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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制度試驗，有大量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要探討和解決，更有大量現實經濟問題，需要經濟學家提出解決之道。正如茅于軾2001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學研討時所說，“不應當瞄準諾獎本身，而應當瞄準事實。”
文/章敬平
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夏業良發軔的“張五常謗譽”，已從一個關乎學術規范的口水戰演變為中國經濟學界黑板經濟學和真實世界經濟學的大辯論。
一位經濟學者說，“對于剛剛興起的中國經濟學界來說，這場辯論遲早要來。”
她的判斷基于中國經濟學界已然呈現的所謂“黑板經濟學”和“真實世界經濟學”兩個陣營。1990年代中期開始陸續回國任教的“海龜派”，迅速壯大了黑板經濟學陣營。以學院派理論經濟學家為主力的這個陣營，彌漫著一種濃郁的諾貝爾情愫。他們的興趣是研究經濟學的理論問題，或者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現代經濟學理論對中國經濟進行分析。
與之對應的是以“土鱉派”應用經濟學家為主流的真實世界經濟學家陣營。成員多為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工作的“土博士”。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也在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但更多的是在實際操作或者應用層面的探討，真正從現代經濟學理論上去解釋中國經濟并從中歸納出帶有普遍性的理論，或者在海外一流的經濟學雜志上發表論文，則不是他們的興趣或者能力所在。
盡管張五常未必認同后一個陣營具體而微的學術觀點，但他堅稱自己是關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反對黑板經濟學家，進而張五常極而言之，勸經濟系大學生不必太在意數學，最終被扣上“誤導后學”的帽子，激發了關于他的謗譽。
正是有了兩個陣營的出現，才有張五常之爭“遲早都要到來”的必然論。在這樣的背景下，辯論誰勝誰負，已變得不再重要，因為它終于牽引出的另一個話題顯然更為重要更為實際：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家？
我們似乎不能說，我們不需要攀登諾貝爾獎的黑板經濟學家。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需要關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
據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發給對經濟學理論或者經濟學分析方法作出原創貢獻和取得重大突破的經濟學家，并不是因為某個人解決了什么重大的經濟問題或者實現了長期的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獎，它只是針對一些從事經濟學純理論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得了這樣的諾貝爾獎，除了滿足我們對于諾貝爾獎的虛榮心之外，我不明白它對正在快速經歷社會變遷、經濟轉型，有大量現實問題需要解決的中國有多少現實意義？
一個貪婪的或者是和稀泥的說法是，中國需要林毅夫那樣既關注理論又關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可是，當數理理論之“魚”和真實世界之“熊掌”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們又如何選擇？
事實上，大多時候，兼得是不可能的。于中國而言，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制度試驗，有大量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要探討和解決，更有大量現實經濟問題，需要經濟學家提出解決之道。我們的選擇自然是后者。正如茅于軾2001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學研討時所說，“不應當瞄準諾獎本身，而應當瞄準事實。”
“二戰”后，我們的兩個“鄰居”很能為我們選擇什么樣的經濟學家提供佐證。關注日本重建現實的日本經濟學家，沒有用數理演算出什么宏論，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可他們為日本的重新崛起作出了貢獻。而同期的印度卻在努力沖刺諾貝爾獎，并最終有兩位經濟學家如愿以償。然而，直到今天，印度的經濟處在什么地位？
在評論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家的時候，有朋友建議我強調中國不需要“經濟氣功師”。朋友所謂的“經濟氣功師”，是那些滿口“博弈”、“模型”，行文演講卻不見成本、約束影子的“仁督二脈未通就自稱氣功大師”的人，以及隨中國股市的出現和發展而名利雙收的“著名經濟學家”，還有動輒危言聳聽以破壞性或者誤導性言論抬升自己身價的“著名經濟學家”。
我們認為這樣的“經濟氣功師”無需提及，因為經濟氣功師根本就算不得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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