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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輔礽：全國政協財經委副主任《時代財富》雜志總編輯
五大不安全
民營企業安全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財產安全。我們看到這樣一些現象：有民營企業家通過各種途徑把財產轉移到海外；有些則感到在國內做生意不踏實，所以去弄一個外國護照，然后再回來做生意；還有人采取觀望態度，不愿意把更多財產投資到企業當中，賺到足夠錢以后就收攤了；有的企業已經辦得很大了，可是不聲張，不愿意接受采訪和參加各種會議，非常低調。
民營企業財產安全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表現在憲法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到現在憲法里面也沒有做這樣的規定。今年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有一個很重要的提案，就是要求修改憲法。第二表現在民營企業是唐僧肉，大家都想吃一口。各種各樣的攤派，還常常有可能被找到各種各樣的借口進行罰款。各個部門都可以去檢查，檢查不是那么好受的事情，你不放點血是很難通過的。第三表現在刑法里面。在新的刑法里面，把民營企業的雇員侵吞私有企業的財產只作為民事問題來處理，而不作為刑事犯罪問題來論罪。第四表現在三資企業有關法律的規定里面。我看到全國工商聯的材料里面寫了這一點：明確規定三資企業的投資是不國有化的，如果國家需要征用，還要進行補償。但是民營企業就沒有這一條。
商業秘密和商業利益缺乏保障。這幾年已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有一些民營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在公司工作一段時間以后，已經掌握了公司內部的技術秘密或者其他商業秘密，然后他們跳槽，被高薪挖走，跳槽時他們把商業秘密、技術秘密，甚至一些客戶關系也帶走。大家看到一些民營企業到現在也還是愿意繼續保留家族企業的方式，不愿意外人進入，家族成員在一起大家覺得安全一點。
制度安全。最近連續發生了有些民營企業被人在媒體上造謠中傷，造成股價暴跌，業務造成了巨大損失的情況。這些被造謠中傷的民營企業往往采取忍氣吞聲、息事寧人的態度，以免成為媒體繼續捕捉的對象。
知識產權受到侵害。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有一些民事糾紛，這是難免的，但是有些地方存在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打官司，民營企業吃虧多，因為法院也是聽政府的，政府要保護國有企業。
企業的安全問題當然并不只涉及民營企業，不過一般來說，因為社會上、制度上有各種各樣的歧視存在，而且民營企業規模都比較小，實力比較弱，很容易受到傷害。這需要法律、政策、輿論各個方面，對民營企業的安全給予一種必要的保護。
保育鈞：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只要平等就好
我今天就講一個觀點，民營企業要得到安全與發展，政府對我們民營企業家不要特殊，只要一視同仁，要個平等競爭就夠了。
假如沒有民營企業，中國經濟現在不可想像。從就業來說，民營企業解決就業超過2億人口，而國有企業職工不超過7000萬。要是按照傳統思路，解決一個國有企業職工的就業需要30萬。解決2億人的就業問題得需要多少錢！
今年“五一勞動模范”中有四位是民營企業家，這是很重大的突破。一些地方像浙江省早就評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為勞動模范。
現在民營企業還是辦事難。不要說民營企業，工商聯是民營企業的家，北京市工商聯要蓋一個民營樓，跑了兩年，蓋了70個圖章，樓還沒蓋上。這個圖章養活了多少人呀！
其他方面也值得我們注意。比如福建泉州1996年時有一個民營集團搞基礎設施建設，說好了讓它回收投資。等橋蓋好了要收費時，政府部門眼紅了，于是在旁邊又修了一條路，這條路更直，老百姓一看，就走這條路不走那條路了。政府部門把原來跟民營集團簽的合同毀約了，致使這家民營企業還不了款。
所以政府從思想觀念到法律到信用問題，都要轉變職能。
蕭灼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私營企業家是誰
如果我們的私營企業家還戴著資本家的帽子、剝削者的帽子，安全既沒有保障，發展也很困難。所以今天我從理論上探討，我們的私營企業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究竟是什么角色？我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
