次輝煌”的瓶頸。當務之急是，如何在不放棄外向型優勢的前提下，在國內形成“資本洼地”，組建強大的當地化資本，收資本帶動下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技術流循環之效。
如能達成這樣的洼地好處很多，一則，建立起“資源大通道”后，會擺脫東莞目前“高級人才不愿來、信息相對閉塞、自主技術缺乏”的窘境，彌補自身“天然稟賦”的缺陷；二則，可以在對外開放中變被動為主動。東莞的起步模式，有“被動合作”的成分，畢竟“三來一補”中“來”什么的選擇權不在當地。這就需要打破“筑巢引鳳”的思維定式，不僅筑巢，還要育凰，這樣才能出現兩情相悅的“鳳求凰”。這個凰，就是由本土資本(包括吸引來的落戶資本)支撐的、技術含量高、有競爭力的東莞企業群體。
而站在全國的高度進行定位更可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其核心為“變競爭為合作、優勢互補”。目前，困擾東莞的問題之一是來自國內其他開發區的競爭，許多準備投資或再投資的外商把資金、把一些好的、技術含量高的項目投到了其他開發區。也難怪，停留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層次的合作，肯定是最不穩固的合作，而建立起協作關系以后情況就會大為改觀。東莞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緣優勢和產業鏈完備的優勢，與占有人力資源、技術、信息空間優勢的地區合作，形成一種“大引資”格局，根據各自的優勢享有各自的權益，同時彌補了各自的劣勢，這樣，中國東部的對外開放情形會為之一變，大河有水，小河也就常流了。
另外，東莞如何使自己設想的“新型開發區”——松山湖開發區盡早上市也十分迫切，這是對內引資、建立資本平臺的快車道，也是在產業升級之初就應當優先考慮的。
當然，這里面的困難也是不言而喻的，如，珠三角地區諸多分散在民間的資本如何形成合力、如何打破來自家族、地域的阻力等。在吸引多渠道資本，以及衍生而來的技術、人力參與自身產業升級的初期，這是對政府控制力的一大考驗：一是介入的考驗，介入不夠還是一盤散沙；二是退出的考驗，不及時推出又會遏制資本的天然活力。現在，東莞當地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建立松山湖開發區就是為了吸引優質資本的進入，同時以此帶動優質的技術、人力、產品參與到自身的循環中。
但藍圖能否變成現實，歸根結底還在于實現戰略意圖的決心和能力，而起爆點則在于可行的切入點�！皩乳_放”不妨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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