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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傅強
總撰稿：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
撰寫：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
本刊記者馮宗智楊云龍王旭
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舊唐書.文苑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老子.道德經》
當我們仔細考察身處困局的國有銀行時，發現它們根本不是商業銀行，甚至連企業都談不上，僅僅是對財政的“買單者”和對民眾的“慈善家”，基本上沒有自主的盈利模式。
造成這種困境的根源，在于科爾奈所定義的“父愛情結”(paternalism)，一種為社會主義集權體制下政府對企業的直接操縱，以及政府迫使企業擔負追求就業、穩定或其他政治支持等職能的復雜情緒。
虛弱的國有銀行單純依賴自身的力量已難以痊愈，它們已必須面對或生存或死亡的背水一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國有銀行的改革如果能從觸動產權和消除壟斷開始重塑盈利模式，那么天地不仁任由銀行在市場中浮沉，總比父愛籠罩給銀行帶來更多的生存機遇。
沒有盈利模式的慈善機構
企業對自己的產品和服務進行收費乃天經地義，但國有銀行似乎是例外，國有銀行不得不扮演著兩個角色，一個角色是面對國家財政時，繼續扮演“買單者”；另一個角色是面對公眾時，定格為“慈善家”，四大銀行唯獨沒有資格扮演“企業”這個角色。如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所稱：“政府還沒有把商業銀行看作是真正的商業企業。只是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工作會議上，江總書記才明確提出，中國的銀行也是企業。而我們通常更多地是把國有商業銀行看成是調節經濟的工具，而且它們還過多地承擔了社會穩定的職能。”
徹底的市場經濟是無恥的徹底的市場經濟是無恥的，一位朋友到美國后這樣感慨，以她對美國銀行的想入非非，以為美國的商業銀行會很客氣地為她提供個人帳戶和信用卡服務，走入銀行后方才大吃一驚，因為她抵美不久，在美國的信用記錄為空白，因此不可能申請信用卡，等要申請個人儲蓄帳戶，才發現銀行既沒有各種儲蓄帳戶的介紹資料，也沒有不同期限的儲蓄利率表，只好跑到咨詢臺去詢問，咨詢女郎的回答很耐心詳盡，可惜每問一次居然必須繳納50美分！哪有我們四大國有銀行免費咨詢、免費開戶、免費送你各種各樣的銀行卡來得服務周全！反過來，國有銀行居然能堅持對民眾親和再親和，免費再免費，說明國有銀行離市場，不是一墻之隔，而是一海之遙。
先從兩個似乎不相關的故事說起。
故事一：人行道之怒走在接踵摩肩的大街上，不少人都曾因為前方的行人動作慢吞吞而怒火中燒，有人甚至因此發生沖突，這種情況在英國有個名詞，就是“人行道之怒”(pavement rage或road rage)。
倫敦著名購物街牛津街(Oxford Street)就是“怒火”旺盛的地方，據倫敦《泰晤士報》報道，牛津街的上班族行色匆匆，在牛津街上的步行速度不低于每小時4英里；而觀光客們的步行速度有如“牛步”，平均每小時僅1英里。結果有高達89%的英國民眾表示在牛津街有過“人行道之怒”。
在中國有人行道之怒嗎？有的，但表現得更為荒謬些。例如北京媒體上曾經有這樣的呼吁：