私營企業家是勞動者。私營企業家是投資者，也是勞動者。為什么？馬克思講過，一個社會化的大生產是需要指揮的，需要管理的，企業的管理有兩種，一種叫做監督勞動，一種叫做指揮勞動。
當年馬克思講到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者，主要講的是直接生產的功能，在第一線上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當然他已經考慮到管理者也是生產勞動者，不過把這個問題淡化了。現在管理的工作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工作，已經成為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因此管理勞動不僅是一般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而且是可以創造更高價值的生產勞動。所以私營企業家既是投資者，又是從事生產管理、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者。這里面投資者和工人的關系既有勞資關系，同時又是勞動者內部的關系。不說明這個問題，對私營企業家的定位就不準確。私營企業家能不能當勞動模范？當然能，從理論上講因為他是勞動者。
私營企業家是剩余價值的轉移者。我們過去只看到私營企業是剝削剩余價值，馬克思將工人勞動分兩部分，一部分必要勞動，一部分剩余勞動，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是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剝削了。這從抽象來講是對的，但是具體來講就不夠具體了。
實際上私營企業家所占有的剩余價值是比較少的，剩余價值實際上已經社會化了。私營企業家轉移剩余價值了，轉移到哪里去了？比如在企業里不僅生產工人需要必要勞動，其他方面的人員也需要必要勞動，也需要生產，所以要通過工人創造的價值分配到企業內部其他的非生產工作中去，同時通過交稅形式成為國家集中的收入，國家集中收入再分配到社會上方方面面，比如文教衛生、國家機關、軍事部門、環境保護等用于社會可持續發展。所以資本家是剩余價值的轉移者，實際上他只得到了一小部分，大部分轉移了。
私營企業家是企業資本的主要創造者。我們過去講企業的資本有兩種，叫作資本的積聚和資本的集中。資本積聚就是個別資本的增大，資本集中是把社會資本集中起來。馬克思講資本積聚就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就是資本家從生產過程中間剝削到的剩余價值轉移到企業中間來，轉為積累，轉為投資，這樣企業的資本就不斷增大。但是更主要的不是這個，好多企業發展起來主要是靠什么？靠資本家的管理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這個價值資本化了。有些企業的工人并不多，他從工人身上獲得的利潤并不多，可是他的企業為什么能發展那么快？資金增長那么快？過去我們只是說加強對工人的剝削，提高剝削率，這樣使他企業發展起來，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管理勞動是一種復雜勞動，復雜勞動可以等于幾十倍、幾百倍甚至幾千倍的簡單勞動。所以資本家的管理勞動這種復雜勞動等于多少倍的簡單勞動，這個倍數由市場來決定，市場上賺到多少錢，說明你管理勞動在復雜程度上比普通人高多少倍。
我們現在對于企業家管理勞動沒有做評價。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袁隆平，他是科技專家，他也是復雜勞動者，他的復雜勞動等于多少倍的簡單勞動？他復雜勞動中的一個項目，像一個企業要袁隆平的冠名權，就要250萬股的股票，股票上市當天每股40元，如果他的每個工人每人每年收入一萬塊錢，這就等于他僅冠名權就相當于這些工人1萬年創造的價值。所以這點可以解釋私營企業管理勞動是能夠創造出十倍百倍甚至一萬倍的簡單勞動。
這里面有沒有剝削呢？有。但是剝削不是主要的。比如說兩個人都是大學生，他們的復雜勞動都差不多，兩個人辦工廠，都是想要賺錢，想要剝削，但是一個人破產了，另外一個人發財了，你說兩個人都在剝削，為什么一個剝削到破產，一個剝削到發財呢？這里就有管理水平管理能力問題。你的復雜勞動開始都是一樣的，但在實踐中間一個會管理一個不會管理，不會管理的就破產了，會管理的就發財了，他的發財，從一個人工作時間來講8小時365天工作是差不多。最主要的是宏觀管理，人們往往忽視宏觀管理。宏觀管理就是我投資哪一個部門，決定開發哪個產品，決定在哪個地方開、關廠，決定找哪些合作伙伴，決定開拓什么樣的市場，就是說你抓住這些最主要的管理是最關鍵的。內部關系固然也很重要，比如財務管理、勞動工資管理、質量管理、技術管理都重要，但最主要是宏觀決策，只要宏觀決策對了，那么你就可以成功，決策不對你可能就失敗。所以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鄧小平是主要決策，說改革開放，說對香港要一國兩制，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說起來很簡單，但是決策不得了，比多少人勤勤懇懇的工作不知道價格要高出多少倍。
