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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還中國經濟增長以真實，需要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專家們共同努力。
首先，對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萎縮的矛盾，如何解釋？1.應該明確的是，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之間并不存在如美國教授所稱的穩定關系，而是無序波動。無論是能源消費和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均是如此，從1984-2001年間，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并無明顯異常。2.應該承認，能源消費的確從1997年開始出現了萎縮，其中以1998年最為嚴重，為-4.1%，1999年以 后則每年下滑1.6%左右，能源消耗在1997-2001年間總共下滑了約10%，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此期間同步伴隨中國大規模的能源供給結構調整，煤炭供給受限嚴格，而電力消費有所上升，煤炭嚴格限制可能是導致統計內能源消費萎縮的主要原因。3.應注意到能源供需規模存在被明顯低估的一些因素。以煤炭為例，近年來限產和關閉小煤窯的措施十分嚴厲。目前采煤需申請領取采礦許可證和煤炭生產許可證，在2000和2001年間據稱國有地方煤礦和鄉鎮煤礦產量均大幅度下降，只有國有重點煤礦的產量微幅上升。地方和鄉鎮煤礦分別約占原煤產量的20%和25%左右，根據過去數年煤礦死傷事故有增無減的情況，很難想象地方和鄉鎮煤礦的私采濫挖有根本性改觀。
另外，原油和成品油走私也十分猖獗，就在2001年海關兩個月緝私就查出了7000多噸走私成品油，樂觀估計稽查率為10%的話，那么中國每年油品走私幾十萬噸并不過分，因此，近年來原煤和油品供需的實際規模可能存在低估，或者說，政府對國有重點煤礦的限產容易觀察，而對小煤窯的清理取締成果，以及對稽查油品走私成果則可能被嚴重高估了。4.如果我們假定5年來政府調整能源供給結構的努力不是異乎尋常地有效，假定中國能源需求和產業能耗水平也并無顯著改善，那么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其實近年來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中，煤炭和石油供需存在明顯低估。這樣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之間的矛盾就可理解。
其次，對中國經濟增長平穩和出口大起大落之間的矛盾，如何解釋？1.美國教授們觀察得的確沒錯，在1998-2001年間，1998年出口同比僅增長了10億美元，而2001年則同比增長了550億美元，僅僅從出口的劇烈波動看，的確難以設想居然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在一個百分點以內！2.但應該看到，以支出法計算GDP增長時，主要考慮最終消費、資本形成，以及商品和服務凈出口三項。因此就出口和GDP的規模來看，出口波動50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GDP波動5個百分點以上。但若按真正支出法來計算GDP增長則完全不同，過去5年，中國凈出口徘徊在2300-3000億人民幣之間，而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的規模在3-5萬億人民幣之間，因此出口波動根本不足以影響最終的GDP增長，簡單來說，支出法所體現的經濟增長使得出口總量的波動對GDP的影響首先必須稀釋為有形貿易凈出口，并再稀釋為有形和無形貿易凈出口，此信號再和幾十倍于它的消費和投資稀釋，才能最終體現到GDP增長幅度中去，再加上我國"大進大出"、對經濟總量影響較小的加工貿易占了全部外貿的一半以上，外貿出口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實際上遠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大，以及外部需求的波動在過去幾年基本上被國內投資(包括國債投資在內)和國內資本境內外流動的逆向變動所燙平，那種以為出口波動可以直接折算為GDP增長波動的想法可能過于天真了！
第三，對部門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如何解釋？應該承認，在寫此文時，美國教授們所列舉的許多數據并無來源，其中他們賴以作出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數據有常識性的錯誤，所謂主要工業產品增長緩慢乃至大部分產品實際上處于產量下降就是一例，從1986年以來有公開的連續統計數據的34種最主要的工業產品中，只有絲、糖、原煤、木材、金屬切削機床、大中型拖拉機這七類在1997年以來出現了產量萎縮，其余均為增長。退一步講，即使工業產品真的出現產銷增長疲弱，也并不足以影響GDP增長率，如果工業品存貨投資波動10%，那么它充其量能影響資本形成1%的波動，資本形成1%的波動則至多形成GDP不足0.4%的波動而已！
中國GDP的部門構成到底是怎樣的？粗略來說，第一產業的比重在16%以下，第二產業在50%左右，第三產業為35%，因此即使中國農業近年來為零增長，而不是統計所顯示的年均2%的增長率，其對GDP增長率的影響也在0.3個百分點以下，其他產業多增長半個百分點就足以完全抵銷農業滑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考慮到中國SNA統計體系建立不久，因此服務業被嚴重低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世界銀行在做中國經濟增長的統計和預測時就多次指出這一點，鑒于服務業中餐飲、物流、自由職業等難以勝數，收費又以現金交易為主，因此官方幾乎不可能有詳細統計。考慮到中國勞動用工制度的合同化以及城鄉人口流動的巨大規模，使用部門法對中國經濟增長更容易導致的并非高估，而是低估。
第四，東亞小型開放經濟體近年來的不景氣，用以證明中國經濟高估的例子，不如作為中國經濟穩健增長的陪襯來理解更為恰當，中國幾乎無限的各層次勞動力的供應，強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潛在的市場規模，使得這些經濟體疲于應付中國大陸的增長，這些已有大量文章詳細討論過，在此不作贅述。簡言之，中國的經濟增長迫使東亞經濟要么必須以更快的速度進行產業升級，要么以中國經濟為腹地進行產業遷徙，否則其衰退無可避免。
下面，讓我們再拋開常用的支出法和生產法對GDP的估算，從分配法的角度對中國GDP的真實性做一正面研究，以從"第三"角度驗證中國GDP增長是否可信。
根據國民收入的分配原則，國民收入首先是在企業和個人間進行一次分配。在二次分配中，企業所得被用來交稅和自用，個人所得則被用來消費和儲蓄。由于企業稅率和居民儲蓄傾向的變化一般都較為平穩(連續幾年平均更是如此)，所以從一個較長時段上，稅收和居民儲蓄的變化情況大體可以反應經濟變化方向。
表1 我國各項稅收收入與GDP增長對比分析
表1反映的是1991-2000年我國各項稅收收入與我國GDP增長的對比分析結果。從中看不出1996年以來經濟增長有任何高估的跡象。
假設加強監管所拉動的部分為稅收增長的60%，并把它剔除出去。結果見表2。依然看不出這些年來經濟增長的高估現象。
表2 剔除非宏觀因素后的稅收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對比
表3進一步引入了1991-2000年我國居民儲蓄與GDP增長的對比分析。從中亦看不出1996-1998年我國經濟增長明顯低于統計局公布數據的跡象。其中，2000年居民儲蓄存款年底余額增長倒是與經濟增長幅度相比略低一些，原因是股市形勢好而利率較低、使得儲蓄在當年出現了分流。
表3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增長與GDP增長對比
所以，綜合表2和表3的情況，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GDP數據基本上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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