一些到超市中只是買塊豆腐提瓶醋的老人付款時也得排長隊，商家為什么不給開個零星購物通道？一些退休職工不過是到銀行去交個幾十塊錢的水電、燃氣、電話費而已，銀行為什么不給開個小額存取款窗口？銀行愿意為老人存取數百塊錢開養老金支取專柜，卻不愿意為提取幾十萬現金的客戶提供上門服務；銀行愿意為所有客戶提供寬敞的營業大廳和礦泉水，卻不曾見到為黃金客戶提供“貴賓室”。如果超市是要考慮盈利的，那么商家就應該為大宗購物而非一塊豆腐開辟快速結帳出口，因為這些“黃金客戶”才是為商家帶來盈利的，而買塊豆腐的先生，在享受了超市低廉價格的同時，卻也同樣耗費了商家的結帳手續，給商家帶來的是凈虧損，所以這些人排隊恐怕是“不可抱怨”。銀行也一樣，苛刻些說，那些存儲蓄帳戶不過數千元的客戶因資金太少，其給銀行帶來的好處，可能還不能彌補銀行為其提供頻繁的零星存取的支出，因此銀行對無利可圖甚至賠本的零星存款，不僅不應該提供優先服務，反而應勸這些客戶更多地使用ATM設備來“自我服務”，或者索性對零星存取結轉業務只提供收費服務。這樣，超市、銀行等等才不至于人多熱鬧，卻干賠不賺。不過我相信如此“赤裸裸”地宣揚國有銀行應該對其服務收費幾乎會激起民憤，國人已經習慣了銀行幾十年來的“免費大餐”，甚至根本沒有想到其實銀行并非慈善家而是企業，老人們頻繁地到銀行辦理取養老金或繳費等零星業務，一定無法忍受“國家的銀行”居然要向他，一個辛勤勞動了一輩子的工人收取手續費！
故事二：流浪的硬幣中原某城市的公共交通很發達，由于采用了投幣上車，所以每天公交公司收入大量的硬幣，每天需得解繳銀行。這些硬幣多達十幾萬元，需要用一輛公交車開著送到銀行去。銀行的柜臺工作人員甚至不敢將這些沉甸甸的，裝滿了硬幣的袋子放到二樓的現金庫去，怕壓塌了樓板！
要是銀行偶爾收這么多硬幣，倒也可以專門組織一班人馬清點分理，做一期趣聞類的電視節目，顯示銀行如何為民兢兢業業。但現在是每天這么大量的硬幣洶涌而來，銀行每天都需要專門組織一個突擊小分隊連夜清點這些硬幣，那就變成了一個極端惱人的悲劇：如若不接受公交公司解繳的硬幣，就可能失去一個大客戶，畢竟公交公司在銀行的往來帳戶不全是硬幣，還有其他有利可圖的大量業務；如若接受了這些硬幣，實在是讓柜面的年輕人每天都得熬夜清點，不及時清點的話每天短缺個百兒千塊銀行肯定無法忍受。可是，這區區十幾萬元硬幣，給銀行員工帶來的痛苦，給銀行為存儲、清點帶來的費用支出，實在是遠遠超出了其可能給銀行帶來的利潤！
這個“硬幣”的煩惱，先是由該市的工商銀行來承受，堅持了一年多，工商銀行終于無法再忍受，將此轉給了中國銀行，中國銀行堅持了半年就潰敗下來，將這個“燙手山芋”轉給了建設銀行，建設銀行早知底細，一位年輕的副行長冒著違法和丟烏紗帽的危險，和公交公司達成了諒解協議，鑒于處理這些硬幣實在勞心勞力，代價高昂，所以公交公司本著對建設銀行的憫恤之情，私下同意建設銀行對此部分硬幣存款不支付利息！這種君子協定如何違法？因為根據《商業銀行法》，存款是必須有利息的。商業銀行如若想停止提供免費服務竟然鬧到了冒丟官和違法風險的荒唐地步！
幸運的是，硬幣的流浪終于停止了；不幸的是，更大規模的“硬幣流浪”有蔓延的趨勢，由于國有銀行生而不幸，不能對服務收費，所以已經有一些個體戶在每天銀行下班之前，背著一袋零錢來存款，第二天再提出整票去做生意。個體戶不僅省略了清點零錢的財務費用，連保險箱的費用也省略了。銀行明知他是“揩油水”，也只能為其“打工”。幸虧迄今為止這樣精明的個體戶還不多，否則大家一起來搭銀行免費服務的便車，勢必會造成硬幣零錢每天傍晚洪水般流進來，而到隔日早晨變成嶄新的整鈔大搖大擺流浪出去！
四問銀行贏利模式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有其盈利模式嗎？除了不公開發行的各大銀行的年報中會披露一些相對詳盡的資產損益之外，從各類年鑒和各大銀行的網站上，我們很難窺得國有銀行盈利模式的全貌。根據1999-2001年度四大銀行的損益平衡表，我們粗略地勾勒出如上圖表。
利息、金融機構往來收入、國債收益和手續費收益等是國有銀行最重要的利源構成；而利息支出、營業費用、準備計提和金融機構往來支出則是最重要的支出項目。稍微加以留意，我們就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國有銀行因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不恰當地被剝奪了盈利模式，在艱難中求生，而禍患常積于微忽。
問一：利息收入是銀行的穩定利源嗎？
