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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加薪影響的不僅是公務員的錢袋子，它從不只一個層面上事關每個老百姓。
7月1日公務員又要加薪了，對于這個消息，大多數人的反應可謂涇渭分明：公務員為之欣喜，而非公務員的態度通過一句話盡顯無遺：“公務員加薪，關我什么事？”而專家認為，公務員加薪影響的絕不僅僅是公務員的錢袋子，事實上，這件事從不只一個層面上與每個老百姓密切相關。
示范效應:讓其他行業水漲船高
分析人士認為，公務員漲工資，可以說是政府給他的雇員漲工資，在本質上會推動社會的平均工資水平。公務員漲工資后，有能力的企業單位也要跟著漲，會形成一種輻射作用，其他行業也會跟著水漲船高。
那么，為什么不能直接提高其他階層的收入呢？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王文京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解釋說，現在只有公務員在政府的鍋里吃飯，政府是公務員的老板。而“政府不是企業的老板，怎么給你加薪？只有間接的辦法。”所以給公務員漲工資是一個示范效應，通過這種效應來帶動整個社會工資水平的提高。他將這形象地比喻為“誰家的孩子誰抱走”，而“加薪肯定是都要加的，實際上是誰先漲誰后漲的問題。”王文京說，認為政府該給社會其他階層也漲工資的提法，完全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舊思路，習慣性地認為政府還是應該把所有事都直接包攬。
拉動消費：其他階層間接受益
早在去年，著名經濟學家魏杰就撰文指出，公務員加薪，除了公務員是直接的受益者，其他階層也會間接受益。
魏杰分析說，在市場經濟里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需求，它給投資需求提供了原動力。生產者只有產品在市場上售出并實現利潤之后，才有可能持續和擴大經營。這個道理通過一個例子就很容易理解，彩電企業只有把彩電賣出去了賺錢了，才能繼續生產，才會擴大投資，企業工人收入和增收才有保障。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增長就是這樣被各領域的消費熱潮帶動的。相反，如果彩電總是賣不出去，就不可能繼續生產和投資，企業工人也會因為生產不足而收入下降。如果大多數行業出現這樣的情況，整個經濟必然無法繼續增長。所以擴大內需是目前經濟中最主要的問題。
現在國內大多數行業產品看起來都是過剩，人們有錢、想消費卻不去買東西，實際上就是因為收入低就一定會存錢，不會消費。現在的過剩是典型的相對過剩，是緣于人們對冰箱彩電等家電消費基本飽和，而對住房、轎車等雖然有消費欲望卻無力支付。
只要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新一輪消費熱潮很快就會到來，必將對經濟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
魏杰分析說，公務員雖然薪資在社會處于中等水平，但消費傾向高于城市高收入階層，也高于一般農民階層，支出需要很多，如購房消費、子女教育等。因此提高這部分人的收入，可以使他們進入從前無力進入的消費領域，帶動新的消費熱潮，從而拉動經濟增長，使全社會各階層受益。在這些家庭中食品收入占有較高比重，在薪資增加后，會有較大的食品支出增加額，可以對農副產品產生較大購買力，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條件。而農民收入增加，也將對家電等其他市場構成大的購買力，利于這些企業的發展，有利于形成整個經濟的良性循環。
但質疑的意見就指出，把薪水加給不同階層，對于消費的拉動是不同的。收入分配專家、清華大學蔡繼明教授提出，對于越富的人，收入每增加一元，用于消費的傾向越少，經濟學稱之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他認為，公務員的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應當還算中等，與其為公務員加薪拉動消費，不如為農民減負、使下崗工人增收，對社會總需求的拉動更大。
提高績效：低薪一定導致腐敗
“不提高公務員的薪資水平，腐敗將成為中國經濟永遠的痛。”王文京如是斷言。因為高薪未必能養廉，但低薪一定會導致腐敗。與國際收入水平相比，中國公務員收入太低，這必然影響整個公務員隊伍的運作。它不僅導致公務員得不到激勵，而且影響辦公效率。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公務員的工資水平中等偏下。而一支廉潔的政府隊伍必須有合理的收入，所以公務員薪資調整是關系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事。
