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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今天在國內很普及，好之者甚眾。在大學念書的，加上商科的學生也要選修一些經濟，涉及經濟課程的可能占大學生人數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從數學轉經濟的有不少人，而新制度經濟學的思考，不僅可以不用數學，就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入門也不一定需要。只要多知世事，細心觀察，日夕思考，一點運氣，就有機會在制度的分析上寫出有分量的文章。
有趣的是，內地的經濟學有不少派別———沒有作過考查，但聽過好幾派。最過癮的是“海龜派”與“土鱉派”之分。顧名思義，海龜(歸)是指在國外念經濟后回國的，而土鱉則是指沒有喝過洋水的土產經濟學家。有些只喝過一年半載洋水的，是海龜還是土鱉，精于鑒別的專家也不能告訴我。既然有派別，就當然有爭論了，所以內地的經濟爭議比香港或臺灣熱鬧得多。
好些朋友認為在西方，經濟學也是有很多派別的，例如奧國學派、芝加哥學派、麻省理工學派之類。但這些只是題材上的興趣有點不同，采用的經濟學工具卻大同小異，過了一些時日，題材的興趣有了轉變，派別就再也分不出來了。可以說，西方經濟學的傳統(tǒng)，在基礎上相當一致。外人看來經濟學者爭論不休，在行內看卻沒有什么大不了。基礎與工具大致相同，不容易有持久的派別之爭。
西方經濟學傳統(tǒng)沒有持久的派別，但不同的路線卻是有的。我認為后者是因為經濟學者之間的出發(fā)點不同。換言之，大家所用的分析基礎———例如經濟學的定理或公理———都是一樣，但經濟研究的意圖卻有相當大的分歧。把經濟學的邏輯用錯了沒得說，但就是邏輯沒有錯，意圖不同就會走上不同的研究路線，使不知就里的外人以為西方經濟學有多種不同的派別。
先舉一個行外人容易明白的“意圖”例子吧。有些人認為學經濟的意圖是為了賺錢。
這樣，“賺錢”是意圖了。雖然不乏經濟學者在研究上走這條路(例如找尋股市的上落規(guī)律)，但信之者甚少，一般經濟學者相信的，是明白市場與利息率等關系，作投資可以多一點訊息，只此而已。讓我轉談五項經濟研究的意圖或出發(fā)點吧。
(一)福利經濟這是庇古(A.C.Pigou)的傳統(tǒng)，其意圖是改進社會。這里有一個到今天還未能解決的困難，就是我們接受了庇古指出的減少私人與社會成本的分離可以增加社會的經濟效率，我們也無從知道社會是被改進了的。做研究生時，跟其他同學一樣，我大約花了半年時間分析這個問題。雖然當時幾位老師都說無從知道，作為學生的還是心有不甘，在理論上轉來轉去轉了幾個月。此后不再。
(二)政策經濟這與福利經濟有相近之處，但不一樣。建議政府怎樣做也好，不建議也好，政策經濟主要是因果關系的分析，可以做得嚴謹而客觀的。這與解釋世事或行為有關。然而，與下文說的、我自己興趣所在的經濟解釋有一處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政策”通常是指定了的題材，往往老生常談，其研究能得到新的科學發(fā)現的機會不大。
政策分析可以客觀，但不容易客觀。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分析者本身可能有利害關系。政策的效果與自己的利益有沖突，分析者可能有意或無意地把結論更改了。學術研究不是那樣神圣，足以令人鄙視的行為并不罕有。其二是政策分析，政府希望得到的結論，分析者往往事前就知道。學者的靈魂也有價，而史德拉(G.J.Stigler)曾經對我說，這個價有時低得令人吃驚。
(三)經濟哲學西方經濟學的始創(chuàng)者休謨(D.Hume)與斯密(A.Smith)就是走這條路起家的。此路舉步維艱，走得有創(chuàng)意、有深度的卓然成家，平凡的不見經傳。不需要有很強的分析力，但感受要有獨到之處。近人米塞斯(L.vonMises)與哈耶克(F.Hayek)是20世紀的佼佼者。
(四)經濟理論搞純理論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玩意，要有天份，不一定要用很多數學，雖然數學的性能———尤其是簡單的數學———要懂得通透。很有趣，足以令人廢寢忘餐。問題是有實用性(有解釋力)的理論不多見，而就是有的話，通常是一些基本原則的復雜演變。這些演變的推進可以很快，每半個世紀會出現一兩個大師，看通了門徑，勢如破竹，橫掃千軍，剩下來的就無足輕重。薩繆爾森(P...Samuelson)、阿羅(K.J.Arrow)等人就是那樣的大師，跟在他們的后面不大過癮吧。所以一般來說，搞純理論是搞小玩意，數學好比較容易發(fā)表文章。除非時來運到，可以傳世的機會甚小。
(五)經濟解釋這方面我工作了40年，知的比較多。在美國時的師友之間大都是走這路線的。可能因為在這些人中我是惟一來自亞洲的，生活的經驗不同，所以大約自1972年起，我選的出發(fā)點與師友的略有差別，跟著的路線就分得較開了。
我的起點是找一個需要解釋的行為或現象，多花時間考查這現象的真實性與細節(jié)。在中國內地與香港長大，對街頭巷尾的瑣事我知道的比內地多，而在上世紀60年代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響，認為若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的真實性。我對政府發(fā)表的統(tǒng)計數字歷來有保留，也可能是出自亞洲的背景使然。就是我對某些優(yōu)質的政府或機構的統(tǒng)計數字真實性沒有懷疑，其量度的方法是怎樣的我總要查詢一下。另一方面，自己親眼見到的，雖然沒有詳盡的數據，我的傾向是信自己多于信他人，雖然好些時他人的數據我不能不用。是因為曾經中過計，痛定思痛才產生上述的感受。
還有一點要提的。那就是在驗證假說的過程中，不懷疑真有其事但不可以或不容易觀察到的變量，我盡可能一概不用。這些包括卸責、偷懶、恐嚇、勒索、欺騙、機會主義等行為。這些不容易以觀察證實的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含意。
可靠的處理辦法，是考查局限條件的轉變。確實了局限條件的轉變就不用談什么卸責了。
我說過了，最蠢的研究，是試行解釋沒有發(fā)生過的事。然而，考查現象的真實性與局限的轉變，是苦工，是要花上大量時間的。走這條路不可能分身在復雜的理論上打轉。
我的選擇是把理論簡化得無可再簡，把余下來的時間投資在考查世事那方面去。不能改進社會，文章數量也不多，但這類研究內容一定充實，而傳世的機會也較大。
(本專欄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由張五常先生授權本報在大陸獨家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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