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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談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
感謝國家經貿委經濟研究中心給我們一個近距離認識張五常先生的機會。在該中心舉辦的“中外名家論壇”上，張五常作了一個關于交易費用的報告。此前，記者拜讀過張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一些相關的報道，很欣賞他做學問的態度。張先生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經濟學的原理其實是很簡單的，能解釋世界的道理通常都能被普通人理解。只有“二把刀”或 者別有用心的文人才把簡單的道理搞得十分的復雜。
這次，他就解釋了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名詞：交易費用。在他看來，一個群體一個公司一個政府，都存在交易費用。他舉了些例子，看起來跟現實不甚相干的例子，但是我們發現，對照我們的現實，很有用。比方說，我們的許多管制，導致的交易費用是不是太高了呢？
演講后，他回答了許多提問，這些提問比較直白。
一定要所有的股份都可以自由轉讓
中國股市，要么政府就要管得像美國那么嚴，要么就完全不要管，我是贊成完全不要管的
關于股份制，股份化沒有問題，但是一定要所有的股份都可以自由轉讓，把它賣出去，不要讓政府留有大部分的股權。
至于中國股市，要么政府就要管得像美國那么嚴，要么就完全不要管，我是贊成完全不要管的。全盤開放，政府洗手不管，你們要買股票是你們自己的決定，被人騙是你們自己的事，那么人們就會小心謹慎。但是你現在是政府在管，那么現在股市上有很多無知的人，搞得血本無歸，全部都輸光了。
像香港，這么多年來搞股市，還是有很多現象解釋不了的，因為全部是交易費用的問題，即使是美國也有股市監管不行的問題。股票市場想要監管得好，全靠政府是很困難的。完全不管要好得多。
中國遲早要出幾個大經濟學家的
(大陸的經濟學家里您認為誰的發展方向是您喜歡的？60年代您的同事里有8人得了諾貝爾獎，就在芝加哥大學，其中的奧秘是什么？)
不要講一個，我講幾個吧，因為每個都有每個的專長，我并不完全都認識他們。周其仁的路，與我比較接近。在理論方面，張維迎走的路，跟我的題材比較接近，他師傅是拿諾貝爾獎的，張維迎是有天分的。我認為樊綱是一表人才。林毅夫跟我有很長的淵源，他的師傅曾經提拔過我，他的師傅的師傅也曾經提拔過我。
有的已經相交很多年了，但有些他們沒有去過外國，自己念書，我跟他們聊聊天，我覺得他們非常好。比如長沙交通學院的朱西慶(音)，你們很少見到，我認為他對經濟學很有見地。所以說中國可以說是臥虎藏龍，比如剛才在臺上講的高小勇，他是沒念過經濟的，他怎么能看出那么多東西呢？我都不明白。
所以經濟學，歸根到底，你想要學得好，都是要講常識。大部分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普通常識要比外面的來得好，因為他們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天翻地覆。中國人的經驗是多元的，所以我常說，中國遲早要出幾個大的經濟學家的。
舒爾茨呢，是林毅夫的師傅
是一個偉大的思想經理人
關于芝加哥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是厲害的，弗里德曼，這個人你要親眼見過才會欣賞他，思想非常快。史德拉，他的思想好快，但是我學不到，在某方面我跟他是格格不入的，有些人很快，但是你就是跟他格格不入。史德拉跟你辯駁的時候，他搶先一步，贏你一點。但弗里德曼不是這樣的，他覺得你稍微落后一點，他會暗中幫你一下，他一看到你搶先，就拼命地稱贊你，所以跟著他是很榮幸的。科斯呢，大思想家，但是他很頑固的。他一刻不停地想，廢寢忘食，他的理想是非常大的。
舒爾茨呢，是林毅夫的師傅，他對人蠻怪的，他的分析能力不是那么高，但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你們知道在學術界，有的是思想方面的，有的是思想的經理人，有這行的，他看到你有思想，他鼓勵你，去指導你，他是經理人。舒爾茨就是一個偉大的思想經理人，他是值得拿諾貝爾獎的。我看芝加哥這是成為一種現象了，現在已經都分散了，有的不在了，剩下的都老了，他們那時的60年代經濟學是有輝煌的歷史的，我在芝加哥兩年，那段時間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股權可以轉讓
