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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柏晶偉北京報道 我國經濟增長保持著相當高的速度，然而，直到目前，我國中介組織的發展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這種情況必須盡快改變，否則將會引致一系列的問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5月18-19日天則經濟研究所等單位主辦的“市場經濟與中介服務業發展論壇”上作出了上述論斷。
吳敬璉說，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把生產的總成本劃分為轉型成本和交易成本兩個 部分。目前中國的情況是，中國經濟中的轉型成本，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物質變換的成本很低，于是境外企業盡量把它們的加工廠設立在中國，中國很有希望成為世界的制造業基地。但是，中國經濟的交易成本卻很高，以至于本土企業的產品總成本卻往往并不低。這使它們與境外企業比，缺乏足夠的競爭力。交易成本高有多種原因，比如說，制度不健全、規則不透明、誠信狀況不好，都會增大交易成本。不能否認的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中介組織發展不足，不能為生產和流通企業提供高素質的中介服務，包括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批發零售商業、職業律師行、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等等。中介組織，是保證現代市場經濟能夠運轉的支持系統，它的主要功能，在于為交易雙方提供中介服務，以便降低交易成本，特別是信息成本。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世界中，因而必須依靠各種中介組織的信息服務來降低交易成本。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有多種多樣的中介組織。18世紀產業革命以來經濟的發展得益于分工的深化和由此帶來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然而分工的深化卻使分工的不同分支之間的交易愈來愈復雜和頻繁，可能發生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于是中介迅速發展起來，而且它們的分工也越來越細。
吳敬璉指出，和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中國中介組織的發展嚴重不足。根據諾斯等對于1870-1970年美國經濟中與交易有關部門規模的估量，20世紀后期美國經濟中銀行、保險、金融、批發、零售等與交易相關的行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高達45%，而在一個世紀前這個量只有25%。我國的相應行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致與此相若。
吳敬璉說，中國的中介組織不但數量不足，而且由于它們通常不是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成長，而是作為行政機關的附屬機構而發展起來的，因而在專業技能和職業操守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比如說，會計師事務所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是作為財政部門的下屬單位設立的。這就等于說裁判員也是教練員和運動員，這種制度安排很難避免導致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行為。雖然近年來有關當局作出了努力，力圖加以改造和糾正，但事實證明這是有相當難度的。吳敬璉說，我國不少中介組織不能提供高質量的中介服務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掌握相關的技術需要一個艱苦學習的過程。他說，根據自己與投資銀行等中介組織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中介組織所提供的，是一種高智力的服務，真正的資本是在專業人員的頭腦中，例如投資銀行所做的企業重組、承銷定價等等，專業要求都很高，我國中介組織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經驗還很欠缺。形勢逼人，需要大大加快我國中介組織的建設。
剛剛從上海、杭州等地調研和參加跨國公司的戰略研討會回京的吳敬璉，面對國外企業紛紛進軍中國市場和完成在中國戰略布局的形勢，感到“心里發緊”。他說，由于中國具有極其優越的低轉型成本優勢，幾乎無人懷疑21世紀中國將是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本土企業單靠這種優勢就能抵抗境外企業的競爭、而自立于世界強手之林。因為境外企業同樣可以利用這種低轉型成本優勢，在中國設廠加工，如果我國企業不能解決過高的交易成本而失去總成本的優勢，就不可避免地在競爭中敗北。目前，境外企業正在進行全球布局，一些企業已經或將要把制造業本部乃至大區總部移到中國來，對產業進行重組和布局。據說家電業已完成布局，汽車業也在進行。當這些境外企業依靠本身的良好制度安排和經營環境，作好了技術和組織準備并發起進攻時，我擔心我們的一部分企業是抵擋不住的。
吳敬璉認為，面對這種形勢，中國必須加快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以便把過高的交易成本降下來。目前，市場經濟中起關鍵作用的子系統還沒有建立，其中之一就是由各種各樣的中介組織組成的中介服務系統。吳敬璉認為，為了加快中介服務系統的建設，需要做以下工作：首先，要取消對民營中介組織的歧視性準入限制。例如，應當按照去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家計委《“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逐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的準入限制，允許民營經濟進入對外貿易、金融、保險等行業。第二，為中介組織營造透明的法治環境。換句話說，要使中介組織的經營有平整的運動場地。第三，現在的中介組織要根據不同行業的要求進行制度建設，并提高自身的素質。第四，要有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政府監管框架。第五，社會各界，包括大眾傳媒要支持中介組織勤勉執業，并對它們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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