私營企業家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推動者。私營企業家從多個方面來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私營企業家可以進行技術創新，可以占領新的市場，可以為國家提供稅收，可以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
私營企業家是提高國際競爭力重要的貢獻者。恐怕今后無論國內和國外，在國際資本競爭上，民營企業都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華生：國力民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著名經濟學家
貴就貴在由“民”去“營”
“民營經濟”這幾個字最重要的一點是由民去營。有人認為“民營企業”概念不清，其實他們不明白，“民營”二字抓住了中國企業改革的核心。
中國企業改革從1978年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企業改革搞了這么多年，到現在也不能說企業改革取得了突破，我覺得這跟由誰去營有關系。因為改革前所有企業都叫國營企業，改革之后大家覺得國家不能直接經營企業，后來提法叫作國有企業。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引進，現在國有企業也不能叫了，新的說法叫作國有控股企業。從國營到國有到國控，實質性的東西就是國家經營、國家控制。民營企業的本質實際上是什么？像現在國有控股企業凡是上市的公司實際上已經不是國有了，只是當中有國有的成份。我們現在所講的民營企業當中也有很多國有的其他經濟成份，包括有廣大投資者的成份在里面，所以現在企業改革的核心在中國與其說是誰所有的問題，不如說誰經營的問題，到底是官營還是民營。
它跟什么相對應呢？從民營角度來說，跟它相對應的那就是官營。如果我們用國際上通用的私營企業來說，它對應的是公營企業。企業改制的實質性問題就是從國家經營和國家控制變成民間經營，或者說是私營，私的概念不是說一定是個體戶，而是說不是國家壟斷的，不是政府控制的。
所有的官營企業或者公營企業的一個特點就是由國家興辦，官員領導這種跟市場經濟方向是不相符合的，隨著這個市場經濟的發展，實際上跟這個經濟相適應的企業形式就是民營企業形式,或者說私營企業形式，而國家所有制形式只能存在于非常小的領域當中。在西方，定義很清楚，所有公有企業是以非盈利為目的，或者不主要以盈利為主。而市場經濟是要追求利益的。
在中國目前形勢下，如果說得比較直率的話，我認為在中國文化傳統基礎上，民營企業可能比較優化的模式或者比較典型的模式之一是家族企業。從臺灣、新加坡、香港來看，也是如此。中國企業的發展與傳統觀念相關比較大的，最初可能是家族企業。但是在這樣社會環境當中，因為民營企業很名不正言不順，很受到一點歧視，它從最初的家族企業向現在所謂西方現代企業制度，向多元化的所有制過渡，是有廣泛的社會資本參加的企業制度的演變。所以中國現在民營企業的形式大體上有家族型的，另外還有比較快的向西方靠攏的，就是社會化治理的企業形式。就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目前階段下是不是大規模支持公眾化治理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我個人是有疑慮的。這里面還存在很多困難，我們法律傳統、文化傳統跟這方面的治理不是很吻合，這顯然是方向，但向這方面過渡還有很多痛苦。所以我們國家從民營企業這個名稱上可以看出來，一方面它從來就不是正宗，所以它有一個極大的受歧視感，心態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他比較快的偏離傳統的形式。所以現在有的說法叫私營企業越做越像公有企業，公有企業則向民營企業靠攏。
民營企業表面上看是非規范用語，在理論上貢獻很大，它幫助我們認清一些事情本來的面目和本來現象，這樣又反過來促進我們企業的改革。
