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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有“兩招”
周二，張五常在北京開講。上個世紀60年代，此公和經濟學大師科斯搞出了一個新制度經濟學，聲名遠揚；三十年后，“張五常熱”悄然興起。
張五常何許人？合約理論創始者，被稱為華人經濟學家第一人。三十年前執教芝加哥 大學經濟系，32歲時以博士論文《佃農理論》轟動西方經濟學界，與弗里德曼、科斯、舒爾茨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造過一個光輝時代。在北京的熱烈演講中，這個不用數學的經濟學“奇才”透出天機，他一輩子就靠兩招吃飯：(一)個人會爭取在局限條件下的最大收益；(二)需求量越大，價格越低。這兩招用了四十年，越學越淺，越看越深，不曾錯過。
據說，也正是這兩招成就了他的不二“法門”——合約理論。張五常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此論解釋現象，手起刀落，令“黑板經濟學家”汗顏。除夕夜他曾在香港街頭賣橘，驗證價格理論；在香港廣東道賣玉，琢磨信息成本；在美國和養蜂人一起住，求證合約理論。
張五常深得西方一批經濟學大師欣賞。有一次，科斯講課時有人提問：“世上有沒有人引用你的思想是對了的”？科斯說：“只有張五常。”張五常自己這樣講。
當年芝大經濟系的這批人中，已有8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據說，與他們打個平手的張五常也被提名今年的諾獎，因此，他此行格外為北京學界所關注。
我曾被諾獎提過名
在張五常的講堂，國家經貿委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立起了一個屏幕，寫著“預祝張五常教授競奪諾獎成功，為中華民族爭光”。
本報《新經濟周刊》記者首先發問，請他證實是否已獲諾獎提名？“這是沒法證實的，它是一個秘密，不過我應該是被提名過的。”
此前，香港有報道說，張已獲諾獎提名，此版本北京經濟學界亦有流傳。“我的感受是，中國的青年人希望我拿到這個獎”，張五常說。
他說有一種可能是幫我的《佃農理論》寫序言的人在諾獎委員會工作了十七年，曾做過主席，他在文章中說到此事，張五常笑著說。
記者查閱了商務印書館出的《佃農理論》，作序者名叫拉斯.沃林，他在書中說：“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市場現象。假如要把勝利的桂冠給某個人的話，在我看來就應該是他(張五常)。”
其實，張五常與諾獎委員會的“交情”還是深厚的。1990年，諾獎五年一次的研討會上，他曾應邀宣讀過一篇產權與交易費用的文章，結果科斯獲獎。是年，雖然科斯獲獎，張五常卻在大典上發表演講。
一位學界人士說，60年代芝大的那批人8人得了諾獎，該輪到張五常了。《經濟學消息報》主編高小勇坦言：不夸張地說，張五常是合約理論的創始人，如果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是此論。
點評中外經濟學人
沒有經濟系的學生不知道上個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和6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在這兩個光輝時代，華人世界里只有張五常打入了主流圈子，成為話語權力人。內地經濟學家很在乎張五常的評價，無論是“山藥蛋派”還是“海歸派”。
周二的演講中，張五常“青梅煮酒論英雄”，對內地他最欣賞的經濟學人做了一番品評，被畫圈的主要是北大的人馬。“周其仁的研究路子與我的最接近”；“在理論題材方面，張維迎和我比較接近，他的師父是拿了諾貝爾經濟獎的，張維迎有天分”；“我認為樊綱是一表人才”；“林毅夫的師父提拔過我，他師父的師父也提拔過我，所以，我跟他的淵源很深，相交多年”。
然而，更“過癮”的還是聽張五常評說從1960年的芝大出來的諾獎得主們。“斯蒂格勒和你辯論時總是搶先你一步贏你一點兒，非常自如；弗里德曼會幫你一下的，如果你想搶先，他還會稱贊你；科斯是大思想家，頑固得很，任何問題只要一進腦子他就會日思夜想；舒爾茨蠻怪的，他的本領是什么重要馬上就去研究，有的人只會思想，比如我，但有的人卻是思想的經理人，如舒爾茨。”
當回憶起芝大的往事時，黑膚白發的張五常顯然激動了，粵語越說越快，語調也近乎悲涼：“當年的芝大是一種現象，現在都散了。再過2個月，弗里德曼就90歲了；舒爾茨已經不在了；斯蒂格勒也不在了；科斯去了老人院；貝加也退休了。大家都差不多了，不過，那一代人是最光輝的。”
打賭：放手金融，上海五年超香港
張五常周一到達北京后，去了一趟三里屯酒吧街，另類北京時尚讓這個香港老頭子激動異常，“哎呀，北京都快失守了”，他開玩笑說，“以這樣的發展，我很難不看好中國”。
張五常的預測是出了名的。1981年，他寫過一篇風靡一時的文章《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此文大膽預測，中國一定會在十幾年后選擇市場經濟。文章一發表，反對者無數，只有科斯說他可能對。
激動得攤開手后，張五常語出驚人：如果放開外匯管制，大手放開金融，5年后，上海會超過香港；20年后，上海一帶會成為全世界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中國將在21世紀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其實，三年前，張五常就在香港發表過《上海勢將超過香港》的文章，觀點是：財富500強已有一半在上海下注，而不是廣東；上海的太陽比香港早出一個小時，證交所開門早一個小時；上海的消費價格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還沒有給市場足夠信心。
張五常說，他可以和聽講者下注賭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學問了，我從來沒有看錯過。1981年我就預測過中國的發展，白紙黑字；1986年我發表文章《日本大勢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問我，他們的經濟何時復蘇，我說最早要到下個世紀初；1996年我說香港要有10年的經濟不景氣。我不是看風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條件的轉變”。
晨報記者王正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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