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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1978—2001年這個不短的時間序列，來滬參加亞行年會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總結出這樣一些“精彩表現”———年均9.5%的GDP增長率、年均15%的貿易增長率、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根據官方匯率計算已經成為全球第7大經濟。展望未來時，林毅夫認為在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仍將維持在7%—8%，并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當離開這些數據回到經濟發展基本戰略時，林毅夫向記者指出，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依舊系于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概念———比較優勢。
林毅夫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應該以發揮該國的比較優勢為戰略目標。圍繞這個戰略，采取適當的政策去誘導企業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產品和技術，企業才可能最有競爭力，資本回報率才會最高，其“要素稟賦”的結構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提升，最終達到“小步快走”趕上發達國家的目標。而從目前的情況看，在相當長時間內，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產品和技術依舊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
專注于比較優勢這個觀點盡管在學界已是共識，但仍一直受到來自各方的詰難。可是，如果違反了比較優勢，情況又會怎樣？
林毅夫認為，如果企業在產業、產品和技術的選擇上定位于趕超，那么在市場競爭中最終將失去自生能力，只有依靠政府的政策優惠或壟斷才能生存，這樣的做法顯然與WTO的主旨背道而馳，企業的競爭力也會日益降低，最終欲速則不達，反而加大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此外，還會導致宏觀不穩定、尋租、腐敗和城鄉差距擴大等一系列問題。
比較優勢需要適當的政策環境和政策措施予以支持。林毅夫說，只有要素的相對價格能夠反映其相對稀缺性，企業才會為了利潤的最大化主動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產品和技術。而一個恰當反映稀缺性的價格體系只有在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形成———基于這樣的考慮，林毅夫認為，在未來10年中，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完成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系的全面過渡，并維護其運行效率；此外，政府還應制定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
本報記者楊燕青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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