中國民營企業的定位，如果我們用國家政策眼光來思考，就是處理一個關系的問題。什么關系呢？就是處理外國資本、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的關系問題。這是當年毛澤東的偉大分析，國家資本，在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僚資本。那時也有民營資本。今天面對WTO情況下，實際上我們同樣要處理這些問題，除了官僚資本不同，我們現在面對的外國資本大兵壓境，中國經濟要融合到世界經濟大潮中去。另一方面，我們面臨的從計劃經濟下繼承過來的龐大國家資本，改革開放中剛發育出來的民營經濟，即所謂的民族資本家、民族資本就是這一塊。民族經濟里面有大量的包括國家、地方、集體、個人的經濟成分在里面，所以用營來代替誰所有，在現在的情況下更準確，實際上就是處理這樣的關系。
這里面更重要的是處理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的關系問題，就是你是發展國家控制的官營經濟，是用公營官營的形式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用發展民營經濟、民族經濟來發展國家經濟。因為通過國家來做的話，主要靠政府官員來做，這證明跟市場經濟的發展是背道而馳的，另外一條路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國家在市場經濟領域當中絕大部分不是國家自己經營，而是要退出來。
因此作為整個市場經濟的基礎，將來成為主流的就是民營經濟或者民族資本，你應該全力扶持中國的民營資本去發展，去面對外國資本的競爭。所以現在面對著外國資本的競爭，官營只能局限在特別小的范圍內，官營不可能產權清晰、管理科學，而代表中國經濟方向的是民營經濟，在這方面需要大力發展和大力扶持。
童大林：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
民富論
《國富論》中，我看到亞當斯密的一段話，是這樣講的：由于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金可能用來支持各類生產，使他的生產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盡力地使社會的總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就是個人，通常原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其他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非他本人所能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是自己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處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亞當斯密說過一句話，他把個人的叫作資本。因為這個人去支持了各類的生產，去經營了各類的生產，生產價值也因此提高。我說亞當斯密的這一句話，就是“民富論”。
楊再平：經濟學家
關掉市場經濟還是留住市場經濟
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1992年我們黨的十四大提出進入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十年來我們搞市場經濟實踐中間又面臨了一個選擇，我們搞的市場經濟又有兩種市場經濟，那就是官僚市場經濟還是民眾市場經濟。國有企業事實上仍然是一種官僚機構，對民營企業仍然是歧視的，我們整個重點都是講國有企業怎么樣。我們允許國外的銀行進來，但是我們不允許私人辦銀行，這是令人很費解的。國外銀行也是私人辦的銀行，也是國外銀行。這其實是一種現實性歧視。這是官僚市場經濟的特征。
我覺得官僚市場經濟可以說是地雷陣，充滿著風險，不可久留。當前許多經濟矛盾、許多問題都可以追溯到官僚市場經濟，權錢交易，效率低下，結構失衡，都可以在官僚經濟得到解釋，都與官僚經濟有關。我的結論是官僚市場經濟必須盡快地向民眾市場經濟轉變，民眾市場經濟是出路。
所謂民眾經濟就是以民眾為主體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為什么我有這樣主張？我覺得市場經濟本質應該是民本經濟，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應該把政府辦得越來越小，或者我們叫做有形政府，只有有形政府才可能有有效的市場，同時也才能有一個有效的政府。所以我認為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政府職能最小化，民眾的作用最大化，民營經濟應該是主體，應該是以民為本的經濟。
