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張煒
在有些國際媒體唱衰中國經濟的“輿論壓力”下,中國經濟的實際表現究竟如何,引起人們極大關注。7月13日,在上海舉行的“國立講壇”上,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對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及失業下崗、貧富差距等敏感話題作了一番“盤點”。
二季度經濟增長高于一季度
今年上半年GDP增長的數據公布在即,國家統計局正在進行最后的核定。邱曉華透露,今年一季度GDP增長7.6%,從目前情況看,二季度的增長要高于一季度。
他說,上半年經濟運行有七大主要特點:第一,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基礎更加堅實。進入第二季度,經濟的整體運行狀況比原來預計的還要好,上半年整體經濟的表現是穩中略升的增長態勢,不同于去年同期高開低走。這表明經濟成長的內在動力加大,平穩增長的基礎加強。
第二,內需、外需全面增長,共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不同于近幾年出現的內需拉動、外需減弱,甚至是外需下降現象,今年前五個月投資增長25.8%,零售額增長8.6%,內需對經濟成長起了重要的拉動作用。投資較去年前五個月增長17.6%,高出8.2個百分點;零售額盡管比去年前五個月10.3%的增幅低了1.7個百分點,但若考慮到價格因素,實際增幅大致相等。投資強、消費穩,是今年內需的特點。與此同時,上半年出口增長14.1%,外貿順差比去年同期多了52億美元,出現了“外需也是正拉動”。
第三,產業增長態勢仍是工業強、服務業相對穩定、農業相對微弱的格局。但產業內在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上半年,工業增長11.7%,工業和建筑業對整個經濟增長的拉動超過60%。目前,服務業還保持7%左右的增長,農業以2%至3%左右的速度增長。
第四,經濟運行質量逐月好轉,年初一度出現的財政收入減緩及企業效益下降的趨勢得到初步遏制。一季度財政收入增幅明顯回落,但從四月份起保持兩位數的增幅,到目前,財政收入已經接近預算10%的增幅。企業利潤一季度下降了9.1%,4月份上升12.7%,5月份上升18%,1至5月企業盈虧相抵后的利潤達176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8%,改變了下降的趨勢。
第五,城鄉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幅度比去年加快。到6月末,城鄉居民儲蓄較年初又多增8034億元,外匯儲蓄多增46億美元。
第六,物價走低趨勢有所改觀。今年以來,居民消費品價格最大的降幅曾達1.3%,目前已縮小至0.8%。工業品出廠價格最大的降幅曾達4.5%,現已縮小至3%左右。原材料、能源的最大降幅曾接近5%,現已縮小至3%左右。
第七,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有所加大,集中反映在各層次貨幣指標的增幅提高,貸款額增加。
上半年多項指標好于預期,宏觀經濟表現良好,除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世界經濟轉暖因素外,還得益于微觀層面活力的增強。企業家信心指數和消費者信心指數雙雙持續走高,民間投資增長加快。民間投資今年一季度增長10.6%,二季度還要快,上半年的增幅有可能超過17%。
在預測全年經濟走勢時,邱曉華稱,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趨勢不會改變,完成GDP全年增長7%的預期目標很有希望。
農民買不起“致使”城里人下崗
“農民的問題到了需要高度重視的時候了”,邱曉華憂心忡忡地說,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買不起、農民增收、以及農民利益的保護問題。事實上,正是由于農民買不起,城里人才不得不面對下崗和失業。農民買不起必然影響到城市經濟的發展,許多企業不得不限產壓庫、關停并轉。如果說中國目前需求不足的話,就是農民的需求還嚴重不足。農民的收入盡管還保持增長,但是增長幅度很有限,增長的難度非常大。近幾年,農民收入只有4%左右的增長,相對于國民經濟和城市居民收入都在7%以上的增幅,8億多農民的收入增加確實慢了。
邱曉華給大家算了一筆農民收入和消費支出的“明細賬”。2001年,農民平均收入為2366元,其中40%是實物性收入,貨幣性收入只有1800元左右。在貨幣性收入中,還有20%要用于第二年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買農藥、化肥、種子等。農民真正可用于工業消費品和各種各樣服務消費的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而在同一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為6860元,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相比為1:2.7,若按農民的貨幣性收入計算接近1:4。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居民還有許多福利性收益未計算在6860元的收入中,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超過1:6。如此懸殊的收入差距,是中國經濟中一個很突出的問題。
