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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京(北京)
中國加入世貿，世界各國給予高度評價，國內媒體也是一片溢美之詞。在被興奮和喜悅氣氛所感染的同時，我們還應保持一份冷靜，以理性的心態，研究對策，應對挑戰。今年2月下旬，中央將各省和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召集到中央黨校，舉辦“國際形勢與WTO研究班”，足見中央高層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其實，認識WTO，不妨從基礎的分析著手。
融入國際但要立足國內
中國為什么加入世貿？用一句話回答，就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畢竟，WTO意味著更多的選擇、更多的機會，有了這張“通行證”，進入國際市場會更方便，回旋的余地也會更大。但這決不等于說，我們就可以把“注”全押在國際市場。其實，國際市場固然重要，而國內市場更是不可忽視。
回顧二戰之后的經濟史，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所有在戰后迅速致富的國家，都是世界市場的受益者。1945年的歐洲，彈痕累累、滿目瘡痍，重建家園需要從美國購置大量的設備，相應的資金從哪里來？馬歇爾計劃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也僅僅是一個開端，源源不斷的后續資金，靠的是歐洲對美的貿易順差。美國張開其溫暖的懷抱，給戰后的歐洲以極大的撫慰。與歐洲同樣幸運的還有日本。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面積狹小，國內市場容量有限，如果在本世紀以前，它不會發達到哪里去。但日本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場的每一個機會，從中東進口石油，向世界傾瀉產品。不到40年的時間，曾經的戰敗國就一躍成了世界第一大債權國。其它的像“亞洲四小龍”，以及后來的“亞洲四小虎”，又有哪一個不是靠出口導向型戰略起家的。
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謬誤。誰如果認為，成功的經驗可以保證永遠的成功，他就大錯而特錯了。1997年以前，幾乎所有的人都眾口一詞：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然而，歷史卻開了一個近乎殘酷的玩笑，亞洲的世紀還沒有來臨，金融危機卻搶先到來了。東南亞等來的不是進一步的繁榮和興旺，而是破產、失業、收入的下降和生計的窘迫！
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土壤。戰后的世界格局，是一個冷戰的格局。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陣營，為了讓其盟友盡快富裕起來，以分擔日益龐大的軍費開支，美國慷慨地對其盟友開放了市場。那個時候的美國太強大了，強大得不附加任何條件。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是因此而成功的。然而成功帶來了新的問題，美國人很快就發現，那些曾經依偎在他翅膀下面的溫順的小鳥，在羽翼豐滿之后，不再需要它的保護，而是要與美國人分庭抗禮了。于是，美國的策略開始發生轉變，對市場準入提出了越來越多的附加條件。而蘇聯的解體，又加速了這一轉變的進程，因為共同的敵人不存在了，大家抱成團的愿望也就不那么迫切了。歐洲通過加快共同市場的建設，努力緩解了這一轉變的沖擊，而亞洲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應，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壓抑的市場空間。昔日的土壤不存在了，曾經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那么熠熠生輝了。
當今世界三大經濟巨人，有兩個在亞太。因此，中國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須融入亞太。而這種融入必須正視一個問題，就是亞太地區畸形的貿易結構。畸形結構的一極是日本，另一極是美國，前者長期保持著巨額的貿易順差，而后者則是巨額的逆差。位于兩極之間的國家，幾乎全都是通過美國的逆差，來獲得美元，支付給日本，以擴大日本的順差的。問題在于，任何一個國家承受逆差和順差的能力，都有一個限度，美國和日本也不例外。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把一個人上半身所有的靜脈血管都堵住，心臟只能通過動脈向大腦輸血，而大腦的血液卻不能往心臟回流，將會出現什么樣的后果？用不了多長時間，心臟就會衰竭，而大腦將要爆炸！