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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于穎
任若恩教授任職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研究。在今年“五一”期間接受《財經時報》對他的采訪前，剛剛接受了中國《了望》雜志的采訪，談的也是同一問題。
質疑一：
羅斯基的假定是否正確
任若恩說，羅斯基方法中的主要邏輯，是假定經濟增長率與能源增長率大致相等，同時假定能源的統計是精確的，因此一旦出現能源與GDP增長不同步的現象，就得出“經濟增長率統計出了問題”的結論。特別是在發現能源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時，就認為“肯定是GDP的增長存在高估”。任認為，能否接受羅斯基的方法，關鍵是要考察上述假定是否正確。
為了考察羅斯基方法，任若恩分析了更多國家更長時期的能源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關系，看是否能夠支持羅斯基假定。他通過考察1971年-1999年日本、韓國、德國、英國和美國的能源增長數據與GDP增長數據，發現這些國家在不同時期都出現過能源與GDP增長不同步的現象。(見表三)。
從(表三)可以看出：日本在1978年、1980年、1981年和1985年，能源增長都至少低于GDP增長4個百分點，其中1981年低于6個百分點；韓國1981年也出現過能源增長低于GDP增長7個多百分點的情況。另外一些年份的情況正好相反，例如1977年、1979年、1981年、1990年和1992年，能源增長都大大高于GDP增長，其中1979年甚至高出9個百分點；德國也在一些年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1981年、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9年能源增長都至少低于GDP增長4個百分點。其中，1989年至1992年出現了連續四年能源增長都至少低于GDP增長4個百分點的情況。累積起來，四年間GDP增長了12個百分點，同時能源下降了7個百分點；英國的情況也類似，如1973年、1975年、1980年、1983年、1988年、1995年、1997年能源增長都至少低于GDP增長4個百分點。其中，1980年和1997年還出現了能源增長低于GDP增長6個百分點的情況；美國也在1980年、1981年、1983年和1990年出現了能源增長至少低于GDP增長4個百分點的現象。
由此可見，經濟增長率與能源增長率應該大致相等的假定并不存在。因此，羅斯基用于論證中國經濟增長率的統計中存在上偏誤差的方法的邏輯基礎，是經不起推敲的。
實際上，假定經濟增長率與能源增長率應該大致相等，相當于假定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消耗系數是不變的。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一般來說，能源消耗系數是可能下降的。而且就整個國民經濟來說，不同行業的能源消耗系數是不同的；不同行業的不平衡發展，也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消耗系數的變化。因此從道理上來說，經濟增長率與能源增長率應該大致相等的假定也是說不通的。
退而言之，假設羅斯基的假定成立，如果因為能源增長低于GDP的增長，就認為GDP可能高估，那么能源增長高于GDP的增長，是否可以懷疑GDP低估？例如上面韓國的情況又如何解釋？
質疑二：
輕率地以航空客運增長為根據
任若恩認為，羅斯基方法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十分輕率地以航空客運的增長為根據，來確定所謂的新估計上限。任若恩計算了1983年到2000年中國國內航空客運周轉量的年增長率，這就是羅斯基所使用的指標(見表四)。
從(表四)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年份，航空客運周轉量的增長率都大大高于經濟增長率。但也有一些年份，航空客運周轉量的增長率大大低于經濟增長率。在此，任若恩再次提出：如果羅斯基認為1998年中國國內航空客運周轉量的增長率可以作為估計的上限，那么2000年國內航空客運周轉量的增長率是20.07%?是不是也可以作為估計的上限？任若恩說，過去20年，中國航空客運產業正是處于一個新興產業的發展期，其增長速度一般應該高于經濟增長。但看一下羅斯基所做出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推論，再考慮一下航空客運在交通中的份額，而交通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就可以發現羅斯基的推斷是多么勉強。
非統計技術問題的商榷
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經濟體本身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重大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變革，這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電信業的增長非常快，如果用這一指標衡量經濟增長就會得出低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結論。所以，不能用某一單項指標在某一時段的數字衡量整個宏觀經濟情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權威人士認為，羅斯基的觀點與分析方法是有問題的，邏輯上也有說不通的地方，比如單純用能源消耗、航空客運量的方法判斷經濟增長。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用這兩個單項指標準確描述其經濟增長的真實水平，特別是中國。
針對近年來部分時期中國能源生產、能源消費同比下降、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出現負值的情況，有關部門也做了初步測算。初步分析認為，個別時期能源消費下降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產業結構調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增幅回落，而第三產業發展迅猛，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使得能源消耗下降。據有關方面測算，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全國能耗將減少900多萬噸標準煤。
——產品結構調整。高耗能產品普遍低速增長甚至下降，如合成橡膠、燒堿、鐵合金、焦炭等；低耗能產品發展迅速，如載波通信設備、光通信設備、移動通信設備等。
——單位產品能耗降低。能耗高的行業采用節能新工藝、新技術、新設備、新材料，使得降低單位產品能耗取得了顯著進步，如冶金企業連鑄連扎技術的大量使用等。
——煤炭質量提高。由于近幾年國內煤炭生產供過于求，庫存積壓嚴重，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煤炭生產企業紛紛提高產品質量，降低含矸率、灰份。
——關閉“五小”。出于環境保護的壓力，近幾年政府對小煤窯、小造紙等污染嚴重的小企業采取了更加強硬的關閉手段，也降低了一部分能耗。個案資料分析顯示，中國過去幾年能源消耗存在低估的可能，原因之一是關閉小煤窯的決定并沒有得到嚴格執行，有的地區還出現了關閉的小煤窯重新開工的現象，而產量并沒有納入統計數字。
針對羅斯基在文章中提到的中國政府于1995年拋棄了地方統計數據的說法，記者詢問了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許表示：“其實自從中國1985年開始進行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以來，一直就是國家統一制定制度方法，中央、地方分級核算，全國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從來就不是地方數據的簡單加總，談不上拋棄不拋棄的問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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