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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曹圣杰 北京報道
為對“知識失業”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本報記者分別采訪了三位研究人力資源開發的專家，請他們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分析：
曾湘泉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
“知識失業”我們一般叫做“知識性勞動力失業”，這種情況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失業有很多種類型，有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季節性失業、周期性失業等。摩擦性失業是其中最典型的，一般我們將它定義為半年之內的失業，比如說一個大學生畢業后不可能馬上找到工作就是摩擦性失業。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知識型員工的期望值與現實之間有距離，他們心目中的保留工資過高。個人心目中的保留工資與社會所予差距越大，摩擦性失業時間越長。但摩擦性失業是正常的。勞動力市場有一種動態屬性，就是它是流動的。
結構性失業是指求職者的能力或知識結構與社會需要有一定距離。中國目前這種問題比較多，有些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是因為他所學的專業社會根本就不需要。
我認為主要有五個因素造成“知識失業”：教育體制、求職者本身、用人單位、勞動力中介組織、政府。
首先，從教育體制上，中國大學許多專業的設置和教學內容、方法、培養目標都不是很清楚，師資隊伍也存在問題。中國在快速市場化，但教育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年代，有些方面還在沿用蘇聯的體制。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大學里的一些專業非常狹窄，而且不是從市場出發，而是在計劃體制下設置的，根本就不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比如行政管理等專業。我剛從廣州回來，今年廣州的大專生就業遇到了很大的問題，因為當年擴招時給大專生設置的專業沒有經過很好地論證，與市場脫節，導致了他們就業困難。
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對市場的響應速度非常慢。教育生產的產品與企業生產的產品不一樣，它的供給彈性比較小。教育生產的產品需要四年或更長的時間。如果信息不對稱，四年生產出來后發現了問題，那是四年前的事情。現在許多大學將學校名稱改了，將專業名稱改了，仿佛就能改頭換面，但事情遠遠沒有這么簡單。
另外，教育也應該有法人治理結構。校長怎么產生、教授怎么產生，都需要改革。國外不教書的人應該不能當教授，但在中國卻不是這樣。
在用人單位上，勞動力市場目前與國際的差距還很大。目前中國的用人單位人力資源管理水平非常低。他們習慣用學歷來衡量求職者。大學是培養人的，要看市場信號，如果用人單位覺得學歷越高越好，那大學就要提升學歷，大學就變成了生產文憑的工廠。
中國的人才甚至出現了“假冒偽劣”，而在美國就沒有這樣的事情。美國某公司曾經研究了《華盛頓郵報》7000個招聘廣告，發現用人企業中只有2％要求碩士學位，4％要求本科，其他根本不寫學歷。中國的人力資源管理隊伍比較差，有些只記住了三句話：第一，男性；第二，35歲以下；第三，碩士以上學歷。我將此總結為“中國搞人事管理的只記住三句話，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是“統計歧視”，即對人用統一的標準。對人的鑒別應該是個性化的鑒別。
在中介組織上，國外很多大學都有職業服務中心，為求職者在怎樣寫自薦信、簡歷、怎樣面試等方面提供服務，縮短求職者與用人單位的距離。目前我國職業中介組織存在非常大的問題，素質普遍比較低，不能提供良好的服務。
從求職者來講，求職者應該降低就業期望和心目中的保留工資，轉變就業觀念。沒有說大學生只能從事“高貴職業”或“白領”工作。美國9.11事件發生之后，很多企業裁員，一些大學生到紐約競聘酒館的服務員。對于美國人來說，這是正常的事情。
另一個因素是政府。政府應該推動教育的改革、企業的改革。前一段時間，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了勞動力資源應該由供給導向型向需求導向型轉變，教育應該真正從現代化、國家未來的需要出發。
“知識失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可以讓全社會來思考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問題，思考教育應該承擔什么樣的功能。如果人力資源配置、人力資本投資失敗了，是一種很大的浪費。
都洋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力資源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知識失業”之所以引起重視是因為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根據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回報也越高，勞動力市場的回報會鼓勵人們去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但是如果存在“知識失業”，那么回報就無從體現；其次，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處于人力資本匱乏的狀態，出現“知識失業”自然讓人們覺得不可理解。因為“知識失業”主要是那些具備一定知識和技能的人處于失業狀態，而在傳統體制下，這一部分人的就業是由計劃決定的，所以現在出現失業的情況人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知識失業”是與就業體制的轉變和教育的發展分不開的，它的出現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就業決定是通過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來實現的，而非傳統的計劃分配；二、在局部地區具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人處于供給充裕的狀態。
出現知識失業的原因有：首先，從總量上看，肯定是由于具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勞動力供給達到了一定數量；其次，從結構看，包括中等專業教育、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的結構在內，教育部門對知識的生產與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需求不相匹配，這與教育體制仍然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有關；再次，從微觀個體看，與個人的擇業觀念和價值判斷也有關系，如博士、碩士當小學老師；第四，從宏觀經濟環境看，與短期的經濟增長績效也有關系。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仍然處于世界前列，但縱向比較還是比八、九十年代有明顯的下降；第五，與知識的折舊率越來越快有關。
對個人來說，失去就業機會將會造成很大的福利損失；對社會來說，“知識失業”較一般的失業形式造成的浪費更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實際上是勞動力市場發出了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那就是人力資本積累無法在勞動力市場得到回報，這必然對人力資本投資產生負面的激勵。
劉昕
(中國人民大學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以前中國人認為失業是低學歷的人的專利，現在忽然有碩士生、本科生失業，許多人認為不可理解。如果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種現象的確不可理解，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有些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主要與中國的教育體制及社會的期望有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是所有的知識都能轉化為生產力，知識和市場是有距離的，有些知識離市場很近，有些則很遠。我覺得不應該在本科階段開哲學、人口學等專業，研究生有一小批人去研究就可以了。這些專業的本科生適應市場的能力很差，很難找到工作。而且，本科的專業開得過細。
勞務市場本身是有周期性變化的。一些完全不適合市場經濟的專業就應該取消。現在大學里有些專業之所以在開，是為了給老師一個合適的職位，不然有些老師很可能沒飯吃了，而不是因為社會需要。高校改革進程之所以慢，是因為它沒有市場的力量。另外，勞動力市場由兩方面構成，一方面是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主要取決于學生的選擇和學校對他的培養；另一方面是勞動力需求，中國的企業在這方面還很不成熟，有很多誤區。比如說，很多企業只看學歷，不看能力。尤其是一些國有企業不計算成本，盲目追求高學歷。
中國的高等教育不是過度，而是不夠。因為在人才密集度非常高的大城市，大學畢業生可能會失業，但在中小城市和偏遠地區則不存在這種問題，因為高等教育資源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學生們不愿意離開中心城市，這是過去城市發展不平衡造成的。所謂的教育過剩是相對的過剩，不是絕對的過剩，是中心城市的過剩。
有知識的人失業一般都是短期失業，他們很快就能找到工作，大不了退而求其次，找個工資低一些的工作。有知識的人失業并不可怕，因為市場調整有一個過程。我們更應該關注那些沒有學歷、缺乏學習能力、又沒有一技之長的人，比如下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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