國際貿易也是這個道理，到了美國再也無力承擔巨額逆差的那一天，亞太地區的貿易，必將崩潰無疑。事實上，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90年代初，伴隨著大量的資金流入，這個地區實現了奇跡般的經濟增長。但迫于越來越大的赤字壓力，美國不能同比例地增加進口，日本雖然保持巨額的順差，卻又不放開國內市場，東南亞的產品賣給誰？產品賣不出去，債主追上門來，金融危機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亞太地區畸形的貿易結構必須改變。不過，新的結構將在什么時候出現，以什么樣的面目出現，我們現在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這將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新的格局形成之前，亞太地區的經濟將是不穩定的，因此，我們不能在這里押上所有的賭注。尤其是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如果不是依靠國內市場，而是要仰人鼻息，從別人的“飯碗”中扒飯吃，多大的“飯碗”才能讓我們吃飽？如此大的國家，多大馬力的引擎才能拉動我們起飛呢？當日本的經濟總量不大的時候，美國曾輕而易舉地把它從戰敗的泥潭扶起來，推上經濟發展的快車道，然而現在，全世界都進口它的產品，卻還是不能把日本從經濟衰退中解救出來，因為它的經濟總量太大了，沒有人能拉得動它。歐洲人的政治智慧，使他們有能力創造比日本更光明的經濟前景，貨幣一體化的進程，則可能成為歐洲未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可惜日本人缺乏這樣的政治智慧，它對二戰的態度，無法贏得周邊國家的信任，因此，它也就無法在亞洲扮演德國在歐洲那樣的角色。美國已經無力獨撐天下了，在亞太地區，如果要為出口導向型戰略再造成功的土壤，唯一可能的“火車頭”只能是日本。但與其相信日本會這樣做，不如相信這種戰略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經濟全球化的年代，市場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誰掌握了市場，誰就占據著最有力的競爭地位，擁有制定市場規則的權利。ISO9000系列標準為什么必須由歐洲人來制定？因為它是相關產品的最大買主，這個產品的市場就在它的手中。我們的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它垂涎三尺。這可是個碩大的“金飯碗”，而且就在你的身邊，就在你的眼前。如果你對它視而不見、棄之不顧，總想去云游四方，到外面去化齋求緣，那么，當你化緣不成，空腹而歸的時候，原來的“金飯碗”還會屬于你嗎？
熱情待客但不怠慢國人
隨著中國入世，國民待遇問題越來越引起國人的關注，其實，在烏拉圭回合中，各成員國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求各國政府，不要怠慢“客人”，給予外資同等的國民待遇。
在國民待遇方面，我們過去有些不盡如人意。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國內百廢待興，到處都要花錢，如果僅靠自己的“家底”，根本滿足不了需要，所以，我們不得不引進外資。而在國際市場上，資本就像一位“貴客”，各國政府都盛情相邀。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恨不得用八抬大轎去抬。而我們要請外資進來，可說是全無優勢，不僅基礎設施差，而且體制又僵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若不表現出特別的熱情，提供優惠的政策，人家很難光顧。因此，政府只好給外資開“小灶”。如所得稅，兩年免收，三年減半；利潤再投資，返還部分稅款；在人才市場上，可以任意挑選精兵強將；擁有進出口自主權等等。正是這些措施，彌補了國內投資環境的先天不足，對外資產生了不小的吸引力，再加上中國迷人的市場前景，所以這些年是高朋滿座，十分熱鬧。據世界經合組織去年10月的一份報告，截至1999年底，中國共吸收外國直接投資3060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盡管各國對待“外資”，是笑容可掬，好肉好酒地招待，但并不是無遮無攔，暗地里其實都防了一手。因為外資進來，不純粹是幫你搞建設，而是瞄著你的市場，盯著你的口袋。東道國請“客”，也是想借他人的力量，為自己強筋健體。大家彼此只是相互利用，各有所謀。所以，在外資準入方面，各國都有所限制。像美國，口口聲聲講平等，但再怎么講，也不會讓外資去控制他的尖端國防企業。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對待外資，內心是矛盾重重。一方面，我們要“借雞下蛋”，以補充國人的“營養”。另一方面，外資“人高馬大”，我們又擔心國人斗不過，到頭來飯碗給搶了，脖子還被人捏著。不得已，國家出臺了一些規定。如服務貿易，以前基本上不讓外國人涉足。對外資企業，明地里是鼓勵多出口，實際上是把出口比例作為項目審批的一個重要條件。產品的零部件，應優先使用國貨，要達到一定的國產化水平。引資初期，手頭的外匯緊，外企用匯，要自行解決。我們還提了一個口號，“以市場換技術”。政府采取這些措施，無外乎是要壓縮洋人的活動范圍，減弱對國內企業的沖擊。