利息收入無疑是銀行最重要的利潤來源，但迄今銀行基本上并沒有貸款自主權，更沒有利率定價權。金融圈的一個流行說法是“計委點菜，銀行掏錢”，就是其真實寫照。濃厚的計劃色彩使國有銀行一直擔負著對國有經濟“輸血”的義務，其實質不過是財政的附庸“保姆”，“假裝”在進行商業化經營，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國有經濟部門中，不能“計較”贏利與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安定團結貸款”，乃至國債建設項目配套資金等，國有銀行的貸款，仍然主要是其他部門享用的菜而已。
再看連續七次的降息，每次都是貸款年利率的平均下調幅度大于存款年利率，使存貸利差進一步縮小。1996年以來的前七次降息，每次都使商業銀行盈利受到一定的影響。前七次降息累計使銀行利差平均縮小2個百分點以上，利差縮小的滯后效應在1999年表現尤其明顯，目前國有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差僅剩余3.3個百分點，利率管制和息差收窄，已經使得銀行內外交困，無所適從。看來，利息收入多寡是蟠桃，而國有銀行卻不是蟠桃園的主人。
問二：金融機構往來是虛構的利源嗎？
這是最為令人困惑的，金融機構往來不外乎他們為對付金融大檢查而進行的“存款搬家”以及匯兌業務中占用他行頭寸等等，將金融機構作為整體來看的時候，其往來收入和往來支出應該恰好平衡，這個利源卻堂皇地存在著，成為難解之謎。
問三：銀行能為其服務收費嗎？
為什么要對自己提供的服務收費，道理淺顯得和理發、就餐、按摩要付費一樣簡單。結合到銀行，其來龍去脈也相當簡單。有人說，銀行對其服務收費，實在是“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任搜求，虧老先生下手！”果真如此嗎？
為什么要對服務收費？一是銀行的服務資源是有限的，如果大量資源為并不給自己帶來盈利的客戶所占據，那么銀行就踏上危險的不歸路了！一般來說，4%的黃金客戶提供了50%的儲蓄金額，16%的富殷客戶則提供了另外48%的儲蓄額，這兩塊客戶能夠給銀行帶來資金和盈利，因此銀行服務向其傾斜順理成章；而剩下的80%儲蓄客戶，其提供的資金只有可憐的2%，農行內部研究機構的一項測算顯示，農行每筆存款業務只有超過1500元才有可能盈利。如果不對低端客戶提供的銀行柜臺服務進行收費，則要么銀行賠錢，要么柜臺人滿為患。
二是受上海花旗按“國際慣例”對帳戶收取管理費的激勵，內資銀行也壯起膽來，試圖通過收費服務調整客戶結構，屏蔽小、散的低質客戶，吸納優質客戶，從而降低服務和管理成本，提高銀行效益。某銀行副行長就曾這樣表態：“管理100元賬戶的成本和管理一個100萬元賬戶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樣的。100萬元的客戶至少可以給我們帶來3%的存貸利差，而這些100元以下的賬戶，我們是做著賠本賺吆喝，費力不討好的買賣。既然如此，我們中資銀行為什么不能用收費抬高門檻，更好的經營我們的優質客戶呢？”其實上述話語還是個理想，目前國有銀行還真不敢一步走到坦然收費服務這一步，初步的想法恐怕還是希望清理一下龐大得驚人的“死帳戶”。例如目前中國工商銀行100元以下的賬戶占總賬戶的5 .16%，其平均存款額僅有13元。
整個國有銀行系統的“死帳戶”大約在1500萬個左右，至少使銀行每年白扔五六個億，哪怕目前帳戶服務收費是象征性的，多少也能使得這些“死帳戶”真正能壽終正寢。為什么銀行連終止為這些“死帳戶”繼續浪費錢財的權利都沒有呢？難道不是咄咄怪事？
三是銀行為其服務收費這件事情，居然要驚動到種種政府職能部門，據說銀行業協會正向金融主管部門和物價主管部門，似乎還有別的什么部門寫報告，要求批準商業銀行對相關中間業務收費，而收費標準要由國家統一規定。這更讓人費解，別人為其服務收費，干卿何事？這些職能部門在法律上和產權上難道和銀行相關嗎？看來我們不僅不愿意承認銀行有為自己的服務適當收費的自主權，并且還希望免費大餐越搞越大，更令人覺得不著邊際的是，一些官員一邊在否定國有商業銀行對中小儲戶服務收費的可能性，虛妄地稱其和《商業銀行法》相抵觸；另一方面卻表態說外資銀行服務收費正大光明，無可非議。
