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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銀行的天經地義與中資銀行的尷尬窘態
西方的銀行家們并沒有因一名律師在上海狀告花旗銀行收取服務費是侵權之舉而改變他們的步調與一貫作風，依舊是我行我素，逐利而生。果然，4月18日，闊別53年之后再次向中國內地居民提供服務的匯豐銀行在業務開辦之日依舊收取多項服務費，只不過將門檻調低。
4月18日這一天的下午，在北京中糧廣場一間不大的會議室里，記者們提著聽似多樣實則唯一的問題：外資銀行憑什么嫌貧愛富？為何大門只向富人敞開？而匯豐銀行北京分行行長劉展智則用一種圓通且又混沌不清的語言數十遍回答著：“我們要考慮成本”，“收費規定已經知會了央行”。
但幾十年來一直享受免費服務的國人卻對收費難以接受，媒體也就勢提問“收費是否合法”，在多數人的眼中，銀行不收費應該是天經地義的，而收費難免沾染上“亂收費”的嫌疑。
故事至此并未進入高潮，到頭來其中精彩的章回缺不了另一位主角——中資銀行，從南方到北方，中資銀行“中間業務免費大餐即將謝幕”的消息與評說早不來，晚不來，恰在此時風起于市井。
先是南方的一些銀行擇機而動，繼而在收費問題上一向謹慎有余的銀行業協會也在此時透露說一份《調整中間業務收費的建議》已經上報，其宗旨首先是建立起銀行收費的基本理念，對銀行收費具有決定權的兩家主管部門———人民銀行和國家計委正在協調，中資銀行的服務收費問題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
這真的是一個難解的故事，銀行服務收費的薄薄窗紗就在不經意間一挑而破，中資銀行的窘態可想而知：多年來面對無效益甚至賠本的龐大無比的低端客戶群，因“擔心眾怒”而不敢言的難耐之癢，在外資銀行的擠壓下不得不迸發而出。
在服務收費問題上，外資銀行給人的感覺就是收費是天經地義的，他們講的是一條條成本生意經，而中資銀行在服務收費問題上，多年來就像一個極盡委屈的老婦人，不斷訴說著她們與生俱來的包袱和謹慎行事的顧忌。
各大中資銀行都不諱言這樣一個事實：低端客戶龐大無比。這些客戶存折一大堆，但每個存折余額少得可憐，且常年不發生交易，成為死存折。這些客戶更少向銀行貸款。而銀行卻不得不高成本維護管理著這樣的賬戶。“逐利而生”的商業銀行為何幾十年堅持著與自己生存相背離的運作原則呢？
這個故事的核心原則是要尊重市場規律，外資銀行甫入中國即無遮無掩地對高低端儲戶采取傾斜的態度，但外資銀行的“嫌貧愛富”卻完成了它“利潤第一”的立行之本，也正是這一鐵的游戲規則讓難耐的中資銀行帶著尷尬跳了出來。
中國銀行零售業務處副處長樓小龍稱，外資銀行的做法是大勢所趨，但哪家中資銀行也不太可能挑頭，影響太大，擔心“引發眾怒”。樓還認為，中資銀行一向“大而全”的觀念令其沒有明確的市場定位，提供了服務卻不收費是違背市場規律的做法。
-外資銀行的決勝手筋與中資銀行的缺乏創新
服務收費這個故事已經令人感到了外資銀行落地時的沖擊波，外資銀行吸引了太多的目光，直至吸引著一筆巨大的財富——國內居民持有的近800億美元外匯存款。
外資銀行的背景、知名度，外資銀行的金融創新等等一切都有可能在關鍵時候成為其決勝中資銀行的“手筋”。
“本質的沖突尚不在服務收費，而是在業務創新能力。”中國工商銀行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說，“外資銀行在創新上面對我們的威脅最大，根據加入世貿組織后的銀行業開放時間表，先企業，后個人，因此企業會是外資銀行最先拓展的區域。”
按照國內金融市場開放時間表，今年內對外資銀行外幣業務的限制將全部取消。人民幣業務除已開放的深圳、上海、大連、天津四城市，將再開放廣州、珠海、青島、南京、武漢五城市；明年開放濟南、福州、成都、重慶；第三年開放昆明、北京、廈門；第四年開放汕頭、寧波、沈陽、西安；第五年取消所有地域限制。五年內取消所有現存的對外資銀行所有權、經營和設立形式的限制。
但事實是外資銀行來勢比這個時間表更迅猛，“南京愛立信倒戈事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已全面折射出社會多個層面對民族金融業的擔憂，事件所引起的關注程度與熱度已經超越事件本身，人們在擔心民族金融業會不會有“傾覆之災”？
“南京愛立信事件”的一個重要細節不容錯過：花旗銀行可以提供無追溯權的應收賬款轉讓業務是引發南京愛立信公司倒戈的主要動因，無追溯權的應收賬款轉讓業務是西方銀行普遍開辦的一種保理業務，但由于擔心風險容易失控，中資銀行是絕不予開辦的。
“可控能力強是外資銀行敢于開辦這種業務的背景，”工行的研究員說，“可控風險能力的基礎在于外資銀行較低的不良資產率，以及較高的收益。”
在匯豐4月18日獲準營運當天，劉展智就再一次為匯豐旗下的拳頭產品“匯豐卓越理財”——一個能提供多項服務并能為其帶來更多收益的業務品種打氣加油，逐利而生的西方商業銀行一直將金融創新看做是命中之重。
一頭是搶先發力，金融創新，一頭是營造全國的戰略棋局。匯豐4月18日還宣布，匯豐在廣州的籌備已進入倒計時，京、滬、穗中國經濟的三大首善之區一朝盡得，匯豐與100多年前初來中國之時相比，顯得更加氣勢磅礴。
-中國銀行業的變革在于“變革四大”
