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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章敬平 李利明 本報實習記者朱薇北京報道
2002年4月24日下午1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人頭攢動，滿頭銀色卷發的張五常在北大學子的一片歡呼聲中，與夫人蘇女士雙雙步入朗潤園。
張五常示威朗潤園？
在朗潤園發難并引發“張五常謗譽”風波的背景下，張五常此次來朗潤園，多少有些他的追隨者所謂的“單刀赴會”的意味。沒走幾步，張氏夫婦就被叫停在已經布置停當的二樓報告廳，二百余個座位顯然無法滿足五百多學生的需求，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臨時決定，張五常的報告改在報告廳走廊進行，學生們站在一樓院子里聽講。
據悉，30天前，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在朗潤園演講，包括媒體記者和應邀出席的校外學者在內，聽眾不過百余人。率先提出給張五常熱降溫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夏業良說，今天的學生多，是沖著張五常來的，不全是沖著他的學問，而是他的熱度。因熱度而來朗潤園的還有很多記者，現場包括央視在內的記者幾十人，甚至于南國的深圳電視臺也派記者扛攝像機圍堵在朗潤園門口。一位《北京晚報》的記者說，張五常在我們眼中，是一個明星學者，一個新聞人物。
“新聞人物”演講的主題是需求曲線，使得惟恐天下不亂的新聞記者們格外興奮，“張五常來中國經濟研究的前沿陣地講經濟學中的基礎理論，不是明擺著挑戰北大嗎？”
盡管難以斷定張五常是否有挑戰之意，但挑戰一說，仍有市場。因為一來需求曲線屬于夏業良批評張五常“三招兩式”范疇之列，北大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汪丁丁也對張五常的需求曲線絕對向右傾斜提出批評；二來張五常此行不是朗潤園主動邀請的，而是張五常的門生易憲容從中撮合的，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的易憲容至今仍然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研究員，張五常在大陸發行的《經濟解釋》就是他翻譯的。或許是門生聯系之故，夏業良說，不管是否張五常有意如此，至少在客觀上給外界留下張五常來北大示威的印象，是打上門來了。
“冤家”聚首并肩而立
讓聽眾和記者更為興奮的是，公開批評張五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平教授，和張五常比肩而立，擔當張五常演講的主持人。起先向張五常發難的夏業良就站在他們身后，隨時準備在演講結束后提問。有好事者戲言，你能想到嗎？這么和煦的陽光下，竟然醞釀著金庸武俠小說中才有的大戰一觸即發的氣氛。
據說，陳平與張五常并肩而立，沒有任何象征意味的暗示，只是代遠在日本的朗潤園園主林毅夫行待客之禮而已。然而，記者好像不愿意這樣想。演講結束答聽者問的時候，有記者單刀直入，“請問張五常教授，社會上傳言你和陳平教授在經濟學方法論上有分歧，不喜歡他的數學，你們此前有沒有吵架？”張五常回答說，“他的數學比我好，我怎么和他吵？”
事實上，4個小時前陳平在北大勺園接待張五常一行，無論是言語，還是舉止，無一不合主人之禮，雙方沒有任何批評與反批評的言行。賓主間其樂融融。上午還在看張五常文章的陳平，最感興趣的事情就是與世界第一流經濟學家研討學術問題。陳平告訴本報記者，在午飯和飯后的閑談中，陳平向張五常請教了幾個關于張五常早年的學術研究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佃農理論。雖然陳平去年曾抱怨，他在90年代赴香港找張五常問佃農理論，張五常避而不談，卻大談攝影。但此次陳平認為，張五常在和他的交流中態度是坦誠的。
在張五常看來，租佃合約是比土地由農民個人所有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陳平就此問張五常：按照張的理論，為什么臺灣還要搞土改？
張五常的回答是：這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為當時國民黨敗逃臺灣，中國內地在搞土改，如果臺灣不搞土改的話，國民黨的政權就不穩固。
陳平又問：那么從經濟學上講，土改還不如租佃制？
張五常再答：土改導致了農業產出的提高，但是導致了農業效率的下降。土改導致的產出是次優的，從一個比較低狀態的最優水平轉移到一個比較高狀態的次優水平，因為是由政府外部力量推動的，一定不是最優。
張五常的坦誠還表現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種企業模式，一種是英美型企業，注重短期回報，所以投資不足；一種是德日型企業，注重長遠效果，導致投資過度。陳平問張五常，中國的國有企業應該采取哪種形式？張五常承認他現在還回答不出，要再想一想。
當陳平問張五常，同為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他與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1991年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在學術上有哪些差別？張五常的回答雖不失風趣，但坦誠依舊，說諾斯是他的學生，當時在他講課的時候，諾斯經常去聽，并且記了筆記，后來把那些內容發表了。等到后來得了諾貝爾獎，諾斯就不承認了。至于科斯，科斯認為企業是一個合約，張五常認為企業作為合約只是一個開始，其余的大家都不了解。張五常承認他連企業的邊界在哪里也不清楚。
