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長沙市商業銀行看地方金融業應對入世(一)
□本報記者肖世峰 通訊員胡燕軍 李佳
從南京愛立信倒戈到上海花旗訴訟，“后WTO時代”的金融競爭格局在媒體的炒作中似乎一夜而就。前有處于絕對壟斷地位的四大國有銀行“埋伏”，后有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憑 借多元產權和靈活機制作為“追兵”，實力雄厚的外資銀行如今又虎視眈眈。慣于夾縫中生存的城市銀行如何突圍，甚至決勝于區域割據的“后WTO時代”？
與入世警報未雨綢繆
盡管不是中國金融業入世承諾開放的第一批城市，但長沙顯然也不是一片“綠洲”。湖南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張學陶說，早在2000年，日本、美國的金融業巨頭即已組團私下考察了國內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長沙位于外資銀行極力爭奪的北京、上海、深圳之后的第二批城市的前列。
在全國110家城市銀行中，長沙市商業銀行無論是歷史還是實力或許難與北京市商業銀行、上海銀行和南京市商業銀行等業界領袖相提并論，但以其中南地區19城商業銀行的佼佼者地位而言，“后WTO時代”寒意已經撲面而至。長沙市商業銀行行長張燁說，金融業入世的警報早已拉響，城市銀行因其先天不足以及發展水平、技術創新上的差距，必然遭遇更大的沖擊。
張燁所言并非危言聳聽。在金融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中，資產總額的大小向來占有特殊的地位，直接決定著銀行承擔風險的能力和客戶對銀行的信任度，即銀行信譽。而對于城市銀行而言，資產總額過小正是其致命的“軟肋”。僅以2000年末的家底盤算，四大國有銀行的資產總額逼近12萬億，100家城市銀行的資產合計卻不過7000億元。而外資銀行僅花旗銀行一家1998年的資產總額已達7000億美元。
比資產總額排序更可怕的是優質客戶群的流失。據稱，20%的客戶創造80%的利潤是國際金融業的共識，國內銀行業則有60%的利潤來自10%的客戶。構成銀行主要盈利能力的跨國企業、三資企業、國內的外向型企業、大型集團公司以及高新科技企業，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外銀行爭相取悅的對象。城市銀行卻因其結算渠道不暢的“瓶頸”屢突未破，業務開展又處于追隨模仿的階段，遲遲未能形成自己的明確定位，難以擁有較高忠誠度的客戶群，在競爭中自然處于劣勢。
身處中心城市而受地域限制的先天性缺陷更使城市銀行雪上加霜。城市銀行本是城市信用合作社通過政府行為捏合的產物，其經營領域局限于所在的城市地區。而中心城市歷來是中資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地，四大國有銀行上海、深圳和北京三家分行的利潤即超過其全行利潤。而“后WTO時代”金融競爭格局一旦定型，外資銀行首選的目標必然是經濟發達、人口相對集中的中心城市。網點分散、經營地域甚廣的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或許能夠通過區域性的調整，在一個相對廣闊的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以求喘息之機。城市銀行卻退無可退，完全沒有回旋的余地。
與競爭對手爭奪空間
與外資銀行、國有銀行、區域性股份制銀行相比，城市銀行無論在政策支持、技術、資金、信譽、規模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劣勢。那么，是不是作為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的城市銀行就失去了其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城市銀行的地方性金融機構的特色，事實上正是其生存與壯大的立足點。長沙市商業銀行組建前的16家城市信用社開戶的“兩小”企業有18000多戶，存款2.1億元，貸款2.7億元。區街經濟是在本地金融企業的扶持下方才得到較大發展的，城市銀行如果稱其為地方經濟發展依賴的“血庫”當之無愧。
地方政府投資參股城市銀行的目的同樣顯而易見。身兼長沙市商業銀行董事長的長沙市副市長向力力說，相對于WTO體制下難以駕馭的國有銀行和外資銀行而言，地方政府普遍寄望通過自己參股的地方性商業銀行，統籌安排和籌集更多資金，為急需“輸血”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以及成長性日益看好的地方中小企業，提供切實可靠的金融支持和信貸保證，從而支持地方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為促進地方經濟的升級換代提供金融保障。
長沙市商業銀行黨委書記兼副董事長陳愛民也認為，服務于中小企業、服務于市民、服務于地方經濟才是城市銀行生存發展的基礎。他說，無論是從絕對數量、GDP比重或者解決就業等方面來看，中小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對地方經濟均舉足輕重。不過，中小企業規模小、自有資本偏少、財務管理水平較低、信譽相對于大企業來說較低、貸款缺乏足夠的抵押擔保和風險相對較大等自身特點，決定了大銀行不一定愿意為其提供金融服務。一方面銀行擁有城鎮居民高達7萬余億元的儲蓄余額，另一方面占企業總數99.9%的中小企業、占地方經濟增加值60%以上的民營經濟卻嗷嗷待哺。巨大的金融服務真空正是城市銀行可資生存的空間。因為在金融服務越來越強調快捷、靈活的今天，“地方性”代表的已經不再是服務領域的局限，反而使其在信貸投放等金融業務的具體操作上具有了更大的靈活性。
與地方經濟水乳交融
選擇長沙市商業銀行作為解剖城市銀行入世戰略的模板，并非其成立5年資產即翻三番的業績。坦率而言，以其資產總額151.6億元、存款余額110億元的規模，在業界恐怕僅能稱為后起之秀。事實上，早在2000年底，北京市商業銀行、天津市商業銀行和南京市商業銀行的贏利能力在本地金融系統中即已進入前三強。
而城市銀行之所以能夠決勝“后WTO時代”，上海銀行作出了較好的詮釋。據悉，上海銀行每天要為中小企業辦理結算業務18萬筆，全年累計4860萬筆，占到上海中小企業總量的50%。當地中小企業趨之若鶩，開戶數超過20萬，同樣占上海中小企業總量的50%。上海銀行又投桃報李，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余額達到300億元，占其貸款總余額的65%。
長沙市商業銀行躋身本地同業三強，同樣應該歸結為與地方經濟的水乳交融。盡管其2001年的貸款余額不過54.94億元，卻有14.89億元投入了當地34個重點項目建設。除了向這些大型市政重點工程實行傾斜外，其余則三管齊下，一方面全面加強對本地優勢企業和骨干企業的滲透，累計投放貸款10億余元與本地同業爭奪中聯重科、隆平高科、長海視聽等一批優良客戶；另一方面重點對市內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累計投放貸款20多億元；其余則著力拓展消費信貸等新興業務，目前其消費信貸余額已達到3.34億元，汽車消費信貸總額更是占據長沙市場的60%。
城市銀行保持與地方經濟天然聯系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在“后WTO時代”尋找一個戰略制高點。張燁說，城市銀行巧打“地方牌”應該是一種必需而且必然的選擇，一者背靠地方政府，可能為其爭取到較好的政策環境，因為地方政府一般而言在城市銀行居于絕對的控股地位；二者在業務拓展中，城市銀行自身力量的發展壯大與地方經濟的發展又休戚與共。城市銀行借此存在一種獲得特殊對待的可能性，在與其他銀行的競爭中，應該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優勢。
 股票短信一問一答，助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