應該說，在引資方面，政府憑借靈活的政策，確實打了一個漂亮仗。不過任何政策，正如良藥治病，盡管有特效，假如吃多了，難免也要產生副作用。我們過去出臺的某些優惠政策，在當時也許是功不可沒，可時間一長，負面影響也就顯露出來。例如，給外企的“超國民待遇”，使外企的經營成本低，利潤多，價格調整的空間大。而國內企業，上有老，下有小，還要這頭送，那頭交，商品價格定低了，不能養家糊口，定高了，市場又不認賬。所以，國內企業很難和外企競爭，日子是越過越艱難。大家盯著洋人碗中的佳肴，口里饞，心里不服氣。于是一些企業為了抬高身價，想方設法與外資攀親結貴。這些年，市場上冒出不少“假洋企業”，無非是想借“洋人”的光，揩國家的油。外國人給掛個名，就能“無本起利”，這等天上掉餡餅的美事，外資也是求之不得。結果，好處落在了人家手里，而國家卻損失慘重。與此同時，對外資的“低國民待遇”，又讓人家說三道四。按照國民待遇原則，你給外資什么好處，是你的事，沒有人出面干預。但對外企提出外匯平衡、貿易平衡、國產化比例等，就會被認為是壞了“規矩”，立即會遭到譴責。世態炎涼。你對洋人，哪怕是千般好，萬般好，就一樣不好，他也會毫無情面地把你告上去。WTO的官員，絕不會念及你的“好處”，就對你網開一面。一旦打起官司來，除了認栽，恐怕別無選擇。
時下，無論是國人洋人，對“一視同仁”的呼聲都很高。國人呼吁的，是要取消對洋人的特殊待遇。洋人提出的，是要取消對外企的種種限制。國人的要求，盡管是在情理之中，但一時半會，恐怕還滿足不了。因為畢竟是我們要請人家進來，世上的事就是如此，當你還比較窮的時候，想請像資本這樣勢利的“客”，總得要額外添上幾道好菜，否則它不樂意，很快會找個由頭離去。前幾年，我們取消了部分優惠，一些外資不是很快就不辭而別，與咱拜拜了嗎？要想拆掉“小灶”，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快發展。只有富有了，資本才會巴結你。到時即使是粗茶淡飯，它也照來不誤。像美國，就是因為有錢，所以資本都追著去。但對洋人的要求，我們卻沒有多少還價的余地。在入世談判中，我們已經承諾，逐步開放服務業，就連往日保護得嚴嚴實實的金融、保險、電信等行業，也允許外資進來，對此還列出了外資進入的時間表。入世后，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看來已是大勢所趨，也只有如此，人家才會投桃報李。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法律做出修改，取消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平衡要求、貿易平衡要求、國產化要求和出口返銷要求。這既是我們在兌現承諾，又是進一步吸引外資的重大舉措，當然也意味著，國人將要經受嚴峻的考驗。
要說待遇不平等，怨言最多的恐怕要數民間資本。有人做過調查，發現民間資本可以進入的行業，目前只有60%，外資是80%，國有資本則不受任何限制。盡管數據可能不太準確，但至少說明了一種現象：我們還是看重“出身”，愛把企業分成三六九等。同樣是投資，姓“外”，能享受稅費減免，還有政府親自保駕；姓“公”，有財政和銀行的扶持，落敗了，可以找“娘家”接濟；可我們的民間資本，卻兩頭不沾光，成了“三等公民”。但不管怎樣說，民間資本還是從體制的夾縫中，頑強地發展起來了，并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市場經濟不看重“成份”，奉行的是公平競爭。對外資，我們需要提供國民待遇，其實對內資，也理當如此。
防范傾銷與應對“反傾銷”
翻開世界貿易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傾銷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16～17世紀自由貿易初期，英國人為擠跨國外競爭者，就打過傾銷牌，牟取過暴利。傾銷的先河由此一開，其他國家便紛紛仿效，而且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
什么是傾銷？簡單地說，就是出口商在海外廉價拋售產品。出口商打的算盤，是用低價“收拾”競爭者，然后抬價，豐厚的利潤，便可成為囊中之物。正是傾銷不惜生產成本，人為定價，“惡意”搶占市場，從而成了過街的老鼠。對過街老鼠，真要是人人喊打，天下也就太平了。事實上，當本國受到沖擊時，自是一片憤怒聲討；若一旦有機可乘，大家誰也不會客氣。加拿大就曾向傾銷叫過板，并且是第一個將反傾銷措施寫進國內法的國家，可它還是要在別國市場時不時來幾下“大甩賣”。于是乎國際市場上，你傾銷，我也傾銷，明爭暗斗，傾銷和反傾銷一時打得不可開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社會做出努力，以圖制定一個能夠共同接受的規則，來為自由貿易保駕護航。1948年1月臨時生效的GATT，專門為此制定了條款。