我覺得過去我們搞國有企業有一個政策上大的轉變，從過去著眼搞個別國有企業搞活整個國有經濟，我們應該更好地搞活國有經濟，到著眼于搞活社會經濟。
企業家精彩評述
顧雛軍：民營企業在加入WTO后未來的五年中，能在多大程度上進入世界，將取決于民營企業之間的團結、協作與交流。
李曉華：法律首先應該保護民營企業的安全性和合法權益。
馬云：如果用常規眼光來保護的話，民營企業也會被保護死掉。
潘石屹：如果我守法就安全。
雷軍：金山保護自己的方法，是讓自己的團隊分享股權。
郭梓林：如果我不用職業經理我就會慢慢地死，如果我匆匆地用職業經理，我就快快地去死。
陳志善：有時候真想停下來收攤。
盧建：進入市場經濟以后，企業都是民營。如果是國家辦的，事實上都不叫企業，因為它不以盈利為目的，而是滿足特殊需要。
顧雛軍：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團結協作交流
團結、協作與交流將成為民營企業成熟的一個標準。
隨著中國經濟環境的轉暖，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持續發展的階段。環境的變化告訴我們，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不僅僅要從國內市場來考慮問題，而且我們還面臨整個國際市場和國際企業分工協作的問題，如果我們緊緊依靠OEM和勞務輸出，僅僅是簡單的重復，很難趕上西方國家，也不可能改變我們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中國正在調整自己在全球經濟結構中的定位，以低價競爭的態勢會逐步遇到阻力。民營企業在加入WTO后未來的五年中，能在多大程度上進入世界，并且在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將取決于民營企業之間的團結、協作與交流。
在國際舞臺上，企業之間的合作已經迫在眉睫。中國很多傳統工業，像瓷器、地毯，由于這幾年我們自己的惡性競爭，這些東西在國外賣得相當便宜。中國地毯以前是跟波斯地毯相抗衡的，但現在，我在加拿大買24×12尺的中國地毯只要6000元人民幣，在北京就賣1.5萬，有這么大的差異我感到很吃驚。
空調行業，像一匹機，現在籠統標價就是160美金，質量好一些的，價格上的差異也就是正負5美金。無序的競爭也使企業非常艱難。中國的空調企業幾乎全面虧損。
尹明善曾經在兩會期間起草了一個議案，告誡中國摩托車業在越南的惡性競爭已經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初期，在商品過剩的過程中，有很多辦法阻止惡性競爭，比如行業之間的協會，很多行業協會是非常嚴格的協會，比如當年杜邦公司參加的火藥行業協會，是按你的市場銷售額來決定你的決策發言權的，這種行業協會對產業的控制在無序化的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后來變化了，組織了托拉斯或者大的壟斷同盟，這種組織在產業競爭和價格穩定的過程中還是起到一定的好作用。不能都認為是壞作用。
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家認為，不能把產業之間的壟斷和價格控制想象成是有害的，無序的競爭對中國企業相當有害。現在的家電業，已經沒有一家企業有能力來進行大規模產品更新和知識更新。在80年代的時候，中國國內技術更新是由政府支持的，像很多彩電廠技術及生產設備的引進，特別顯像管技術的引進，都是國家撥款。所以那時候中國完成了初期產品的技術進步。到了90年代初，一些企業家比較明智，利用當時的條件對產品做了很多改進，包括技術、產品流水線的改進，但十年以后這些改進也已經變得非常陳舊不堪了。
目前國內很多電器公司都沒有能力進行新一輪的技術更新，保證合理的利潤是所有行業保持生存和發展必要的條件，沒有一定資本合理的利潤，惡劣的、無序的競爭會讓很多行業只能在低水平的簡單再生產的狀態上徘徊。
如果全靠銀行貸款來做技術改造，這個利息很可能成為你的企業每年沉重的財務負擔，讓企業根本發展不起來。特別是在現在利潤比較微薄的情況下，巨大的財務負擔，讓企業每年賺的錢正好用于給銀行打工。所以我認為民營企業跟國有企業之間、民營企業之間的團結、合作、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李曉華：香港華達集團董事局主席
法律是保護傘
我認為法律是民營企業安全的保護傘。如果民營企業在經濟交往中發生糾紛和發生侵權或者被欺詐，法律首先應該保護民營企業的安全性和合法權益。