記者直擊：親民業務如“雞肋”隨便走進任何一家銀行的營業廳，你都能看到大理石的地面，氣派的沙發，冬暖夏涼的中央空調和高檔次的裝修。這一切，都表現出了與錢打交道的不俗實力。然而，誰又知道，銀行的“富有”，有很大一部分是從那些瑣碎的親民業務中一點點“摳”出來的。親民業務，好大一塊“雞肋”!楊大媽家住的小區邊上就是建設銀行的一個營業廳，可以代繳電話費。可是楊大媽每個月仍寧愿走到一站地外的電信營業廳去交。問及原因，楊女士認為在銀行交費的人太多，排長隊不說，還要填單子，自己眼神又不怎么好，倒不如走遠一些到電話局，說出電話號碼就全齊了。
由銀行代繳各種費用的業務是這幾年才開展起來的，各大銀行為了吸引更多的客戶，紛紛有了各種代繳業務。水費、電費、煤氣費、手機費、電話費，只要涉及到錢的業務，銀行都來者不拒。既方便了大家，又招攬了客戶，一時間，銀行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升華了許多，也貼近了許多。銀行的親民業務開展得如火如荼，各銀行間還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于是，銀行又自己花錢買來飲水機，柜臺上配了老花鏡，更有甚者，擺出花花綠綠的糖果來吸引孩子——他們未來的潛在客戶。
一些評論認為，銀行開展的種種業務雖然方便了群眾，但從經營層面上講只是一種親民舉措，不是贏利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不應該是經營單位所為，倒更像是在做慈善事業。而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親民業務就像一塊巨大的雞肋，讓銀行既無法割舍，又啃不到什么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國有銀行儲蓄所所長在與記者閑聊間批駁了記者的親民業務“雞肋論”。在她看來，這些看起來是雞毛蒜皮的代繳業務，是銀行的贏利所在。“為什么那么多銀行都在爭著開展代繳業務，而且種類那么多？爭取客戶是一方面，但不能贏利的事情，誰會去搶著做？”根據這位已有10年工齡的所長介紹，由于各個行下屬的儲蓄所都進行獨立的業績核算，而靠借貸差無法達到規定的業績限額，代繳業務的代理費已成為一筆重要的收入。銀行與電信部門、水電公司方簽訂代繳協議，規定每完成一筆代繳業務，銀行方面將得到固定的代理費用，而這筆費用，一般在幾角錢到一兩元錢不等。
銀行真的就是靠這些微薄的小錢聚沙成塔的嗎？這位所長沒有再拿出詳細的數據來證明。而據資料顯示，目前國有銀行已經開辦的中間業務品種有260多個，在產品品種上僅限于結算、代理收費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一份統計資料表明，國有銀行中間業務占全部收益比重分別為：
中國銀行約17%，中國建設銀行約8%，中國工商銀行約5%，中國農業銀行則不足4%，四大銀行平均僅8.5%左右。不知這其間親民性質的業務又占了多少？
一些專家指出，銀行在某些意義上是為“有錢人”服務的企業，“嫌貧愛富”。而為一些小客戶服務，銀行也要投入成本，同樣的成本當然就更愿意為帶來更高效益的大客戶服務。所以，更好的服務于高端客戶才是關鍵。即便如此，高端客戶對銀行的服務質量仍能找出問題。一位貸款買房的付先生道出了他的不滿：“我去銀行交20來萬的住房貸款，要先填單排隊從儲蓄那里取出錢來，再抱著錢去交貸款的地方另填單辦理，來來往往好幾趟。按理說，我是給銀行送錢去的，可辦理起來倒不及那些交水電費的大爺大媽省心，排一個隊全解決了。”類似的高端客戶與低端客戶同等待遇的問題提的很在理，卻又讓銀行哭笑不得。雞肋，雞肋，嚼之無味。
問四：靠減員增效能緩解銀行的困境嗎？
目前銀行裁員風潮越來越烈，靠砸員工的飯碗來保住銀行的飯碗，可能收效甚微。
1998-2000年間，中國商業銀行裁撤了2284家營業機構，并計劃在2002年內裁員三萬人，這意味著兩年內有17萬工行職工被解雇；中國銀行在2001年關閉了141家分行，裁員5200名，2002年計劃再關閉88家分行，裁員5000人。農行2001年大規模撤消了1700個分支機構，裁減2.4萬名員工。對于中國銀行業乃至國有經濟改革而言，公然喊出“減員增效”的口號不過是自欺的“杯水車薪”，除了讓職工寒心，并不能讓冰涼的國有銀行軀體溫暖起來。