爾后，為適應形勢的發展，又先后三次對反傾銷條款進行了修改和補充。目前WTO成員普遍遵循的，是烏拉圭回合通過的《1994年反傾銷守則》。按照這一法則，一個國家要指控他國產品傾銷，僅憑低價一條還不行，必須列出三大“罪狀”，才能將其推上被告席。一是產品的出口價格低于正常價值。正常價值一般可由出口產品在其本國的售價確定，如你在國內賣15元的東西，到他國只賣10元，就有傾銷的重大嫌疑。不過這只適用于市場經濟國家，非市場經濟國家，因價格不由市場供求決定，所以被大多數國家的反傾銷法打入另冊，其正常價值要比照第三國的價格敲定。二是嚴重地傷害了進口國的民族產業。這種傷害可能已經發生，也可能只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或者是讓建立同類產業的打算成為泡影。不過反傾銷的起訴，一般只以現實的傷害為依據。三是產業受到的傷害要由低價引起。如果因國內企業缺乏競爭力而產業不興，想“栽贓”他人也是反傾銷法所不允許的。如若“三罪”俱全，則是傾銷無疑。
一旦受到“傾銷”的騷擾，進口國就可動手反傾銷。首選的辦法，是向進口商征收臨時反傾銷稅，或者收取一筆數量相當的保證金。如果進出口雙方不想鬧得臉紅脖子粗，也可以通過承諾的方式，出口商保證相應地提高價格，或者減少出口商品的數量，或者干脆停止出口，以換取進口國的諒解。為了防止冤假錯案，進口國還要在初裁后4～9個月之內，做出進一步的復查。如確屬錯案，應立即取消反傾銷措施，并退還已征的反傾銷稅或保證金。若最終裁定為傾銷，則將征收5年以內的固定反傾銷稅。即使5年期滿，進口國如果感到還不是足夠“安全”，還可用一個所謂的“日落條款”，對其提出復審，復審可延續12個月，這就相當于延長了一年的征稅時間。若復審認定,取消反傾銷稅可能再次帶來沖擊，則可繼續征收。一般說來，反傾銷是既往不咎的，但對情節特別惡劣的，如“累犯”，明知故犯，則新賬老賬一起算，對在此之前的商品，還可追征反傾銷稅。
如果說20年前，談傾銷和反傾銷，國人還覺得有點事不關己。那么，在中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的今天，我們已與反傾銷結下了“不了緣”。改革開放以來，外國對中國產品提起的反傾銷指控近400起。進入90年代，這種指控更是有增無減，有關企業已是飽受其苦，應對反傾銷成了一道繞不過去的“坎”。為什么誰都能拿反傾銷跟中國說事兒？“中國造”價格低廉是原因之一。如家電、玩具、鞋類、服裝等，價格低得在國際競爭中幾近所向披靡，如此強的“攻擊力”，肯定會引起別人的警覺。而中國的企業要是在哪一國打開缺口，大家便一窩蜂地跟進。如出口到美國的西洋參，1988年不到3000公斤，1992年就猛增到7萬公斤，價格也從6萬美元1噸降到1萬美元。這種行為，一下子搶了別人的飯碗，人家能不和你急？我們的企業，出口時是爭先恐后，一旦遭到指控，肯站出來與別人理論的卻很少。你不應訴，別人會認為是你理虧。別人來取證，你不理不睬，而裁決權在人家手里，到時是有理也要輸三分。同時也不排除部分國家對我們的歧視。我們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又多少摻雜著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人家難免用老眼光看人。像10年前歐盟對我們的彩電，就是按“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框框，用新加坡的價格作標準，判定為傾銷，而新加坡的勞動力成本是我們的20倍。當然近年國際市場不太景氣，中國出口增長確實讓人眼紅，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看來，我們應對反傾銷，還需對癥下藥。首先不能搞低價競爭，更不能兄弟之間相互傾軋，把價格戰從國內打到國外，給人留下把柄。在某一地區的出口數量要循序漸進，給人一個適應過程。不要大家都往一塊涌，出口地區應盡量分散。出現了指控，要積極應訴，據理力爭，努力為自己洗刷清白。如果的確是我們的問題，也應主動配合別人的調查，與人協商，并通過承諾等方式中止起訴，既留一條后路，又留下一個好名聲。打入別人的市場不容易，要是人家把門關上，再進去就困難了。有些企業想打“游擊戰”，絕不是長遠之計。逃避只會使自己成為軟柿子，任人去捏。事實上，在我們應訴的案例中，有近一半的勝訴，還有一些得到了從輕發落，這應該給我們一些信心和啟示。
中國入世，意味著國門要進一步敞開。我們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會更加頻繁。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某些外國商品為逐鹿“中原”，沒準會對我們實行傾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積極應對反傾銷，同時還要騰出手來，防范他人傾銷。要想在國際交往中不吃虧，我們不妨也來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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