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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正面臨著什么？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總理事會主席賽季奧·馬奇先生來京訪問期間，本報記者應邀對其進行了專訪。
-關于世貿組織
《財富周刊》：世貿組織在決策時主要遵循“協商一致原則”，但不可忽視的是，在 成員方達到144個的今天，協商一致原則不僅成本過高，而且會越來越多地面臨某些成員出于策略行為，威脅說若不滿足他們的某些要求就將行使否決權，這實際上意味著為滿足少數人的利益可能會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世貿組織會不會考慮修改自己的決策機制以減少無休止的談判？
賽季奧·馬奇(以下簡稱馬奇先生)：我認為可以這樣說，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盡善盡美的機制，只有正面的而沒有任何負面的影響。盡管世貿組織現在有144個成員，而且這些成員經濟體的規模也不一樣，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成熟度也不一樣，但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協商一致的原則依然是世貿組織中一個有效的原則。您剛才說的也是對的，協商一致的原則從效率的角度來說確實成本比較高，但是一旦通過協商一致原則產生了協議，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協議，因為它是從一個非常可信的程序中產生的，這一點我們是不能忽略的。
第二，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用投票表決代替協商一致，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分歧，甚至給一些成員帶來痛苦，有些成員會是贏家，有些成員失敗了，投票表決機制實際上也是有代價的。如果采用投票表決機制，是一個成員一票，還是根據每個成員占世界貿易的份額來確定其票數？在一些問題上是采用2/3多數通過還是其他方式？投票表決機制本身就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把投票表決與協商一致原則結合起來，在一些問題上采取投票表決，前提是這些問題不能破壞我們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權利。比如說(當然舉這個例子并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由總理事會做出決定)，如果對世貿組織總干事的人選無法達成一致，可以投票表決。因此我認為也存在復合型的表決方式。您剛才說的也對，隨著世貿組織的擴大和發展，應該考慮世貿組織內部的治理問題，如果我們今天采取明智的措施，才能在明天保持我們組織的更大活力。
《財富周刊》：您是烏克蘭加入世貿組織工作組主席，您認為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在加入世貿組織過程中的主要障礙是什么？由于這些國家對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缺乏足夠的認識，世貿成員對這些國家是否存在要價過高的傾向，而這些國家又無力反擊？
馬奇先生：加入世貿組織的代價是非常高的，但同樣重要的是，一個成員如果加入了世貿組織，他所獲得的好處是具有很大的附加值的。
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雙行線，既有權利也有義務，并不是只有權利或只有義務，應該說這是一個“一攬子”的東西。不發達國家加入世貿組織的確面臨著很大的挑戰，要加入世貿組織，必須要做出巨大的變革，其中包括在法律和經濟管理體系方面都要做出變革。至于烏克蘭，他一定要從前蘇聯的衛星國轉變成能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和義務的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在這方面要做大量的工作。在達到標準方面的變革，中國是理解的。要加入世貿組織，就要求這個國家在政治資本上、政治意愿上、在政治承諾上做很大的投入，并適當作出經濟上的變革。
第二個挑戰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必須能夠把伴隨著世貿組織成員資格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推銷給自己的公眾，讓他們了解。我們知道，人有時候是害怕變革的，害怕出現未知數。這些國家政府面臨的難題是說服自己國家的國民、各個產業的領導人，使他們相信加入世貿組織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好處要遠遠大于他們眼前做出的犧牲。
-關于多哈回合
《財富周刊》：盡管世貿組織的成員有144個，但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少數國家，盡管世貿組織聲稱各成員是平等的，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顯然是不平等的。比如取消紡織品配額問題就因為美國和加拿大的拒絕而進展緩慢，農業問題也是如此。當然這些問題本身都很復雜。我的問題是，世貿組織有沒有考慮如何平衡相對弱勢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敦促各方把對發展中國家的紙上承諾化作行動？
馬奇先生：首先一定要指出，世界貿易組織與其前身關貿總協定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組織，3/4的成員是發展中國家，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比以前要大得多，這是件好事，他們的聲音也變得越來越一致起來，這也是件好事。而且剛剛我們談到世貿組織的議事原則是協商一致原則，這就意味著所取得的進展是按世貿組織中發展最慢的成員來進行的，因此我認為世貿組織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需要是明確的，反應也是非常及時的。盡管有時會對它有些批評，但我認為它是非常民主的組織。而且世貿組織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伙伴關系型的組織，如果我們不尊重這種伙伴關系的話我們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這正是多哈發展議程中所明確的一點。