資產的真正定義是三種權力的合一，是私人使用權，私人的收入享受權，還有轉讓權。假如用股份制來做的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股權可以轉讓。在法律上所有權是重要的問題，但是你看所有權它是用來作鑒別的，也就是說你簽了個名在那兒，蓋了個圖章：這本書是我的。在牛身上刷一個印子，走到別的地方還是我的。
我在1968年給私有產權下三條定義的時候，所有權沒有地方可以放下去，我認為它在經濟學上沒有什么用處，法律上有用處。我和科斯在這方面研討了好一陣，但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三個方面，私人的使用權、私人收入的享受權、私人的轉讓權，也就是自由買賣，這三個權利是很重要的。
只要取消很多無謂的管制就可以減少貪污
(我是國家經貿委的，一直從事國有企業改革，我記得20多年前看到您的《賣橘者言》，談到了產權制度改革，用通俗的語言對產權作了精辟的見解，讓中國很多從事改革的人受到了啟蒙。現在中國的改革也在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道路，可以說產權上的改革沒有任何理論上的障礙，但是從交易成本上來講，國有企業單個推進這種改革和整體社會交易成本這種改革是有矛盾的，怎么處理好這樣的矛盾？)
同樣的生產，它的交易費用的百分比，稍稍低一點，國家就會富有，高一點，就會民不聊生。因為所謂的專業生產，然后在市場上的交換，可以帶來很大的利益，(這個利益)不只一兩百倍，而是幾千幾萬倍。
怎樣才能從事專業生產，而使專業生產帶來利益呢？假如交易費用是0的話，那什么制度都沒有分別，國營跟私營完全沒有分別，問題是交易費用不是0。中國有些問題是快不來的，比如法制還是有些糊涂，這是需要時間的，因為有文化的問題存在；商業道德有問題，欺騙在國內是很多的，這些也是快不來的，這也是跟文化有關的。
貪污的問題，這是可以快的，只要取消很多無謂的管制就可以減少貪污，那么怎么取消管制呢？是個問題。
如果開放金融，當然包括解除外匯管制，上海一帶會成為歷史上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
我對中國從1981年看好到現在，我覺得中國做得非常之好。我們要比較一下，我們批評是沒有用的，事實上二十年前，印度說他們比中國好得多，但是現在去看一下，根本沒得比的。跟東歐比，捷克、蘇聯都沒有飯吃的，印度滿街都是乞丐。你到上海、北京去看看，很多美國城市都沒那么興旺。我就說我很難不看好中國。
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怎么可以沒有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但是你有外匯管制，那是絕對沒有可能成為金融中心的。所以我說過很多次，如果開放金融，當然包括解除外匯管制，5年之后，上海一定超過香港，開放金融以后，20年之后——我可能還看得到的，上海一帶，會成為歷史上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
我看得很準的
但是猜不到中國會改得這么快
我看得很準的，我的這種推斷，從來沒有錯過，我在1981年白紙黑字——你去看看我出的一本書，我記得很清楚，說中國是會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的；在1986年發表一篇文章，我說日本已經大勢已去；1988年加拿大打電話來訪問我，問我加拿大什么時候經濟會復蘇，我跟他們說，最早都要等到下一個世紀。
中國的問題，你(如果)看過我出版的英文版，我說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除政府壟斷的問題。但是我很坦白地說，我當時不管怎樣樂觀，我還是看不到中國改革會有這么快，我看不到。世界上的時間好像走得越來越快，你看到歐洲的歷史，封建制度的改革動不動就要花上幾百年的時間，你看看中國的改革只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你們記不記得以前十字軍東征，他們打起仗來要十幾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只花了幾年，現在打仗只需要兩個月左右。
我當年寫文章的時候，我真的是猜不到中國會改得這么快，你要批評是很容易的，你要批評任何領導人都可以的，但是我老師艾智仁(音)說得很清楚，一個人的成功，不要光聽他怎么說，不要聽他的意圖，不要看他的熱情，而要看他的效果。中國這二十年，人們的收入上升了應該說不止二十倍。我很清楚在1979年的時候中國是什么樣的，在廣州連白米飯也買不到，不可能買到一只雞蛋，那是非常可憐的。你看看現在，大魚大肉，你們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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