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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單羽青
盡管“稅率近期不宜調整”的言論近來被中國財稅部門高官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及，但減稅顯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命題，尤其是來自官方的、學術界不同人士的觀點，由于發(fā)言者所處位置不同，所思所想所顧所慮有所差異，因此常常會出現思想的交鋒。上周末，在由《中國稅務報》主辦的“加入世貿組織與稅收政策走向”高層論壇上，圍繞是否應該 減稅的話題，官員和學者的觀點就產生了較大分歧。
叢明：今年不具備減稅條件
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副司長叢明在發(fā)言中指出，由于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宜采取減稅政策。
針對有學者提出，積極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支出和減稅兩個方面，目前國債支出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在逐步減弱，應把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放在減稅上，刺激企業(yè)投資的積極性，叢明表示，今年還不具備實行減稅的條件。在經濟結構不合理、企業(yè)投資機制不健全、通貨緊縮趨勢依然存在以及間接稅比重過大的情況下，通過減稅給予企業(yè)的“讓利”空間，有可能促使企業(yè)盲目投資殺價競爭，加劇經濟結構的失衡。而把立足點放在支出上，將資金投向生產建設急需的領域，更能體現中央宏觀調控的意圖，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當前企業(yè)負擔重的主要因素是在非稅負擔方面，因此，企業(yè)“減負”的重點應是“減費”。
“所以，今年繼續(xù)實行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主要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求穩(wěn)定稅負，既不能采取減稅政策也不能采取增稅政策。今年稅收政策的基點是‘穩(wěn)定稅制、加強征管’，而采取的一些完善稅制的措施都是以不影響‘稅負’為前提的。”叢明說。
叢明分析認為，由于近年來我國財政支出壓力非常大，為使赤字水平控制在國際安全線以內，必須通過稅收來滿足財政支出。“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漸退出，不排除明年有減稅的可能。但在積極財政實施過程中，則不可能采取減稅措施�！�
安體富：適度減稅具有可行性
與叢明的觀點不同，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安體富就明確提出，中國近期采取適度減稅政策具有可行性。
安體富說，進入新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發(fā)展，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等20多個國家都紛紛推出減稅計劃和方案，已經形成了新一輪世界性的減稅趨勢和浪潮，遠遠超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世界減稅風潮。而目前，我國企業(yè)的稅費總負擔過重，不利于提高企業(yè)的競爭力。
據安體富分析，衡量我國宏觀稅負指標，分為三個口徑：一是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可稱之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二是財政收入(預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可稱之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可稱之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這里的“政府收入”不僅包括財政收入，而且包括預算外收入、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等。據統(tǒng)計，2000年我國小口徑的宏觀稅負為14.1%，中口徑的宏觀稅負為15%，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在27%以上，有人估計在30%左右，甚至更高，可見企業(yè)的稅費總負擔很重，“費改稅”任務緊迫。但“費改稅”是一項系列工程，難度很大，在收費制度改革沒有到位之前，如果單獨提高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就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企業(yè)和居民的稅負總負擔，會抑制經濟的發(fā)展。
安體富認為，我國目前增值稅的法定基本稅率為17%，換算成同國外可比口徑，即“消費型”增值稅，稅率則高達23%，高于西方國家20%以下的水平。同時，我國企業(yè)所得稅法定稅率為33%，亦明顯偏高。而減稅，無論是對流轉稅、所得稅還是其他各稅來說，都會對生產和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
他主張，近期減稅的中心內容是盡快改革和完善增值稅、企業(yè)所得稅制�！澳壳�，關于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問題，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已基本形成共識，惟一擔心的是是否會減少財政收入，財政能力是否承受得了。據測算，如果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在稅率不變的條件下，就賬算賬大約少收600億元。應該說，在當前我國稅收每年增收兩三千億元的情況下，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并提高效益，從中拿出600億元用于轉型，換來一個好的稅制，是值得的，也是承受得了的�！�
安體富強調說，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進一步好轉，是實施適度減稅的最好時機，同時也是經濟全球化和稅收競爭的國際環(huán)境的客觀要求。“目前是減稅的最好時機，如果不能這樣提，也應該說是減稅的較好時機�！�
許善達：調整稅制應使經濟“蛋糕”做大
談到加入世貿組織與我國稅制調整，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稅制能使企業(yè)在全球化過程中壯大實力，并分享到做大的經濟“蛋糕”，就說明這樣的稅制是成功的。而如果經濟“蛋糕”并未做大，甚至變小了，則說明我們的稅收政策失敗了。研究加入世貿組織與中國稅制調整的關系，一個判斷的標準是，稅制應該如何調整才能符合經濟發(fā)展的目標，稅制能否幫助企業(yè)在資源全球化配置過程中做大“蛋糕”�！艾F在看，我覺得，我們的稅制和這樣一個目標距離還相當遠。”
許善達分析說，1994年稅制改革時，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的增值稅，即采取了企業(yè)購進固定資產中所含稅金不予抵扣的辦法，當時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一是保持財政收入的穩(wěn)定，防止財政收入下滑；二是當時我國正處于投資膨脹、經濟過熱的宏觀經濟背景下，而生產型增值稅相對消費型增值稅來說，對投資膨脹、經濟過熱有緊縮效應�！暗且惨吹�，1994年的稅制并不是一個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稅制，還有很多地方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而且，市場經濟經過八年發(fā)展，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病越來越明顯和嚴重，需要我們重新思考�！�
為此，許善達重點闡述了進一步完善增值稅制和統(tǒng)一合并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制的重要意義。他說，雖然最近幾年對投資的稅收設計有所減少，降低了投資方向調節(jié)稅，但我認為，仍未從根本上解決對投資征稅過重的問題。所以，對投資多重征稅的結構性問題需要重新考慮。另外，在統(tǒng)一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方面，需要考慮用產業(yè)政策研究調整稅制方向。
許善達強調說，“加入世貿組織給我國稅制帶來的挑戰(zhàn)是非常嚴峻的。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如何將我們的稅制改革和調整得更加適應經濟發(fā)展的情況，更加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經濟全球化的形勢，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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