關于紡織品問題，多哈發展議程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對那些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政治上比較敏感的產品開放市場。實際上加拿大現在就已開始了一些變革，因為我們知道2005年所有的紡織品配額將被取消，我們國家的產業界正朝著這個目標進行變革。自從紡織品貿易協定生效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紡織品出口加拿大已經有了大幅的增長，在加拿大紡織品市場的占有率上，以前發展中國家只占很小的部分，現在則占了大部分，這也是很大的進步。
《財富周刊》：多哈會議雖然沒有像西雅圖會議一樣以失敗而告終，但也是會期拖延了24小時才勉強達成協議，這似乎預示著多哈回合的舉步維艱。您對多哈回合的談判進展有何評價？
馬奇先生：多哈會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我們從西雅圖會議上取得很多經驗和教訓，另一個原因是多哈會議的貿易部長們都承諾要避免連續第二次的失敗，如果第二次我們又失敗了的話，對我們的機制和世貿組織的可信度將造成非常大的打擊，因此我們必須避免，尤其是在剛剛發生了“9·11”事件之后，我們更要避免。
同西雅圖會議不一樣的是，部長們愿意對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發出一個積極的信號，他們并不想發出一個分歧的失敗的信號，那將是非常錯誤的。多哈所以取得成功，是部長們都做出了妥協，也就是說，在多哈會議上沒有任何國家百分之百達到目的，滿足了自己百分之百的要求。而在西雅圖會議上，沒有任何人愿意做出讓步和妥協。談判實際上是討價還價，這是一個“一攬子”的事，你不可能只是拿而不給予，給和拿需要達到平衡，這樣才有利于所有成員的健康發展。
-關于中國
《財富周刊》：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大、發展迅速且具有轉型期的性質，所以世貿成員要求對中國在12年內實行過渡性具體產品保障機制、8年內實行過渡性審議機制。您認為這種差別對待對中國或與中國相似的發展中國家公平嗎？能否理解為發達國家既需要發展中國家這個市場，又不愿意他們享受同樣的權利？
馬奇先生：世貿組織作為一個機制，推崇的是非歧視待遇，即公平的待遇，這是一個基礎。在確認這個原則的基礎上，對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優惠待遇，以補償他們在經濟發展中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一點也是不應該被忽視的。關于過渡期的審議機制，作為總理事會主席，我認為我們會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議定書去做，中國也會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的義務，我認為不會發生不愉快的事。12月的總理事會是世貿組織今年年內舉行的最后一次會議，審議機制要求的第二件事就是下面的16個分委員會在今年秋天舉行一次會議，這樣就使總理事會有充分的時間做好今年年底舉行的總理事會的會議。
《財富周刊》：中國外經貿部龍永圖副部長說中國加入世貿后出現兩個重大趨勢，一是中國的法律環境正在改變，二是中國正在加速經貿體制改革。您如何評價中國作為世貿組織正式成員后近半年來的表現？您對中國駐世貿代表團有何印象？
馬奇先生：龍永圖先生有必要在公開的場合承認自己長期以來為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所做的巨大努力，他所作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應該向他所發揮的領導作用表示祝賀。
第二，我在日內瓦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觀點，這次到中國后更印證了這個觀點，那就是，中國是堅定地致力于世貿組織的承諾的，并且為此正在做出必要的改革。
同樣，在我的訪華中會見的各級官員，他們都承諾要履行義務，他們也公開承認要履行這些承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的領導人并沒有因為任務艱巨而削弱履行承諾的意愿，相反他們更加致力于改革，以便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能夠長遠地從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資格中獲益。當然今后可能面臨各種各樣的難題，在中國和世貿組織成員之間也會有分歧，從長期來看，對于中國是有好處的。
關于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的問題，我認為中國派出了一位非常能干的大使，孫振宇大使在日內瓦與他的同行其他大使間的交往是非常積極的，他的手下大部分是一些年輕人，他們學習新知識很快，也有很豐富的知識，在維護中國的利益方面也毫不遲疑，我認為中國常駐世貿代表團是一個非常好的代表團。
-文/本報記者甄蓁-攝影/本報記者魏彤
賽季奧·馬奇
賽季奧·馬奇1956年生于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幼年隨家人移居到多倫多。1979年獲約克大學的城市規劃及社會學學位。
1982年，馬奇被選為北約克市地方議會議員。1984年他作為自由黨議員被選進眾議院。
1993年馬奇就任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部長。1996年2月，馬奇被任命為加拿大環境部部長。1997年6月他被任命為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部長。
1999年8月，加拿大總理任命馬奇為加拿大駐世界貿易組織及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大使。第二年，馬奇被世界貿易組織總理事會選為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理事會主席。2000年5月，馬奇被世界貿易組織任命為烏克蘭加入世貿組織工作組主席。
2000年12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長卡米爾·伊德斯提名馬奇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政策咨詢委員會工作。
2001年5月，馬奇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選為知識產權和基因資源、傳統知識和民俗政府間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2002年2月，馬奇被世界貿易組織144個成員國選為世界貿易組織總理事會主席。作為主席，他負責主持理事會的會議以及監督多哈回合的談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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