對于張五常“單刀赴會”的演講，陳平的評價有兩個字：認真。他頗有意味地說，“如果沒有高手在場的話，張五常可能就會信口開河，但是今天他還是認真地講的。”朗潤園冰釋前嫌
在陳平向張五常發問之后，一直在陳平身后的夏業良上前提問，原本打算提三個問題的夏業良只拋出了一個問號：為什么MBA以前學費一萬元沒有什么人讀，現在學費十萬元讀的人反而多了？
此前幾十分鐘，夏業良兩次和本報記者闡明他對“張五常謗譽”一事的態度。他強調，他批評張五常的文章，不是受陳平和中山大學王則柯教授影響的結果。早在去年陳王兩位在中國經濟學年會上批評張五常之前，他的批評文章就發給《經濟學家茶座》編輯部了。
張五常用他慣用的“三招兩式”中的需求曲線去回答，夏業良不滿意，說張答非所問。
下午4時許，張五常演講問答已經畫上句號。突然有人前來找正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夏業良，稱張五常請他去與大家一起合影。夏業良回來后對本報記者說，張五常跟他開玩笑，“夏業良，你幫我大忙了，讓我大大出了名。”
張五常夫婦離開朗潤園的那一刻，隨行的一些人松了一口氣，此前一些人擔心的場面并沒有出現，他們擔心學生會因為張五常與北大之爭而起哄。有趣的是，朗潤園這廂也對張五常的到來充滿了懷疑。據夏業良說，4月23日張五常應國家經貿委經濟研究中心之邀在釣魚臺大酒店演講，《經濟學消息報》總編輯高小勇在點評時說次日要去北大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公開辯論。
然而，正如夏業良所說，辯論其實沒有展開就結束了。聽者、講者、問者、答者，無不在友善中作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盧鋒教授等人無不給張五常留下友善的印象。張五常也受到包括中心教授周其仁的學生的尊重。個別中心教授明確跟本報記者說，夏業良的批評不能代表中心對張五常的態度。
一位在場的第三方人士笑言：彼此雙方就這樣無聲地宣告冰釋前嫌。
王則柯不宣而戰？
盡管被外界渲染的朗潤園和張五常的所謂“敵對情緒”有了一些緩和，但另一波浪頭更高的“張五常批評”已在南方掀起。
興風作浪者王則柯。中山大學教授王則柯對張五常的批評一直是口頭上的，在正常的學術研討的場合。而這一次，王則柯也像后學夏業良一樣用文字作“投槍匕首”向張五常不宣而戰了。
4月23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網站上“熱點話題”欄目——解讀張五常，再爆新文章：不是天才，不能學張五常。文章署名：王則柯。文章末尾解釋說明：作者為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即將出版的文集《〈經濟解釋〉的困惑》的前言，標題為編者所加。
王則柯此文有三個小標題，幾乎都能讓人讀出弦外之音。
第一個小標題：“張五常熱”的合理性。王則柯除用佃農理論等原因解釋外，還提出另外兩個因素：
一是他不忌張狂的自我評價，配以對流行意見“錯”、“亦錯”這樣干脆利落的斷語。他宣稱，真正可以做到解釋現象的，全世界包括他自己在內，數起來也“只有四五個人”。中國大陸許多從小在謹慎甚至唯諾的壓抑語境下成長起來的聽眾，聽到功力深厚的大學問家如此張狂的表白和論斷，好比幸會神明一樣，精神上先就為之一振。回味他的演說和評論，多數倒也八九不離十，但是其痛快卻讓別人難以望其項背，所以許多人就難免對他生出崇拜來。至于他少數偏頗乃至謬誤的地方，卻正好不容易在非學術平臺上加以辨識。
二是他對經濟學使用數學方法的直言不諱的反感，他對“年輕輩”主流經濟學家的模型思考和數學推演的反復貶斥，給“更年輕輩”的學子以無須學習必要的數學方法也能成為現代經濟學者的錯覺，因為張五常本人就是活生生的大師級的范例和榜樣。
第二個小標題：張五常之路。王則柯說：作為一個對于現代經濟學還算有所了解的教師，我愿意對我的學生們說，如果張五常先生曾經這樣走過來了并且成就為大師的話，當今世界已經沒有你邯鄲學步的機會了。首先，誰叫你比張五常先生晚了半個世紀呢？第二，卻是更重要的，誰叫你不是張五常先生那樣的天才呢？我敢斷言，缺了這兩個條件，特別是天才條件，張五常的路就走不通。
第三個小標題：興趣學術外。作者借諾斯教授很早以前的話說，“能將經濟學理論全面革新的，就只有張五常一人，可是很不幸，這個人對經濟學已經失去了興趣。”諾斯教授是著名的經濟學說史專家，其意見值得思量。進而王則柯說，“不是講究解釋現象嗎？對學問‘失去興趣’，是很好的解釋。”兩條“思想道路”的爭斗？
王則柯的文章意味著“張五常謗譽”還不會結束，幾乎在王則柯批評文章發表的同時，北京大軍經濟觀察中心主任仲大軍為本報趕寫了《張五常為什么不談數學》等兩篇文章，為張五常辯解，并斥責“不訴諸人的學問。”他認為這種經濟學實際應歸類于理工科，不能列為社會科學，只能叫做經濟數學，或者經濟物理。
稱贊張五常的還有茅于軾。4月23日，茅于軾在聽了張五常的一場講座時說，“對他的爭論，我覺得最基本的是，要看到他在經濟學界的貢獻，很多人對這些都有些估價不足。”一些身在官場的經濟學者也公開表明他們對張五常的尊敬。邀請張五常來北京演講的是國家經貿委經濟研究中心，該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是著名經濟學家董輔衽的高足。王忠明盛贊張五常的學問和風范。他說，今天中國缺少張五常這樣有獨立精神、關注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家。在這些名家的褒貶之外，一些不出名的經濟學者更是謗譽有加。
在對“張五常謗譽”的評論分析中，《深圳商報》4月15日發表的文章和本報的觀點一致：反映著中國經濟學界兩種研究范式、兩種研究綱領爭奪制高點的斗爭，或者用以前的說法，這是經濟學界兩條“思想道路”之間斗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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