我記得去年有一個做保健品的企業，做得挺好的。后來他們看到有一張報紙登著說一家企業可以辦理保健品進入美國市場的認證。中國的中草藥和保健品要想進入美國市場，必須要經過美國的FDA認證。因為這家企業想把它的中國保健品打進美國市場，于是這家企業趕緊派人跟他們接觸。交了2萬美金，等到6個月過去了，人家給送來一張FDA的紙。他怎么看都覺得這個東西不對勁。給他的證書上沒有FDA的字樣，于是就產生懷疑了。他找到美國使館，又找到美國FDA的高級官員。FDA高級官員嚴正聲明：首先一點，中國的中草藥沒有一個進入美國市場，第二，美國FDA的機構沒有委托任何一家來辦理FDA的認證，第三，這張紙是電腦造假的。這一家企業就非常著急，找到欺騙他的企業，那家企業辯解說咱們簽的合同沒說我這是FDA，我只是說我能給你引入到美國市場。這時候，這家受騙企業就開始尋找有關法律的保護。
這個所謂認證在中國一共已經詐騙了四百家企業，現在我們在電視廣告看到的“我們的產品經過美國FDA認證”全是假的。初步計算，他詐騙走了中國企業600～800萬美金，這時候，媒體才開始報道“FDA跨洋大欺騙”。
民營企業受到了欺騙，可是我們的法律在這時候沒有能夠及時保護這些受騙的企業。我們的公安機關，其他相關的法律機關沒有出面保護民營企業的安全。三個月后，這個人卻卷款跑了。
這說明什么問題？就是民營企業做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我們的法律監督機制和管理機制,應該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給他們一個合理的合法的給予保護。
馬云：阿里巴巴(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總裁
民營企業不需要保護
民營企業需不需要保護？我們跟國有企業接觸，發現最常見的問題是，幾乎國有企業都在抱怨他的體制問題，沒有一個人在想如何把企業干好。而得出的所有答案都一樣，尋求保護，尋求政府更大的支持。我發現他們是越支持越死。而民營企業并不需要保護，民營企業大部分關心的是我的客戶在哪兒，我的市場在哪兒，如何創造更多的機會。他們抱怨的是自己，人家做出來我為什么做不出來。所以，我覺得民營企業今天需要的并不是這樣的保護。如果用常規眼光來保護的話，民營企業也會被保護死掉。
我們需要的保護是什么呢？我覺得民營企業最大的保護者就是這個市場。我自己在成立阿里巴巴公司的時候,給公司下了這么一個死命令，跟政府合作，跟國有企業合作，是相愛容易相處太難，三年以內我們只做政府的朋友。所以，我的保護者是在市場上，是我的客戶，如果我們真正為他們創造價值，他們一定會支持我。企業的生命在于市場。
民營企業自身的發展是生存的硬道理，你要活下去就必須發展自己。民營企業如果像國有企業一樣只利用今天的原始積累，拼命地利用國家政策的漏洞，確實能做到一些原始積累，但是明天的法律也會向今天的民營企業傾斜，所以你要為明天的活而準備好今天，所以你要知道將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小政府大市場，你要準備好明天后天的動作，而不是利用今天的空子。
潘石屹：北京紅石實業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守法就安全
實際上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安全問題，民營企業干了不法的事會進監獄，國營企業也一樣，就看你是不是守法。
前些年我們在山里面蓋了一棟房子。蓋房子的時候我請了一個單位做災難評估報告，這個災難分析報告說當年植被特別差，所以會發生泥石流。然后我們挖地基的時候有一個特別大的石頭，必須搬走，我就讓當地農民搬走，當地農民說這樣深的坑才有這樣大的石頭，里面一定還有同樣大的石頭在下面，他說是一公一母。他說你讓我挖走以后，還會再出現泥石流。我問了幾個專家，專家說胡說八道，這石頭哪有公母之分，我又問了一個真正的專家，他說大的石頭如果從山上下來，如果全是小石頭，是擋不住它的，所以它一直朝下滑的，只有碰到一塊重量跟它差不多的石頭的時候，才能阻礙住它。所以石頭是有公母的。我們過份強調民營企業，國有企業，而它的對面一定有公有經濟、私營經濟。
現在最大的趨勢是什么？信息時代的到來，所有事物之間的界限都在模糊化，所有制的形式也在模糊化，從大勢來看應該是融合。這是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征。
我們房地產界一部分人沒有安全感，就成立一個小組織，叫什么新住宅運動、中住聯等等這樣的組織。有人問我，你是哪個組織的，我說我不是哪個組織的，我唯一的組織就是發給我工商執照的工商局，我是企業的法人代表、總經理，這是我的組織。他們成立的組織我認為是一群心理非常脆弱，沒有安全感的人在一起，這堆人提出一個主張，另外一堆又提出另外一個主張，都是白浪費時間，不會給這個社會創造財富，也不會推動這個社會進步的。
雷軍：金山軟件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讓團隊分享股權
金山保護自己的方法，是讓自己的團隊分享股權。首先張學農適當地讓求伯君分享了一部分股權。1995年和1996年在經歷磨難的時候，又讓我們一批管理者分享了股權，到1997年又有很多員工成為公司的股東。金山每一個階段都有非常明確的領導者，而且這個領導者通過某種期權的安排使領導成為企業的主人，而且能把企業的利益看成重于個人的利益。這樣一種發展的態勢使金山非常平穩地發展，經過三代管理者以后發展到今天。