在與外資銀行的這一場賽跑中，不管90年代以后新生的一批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如何地活躍，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步伐與狀態是關鍵，正如有文章指出“中國銀行業的變革在于‘變革四大’。”
按照國際間對銀行業的風險標準要求，5%以內的不良資產率才能保證較強的控制風險能力。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大刀闊斧地剝離不良資產之后，在2001年不良資產率平均水平達到了一個被認為相當說得過去的數字——24.9%。
擁有50萬員工的中國工商銀行排列在2001年世界500強之中，但它同時也是人均利潤最低的商業銀行之一，2001年的利潤僅有50多億元人民幣。
在中國工商銀行，西部地區，以及東三省的虧損沖銷掉了來自東南沿海省市分行不斷上漲的利潤，與此同時，這家近20年前繼承了當時大部分國家金融資產的金融巨人還背負著許多包袱，在過去的若干年里，很多政策性的貸款和支出都有工行承擔，在某些人的眼中，工行在一定程度上還扮演著財政的角色。
“國有獨資銀行目前的競爭是兄弟之間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誰能討好‘父親’，誰就獲勝。”這樣一個極為精辟的比擬來自于對中國銀行業很有發言權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之口。
截至去年年底，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存貸款業務約占62%的市場份額，結算額占80%。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工、農、中、建在中國是典型的寡頭壟斷，他們同屬于一個“父親”，他們的競爭是兄弟之間的競爭，而兄弟競爭按經濟學的解釋是不會在價格上競爭的，也不會在利潤上競爭。其競爭結果是誰討好父親的問題。
-一個明朗清晰的框架已浮現
也正是在上周，被認為是“少壯派”的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姜建清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企業高峰會上表示，工行正在按照既定的時間表，把工商銀行變成一個股份制銀行，并爭取在5年內總體上市。
這是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準備進行股改并上市消息紛傳以來，金融圈內近期傳遞出的一個最明確的信息。一個更明朗清晰的框架早已在兩個月前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被規劃，四大的改造思路將是進行國有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將引進機構投資者。
歷史烙印、制度轉型，一時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大的劣勢畢現，但幸運的是還留給了我們珍貴的5年時間，也就是在對外資銀行實行國民待遇前的5年時間。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生存而戰的大幕已經拉開，他們步履沉重，前途叵測，但他們也有優勢，他們擁有中國最龐大的金融資源，擁有不可替代的人文優勢。截止到2001年，僅中國工商銀行一家金融資產就超過41000億元，存款余額達35799億元人民幣。
“外資銀行有軟肋，并非無懈可擊，”一位經濟專家這樣說。是的，正如有人分析，不方便、費用高恰恰是它的軟肋。
在這場中外銀行的競爭中，中國的四大艦隊已經啟動，一個明確的跡象是，在中央金融工作會上，已經決定改革現行工資制度。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不久前在海南博鰲談及“南京愛立信事件”時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來形容中外銀行業已展開的比拼，這一說法也足以說明四大銀行的信心之強。
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前途上，雖然謝平問題尖銳，但他也認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還是可以改好的。”
“一是明確提出產權可以改革，國有獨資銀行可以引進外資，并改為股份制銀行，最后走上上市之路；二是已明確提出，國有商業銀行是“經營特殊商品的企業”，這便為國有獨資銀行的改革提供了條件。”謝平認為上述兩條是現階段國有商業銀行的重大突破。
-文／本報記者張念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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