他分析說,農民收入上不去,城鄉收入差距如此懸殊,主要還是體制、政策的原因。就體制來說,農村的改革探索在先,但深化嚴重滯后。整個社會對農業的服務體系、農民利益的保護體制都沒有建立起來,政府與農民的關系也沒有理順。這些必然限制農民增收,同時,國民收入分配等政策都還對農民重視不夠。
城鄉分割政策是中國農民問題突出的一個重要因素,按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根據國際慣例,城市化水平應達45%左右,而中國只有37.7%。換句話說,中國少了1億多市民,多了1億多農民。大量人口生活在低購買能力的地區,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
經濟增長與失業同時存在并不矛盾
對于社會普遍關心的下崗失業問題,邱曉華披露了三個數據。到2001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共2500多萬人。通過各種渠道分流后,還剩下515萬人沒有再就業。非國有企業下崗還沒有再就業的職工為230萬人左右。到勞動部門登記的失業人員有680萬人。三個數據相加,中國下崗失業人數在1400萬左右。
此外,農村還有接近2億的富余勞動力。按國際標準規定凡擁有生產資料的人都不能稱為失業人口,而我國農民有一份使用權的責任田。但富余農村勞動力是潛在的失業人口,影響到勞動就業。
邱曉華說,我國每年新創造的勞動就業崗位大約為800至900萬,每年全國新成長的勞動力有1200至1400萬。在目前的發展水平下,新成長的勞動力都未能全部解決。因而,失業下崗是嚴重影響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
有人認為,中國的下崗失業數字不準確。有關不準確的議論有兩種:一種認為,失業的人數統計得不夠全。另一種認為,有不少下崗失業人員還在從事其他工作,出現“一不做,二不休”的現象,雖然第一職業不做,但第二職業沒有休息。前者屬于隱性失業,后者屬于隱性就業。
邱曉華表示,下崗失業問題突出不容懷疑。由于企業對待下崗問題更加慎重,上半年國有企業下崗人數估計減少50萬左右,大概還剩460萬左右未解決再就業。但是,登記的失業人數還居高不下。
有人提出“既然經濟增長這么快,為什么還有如此多下崗失業”?似乎以此推斷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不可靠。邱曉華說,其實兩個數字同時存在并不矛盾,因為目前的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結構調整、技術進步,依靠國有企業以外經濟的增長,依靠農民進城推動各項建設。在全國范圍內,由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超過1億。城市里不少重體力就業崗位被農民承擔,尤其在沿海地區,加工裝配業及私營企業大量由農民替代城市勞動力。另外,按目前的生產能力和生產要素,可以創造比7%速度還要高2至3個百分點的增長。由于這部分沒有發揮出來,使得下崗失業與經濟增長同時存在。
對貧富差距要深化三個認識
改革之初城鎮的基尼系數為0.16,農村為0.21。而現在城鎮為0.33,農村為0.39,貧富差距拉大。邱曉華稱,僅僅認識到貧富差距還不夠,因為選擇了市場經濟也就難以避免貧富差距。市場經濟的一個特征是優勝劣汰,企業的生生死死是一種常態現象。另外,每個人的勞動能力和適應市場能力也是不一樣的。
需要對貧富差距深化認識:一是深化對富人的認識。對富人應當鼓勵其投資創業。而目前社會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使得富起來的人不安心,出現持有其他國家投資移民護照現象,資本的外逃轉移不可輕視。這其中有兩個不正常現象。其一,對外國資本給予各種各樣的優惠,對民族資本還存在歧視;其二,對富人缺乏公正的調節機制,富人很容易致富,即可以通過各種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致富,而且致富后沒有對社會盡應盡的義務。
二是深化對低收入困難群體的認識。社會應當建立起保護和救助機制,給予低收入困難群體更多的關愛,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目前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已超過2000億元,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三是深化對中間收入階層的認識。盡快把中等收入階層“做大做強”,對社會長治久安十分重要。而目前的現狀是,中等收入階層與貧困人的差距不夠大,與富人的差距又足夠大,甚至隨時可能掉入貧困。收入分配上做到公正、公平、公開是應該追求的目標,同時必須建立在效率和法制的基礎上。全面認識收入分配問題,不要把眼睛只盯在貧富差距上,應該從上述三個層面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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