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分享遠景。我覺得分享企業的財富使金山從家族投資企業變成具備現代治理結構的企業，而且這個企業體現了空前的團結，而且非常頑強，這一點可能是能供其他民營企業參考的。我們的企業其實很容易辦成一個家族企業，但是經過很多磨難演化以后，一步步非常明確地走向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我認為這是金山能做到今天的一個主要原因。
郭梓林：科瑞集團常務董事、副總裁
說到底是產權保護問題
安全也好，發展也好，說到底是產權保護問題。我認為產權保護的問題有兩方面的約束。第一個約束是企業家個人的活動能量，有的企業家活動能量很大，他能夠比較安全地保護自己，比方一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什么的。第二個就是接受保護的成本，但成本不能超過他的利潤，如果超過他的利潤就犯不著請這個保護。
從社會關系層面上看，企業家在這個社會生活當中要建立自己的社會關系。在社會關系上保護產權的方式有幾種，第一是配置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大家共同來保護企業利益。第二是法律的支持，法律支持在中國特色的情況下往往會變味，與公檢司法的關系到最后發展成與公檢司法機關中個人的關系。第三是政府的支持。這個支持往往也會隨著具體深入而轉變為與黨政要員的關系。最后一種保護就是黑社會或者準黑社會的保護，向三教九流或者討債公司尋求保護，你討回來一百萬我給你四十萬，抓起來是你的事，沒有我的事。在這些方面企業家要做出選擇。他要在保護方面計算成本。
再從規模擴張上來看，產權保護有一些企業付不起這樣成本，不敢對外擴張。像溫州企業怎么老做這么小，一些學者為他們著急，但是他有他的考慮，他覺得他只能做區域化的企業，家族化是一種安全的措施。
第三個問題是妥善解決創業元老與職業經理的問題，這直接關系到民營企業的安全發展。一個老總說如果我不用職業經理我就會慢慢的死，如果我匆匆地用職業經理，我就快快地去死。王志東最后的下課是新浪產權的交易性。如果產權是不能交易的，新浪不是在國外規范的上市公司，王志東沒有簽那么一厚本的合同，可能就不是這個結局。
陳志善：麥威集團董事長
收攤才安全？
很多企業高層，可信的人基本上沒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基本不可信，就是這么一種狀態。他拿了你的東西走，你報案，公安說你有這么多錢，別人拿就拿點吧，拿你兩三萬，你都個把億了，算了。但是一兩萬不去堵，下一個三五萬，再一個十萬、二十萬，這樣就會像潰堤一樣。
我們有很多企業也換過很多人。高薪的一個月兩萬三萬的，一開始這些人基本都還好，但是他慢慢心理不太平衡，就變成這么一種狀態：你一個月坐著就可以收一兩百萬，我辛辛苦苦才掙兩萬；你給他50萬，一開始他是滿意的，但后來他就會覺得少。我現在很茫然，有時候真想停下來收攤。
盧建：北京南山滑雪滑水度假村有限公司董事長
安全問題并非民營企業獨有
今天提安全這個話題，某種意義上說明民營企業發展經過了一定階段，已經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和水平，不管這規模是多大。
1個億以上的企業安全問題，從企業自身來說是經營管理安全問題，這個問題全世界都存在。很多民營企業專門總結什么樣的企業才能成為百年老店？百年老店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財務上的保守性。始終保持他的資產有一定的流動性。只有有了一定的儲備才能抵御風險，因為有一些風險是你不能預測的。所以把他作為一個階段策略可以，但是作為長期的往往就在經濟的起步當中會被甩出去，這類研究可能對中國民營企業非常需要。
企業政治斗爭在跨國公司里面也是非常殘酷的，包括世界上最好的企業，愛立信、諾基亞人員的流動，一年低于10%就算比較好，比較正常了。
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很殘酷的，進入市場經濟以后，企業都是民營。如果是國家辦的，事實上都不叫企業，因為他不是以盈利為目的，而是滿足特殊需要。至于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當中會出現這樣那樣問題，出現利益上怎么分配，出現對下屬的管理，這是所有企業共同而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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