競爭效應：吸引優秀人才回流
王文京分析說，加入WTO以后，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人才，希望憑借提高后的收入標準留住人才，也是為公務員加薪的主要動因之一。現在我們一個機關的處長月薪只有1000元，外企用1000美元挖走一個處長，那是毛毛雨。而這些人是幫我們起草政府文件的，最清楚我們的漏洞在哪里。由于低薪導致這些人流失到外企去和我們競爭，可想而知損失可能會有多大。
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淮也指出，國家公務員的收入預期在我國屬于中上等，他們穩定的收入與對職場風險的有效回避，基本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即使在美國，公務人員收入也普遍低于企業界，但還是有些人愿意在那里終生工作，看中的就是更好的福利與承擔較小的風險。
加薪怎么加：“羊毛出在羊身上”
至于加薪的錢從哪里來，王文京的分析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為事實上這部分錢早已經通過各種途徑由社會支出了。現在加薪只是把原先“暗的變成“明”的，把原先“物質”的變成“貨幣”的，把該享受的待遇變成工資。這實際就是認為應當將公務員的隱性收入工資化的觀點。
眾所周知，一些公務員在看得到的低工資之外，還因為手中的權利而擁有各種隱性收入，這些“在位擁有、下臺消失”的隱性收入，有的大大超過正規工資收入。明的工資低，暗的收入高，已經成為腐敗滋生的重要根源。以現在各種名目的公款報銷為例，每年達到2000億元之多，就是因為不管該不該報的費用都報了，不管該不該享受的待遇都享受了。如果把該取消的開支都取消，該享受的待遇變成工資，加薪的錢自然就有了。王文京將這稱之為是“在做加法的同時也做減法”，問題不在到底該不該加薪，而是怎么具體操作。
無論各種各樣的聲音差異多大，我們應該意識到，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一項經濟政策的意義，并不在于它具體使哪些人受益，而是在于它是否改進了社會資源的配置狀況，是否提高了社會經濟的運行效率。理解了這句話，或許你就很容易理解對于這項政策，為什么會有身為公務員的戴園晨教授雙手反對為公務員加薪，也有非公務員為公務員加薪鼓呼。
加薪該加多少？爭議迭起
關于公務員加薪的頻率和該加多少，是一個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王文京認為，目前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都要個人來承擔，而低收入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工資不加到一定檔次，不會增加消費，對需求的拉動也很有限，所以不僅應當加薪，而且應當大幅度地加。但他強調，與此同時，這項工作也必須與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農民負擔同時著手。
但收入分配專家、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蔡繼明教授持的卻是相反的意見。他認為，前兩次為公務員加薪，可以說是彌補從前的欠賬，因為幾年來社會其他階層的工資都在增長，而公務員工資一直沒變。但考慮到目前社會分配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今后的公務員加薪在步驟上應當有所緩和，更加慎重，否則容易引起社會不平衡情緒。
而經濟學家戴園晨更是明確表示對公務員第三次加薪“雙手反對”。今年4月，戴園晨在一次會議上說：“第一次為公務員加薪，我雙手擁護。第二次加薪，我一只手擁護，一只手不擁護。2002年還要為公務員第三次加薪，我雙手反對。”戴園晨認為，刺激國內的消費有很多途徑，特別是在就業不充分和農村收入低下時。省下為公務員加薪的錢，用于農村義務教育，既可解決農民負擔，又可拉動消費。
公務員加薪可否事先公開討論？
收入分配專家蔡繼明提出，公務員工資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可以說是老百姓為公務員提供的服務買單。“既然春運票價要不要提可以開聽證會，公務員該不該加薪，又何妨事先公開討論，讓老百姓談談為公務員提供的服務到底該付多少？”事實上，關于此事的觀點之一就有“公務員的工資漲與不漲，應當與當地職工工資水平掛起鉤來，與公務員的工作實績相聯系，就像企業工資與效益聯系起來一樣，才能讓人心服口服。”(李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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