記者直擊：一位銀行職員的憂慮“我覺得說任何話都沒有用，大家都處在麻木之中，彼此都習慣了，既然處在這種環境中，無所適從并不是我們這家銀行的專利，說再多的話，也是于事無補。”黎民說這些話的口氣異常沉痛，讓人覺得這些話怎么也不該出自一個剛到而立之年的小伙子口中。
黎民是5年前進入北京市密云縣這家國有銀行的，那時的銀行是金飯碗，沒有過硬的關系是很難進去的，好在黎民的姑父辦了一個水泥廠，好歹也算個鄉鎮企業，他姑父同這家銀行的行長很熟，經常一起喝酒，憑著這層關系，當然還有一紙大學文憑，黎民進入了這家銀行開始了他的工作旅程。
記得剛上班時，銀行里的一位老職員對他說，銀行也就有5年干頭，當時黎民對這個近乎危言聳聽的說法頗不以為然，可屈指5年過去了，那位老職員的預測仿佛如魔咒一樣得到應驗。單位不斷有人員分流計劃出臺，還有要撤行的消息，最讓人絕望的是幾百萬元的虧損無從化解。
銀行的工作演變成了“拉存款”的大比拼，誰能拉來存款，誰就是英雄。什么業務水平，都是白扯，黎民還是學計算機的呢，現在也“下放”到坐柜臺了。
最讓黎民看不慣的，單位在干部的選派上也以“關系”為標準。不是看員工自身的思想素質、業務水平、工作實績適不適合崗位需要，而是挖空心思在琢磨員工的家庭背景、“關系”資源，哪個員工有親朋好友在有權部門、哪個員工認識存款大戶的老總，則才有可能得到提拔和重用。
“說不定哪天我們的銀行就倒閉了，即使倒不了，也說不定哪天就失業了。”黎民近乎自言自語。黎民算不上最慘的，很多銀行的職員早已提前出局。自1996年開始，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幾乎同時開始了戰線收縮，開始醞釀各自的減肥計劃。
1997年中央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和中發(1997)19號文對國有銀行改革作了總體部署，國辦發(1998)120號文轉發了《國務院轉發中國人民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確要求工農中建在2000年前要撤并10%的縣支行。中國銀行首先撤銷了原省分行所在地的26家市分行，實現省市行人財物資源的重新組合。
到2001年底，四大銀行的正式員工為137.38萬人，年人均利潤僅為1.67萬元，而境內外資銀行的人數雖少得多，但同期年人均利潤27.03萬元，是國有銀行的16倍。
四大商業銀行總共雇員超過了130萬人，有一個比喻說，國有銀行像“恐龍”，“恐龍的死就是因為消耗太大而反應太慢。當敵人咬住了恐龍的尾巴，他要用5分鐘才能將這個信息傳遞到大腦，再用5分鐘時間才能做出反擊”。不管怎么說，銀行再也不是作為最穩定、收入最高、福利最好的職業，在各個城市銀行大樓也并不因其過于奢華和氣派而巋然不動。
不僅如此，銀行在開拓盈利模式方面的阻力重重，中間業務曾經被建設銀行等青睞，但迄今中間業務增長雖快卻難堪大任，例如銀行免費為電信部門代收手機費，但光是一張收費發票的成本就達0.21元，建立收費模式顯然是需要公眾諒解和配合的。再如代理證券業務，嚴格的分業框架使得國有銀行不能越僵化的分業雷池半步！即使在美國1929-1933年大蕭條之后，代理證券業務、開放式基金業務也仍然保留在銀行業務范圍之內，但在21世紀的中國銀行業，即使是非常適合商業銀行辦理的證券類業務，也被視為洪水猛獸，全然從商業銀行業務范圍中割除。
我們不得不承認，國有銀行的實質性改革至今尚未起步，對政府而言，國有銀行是“買單者”，作為體制轉軌的犧牲品而存在；對民眾而言，國有銀行是“慈善家”，被鎖定為免費服務的提供者。
國有企業掙扎脫困的今天，會不會就是國有銀行的明天？國有銀行還有從今而明的轉身時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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