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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聞周刊
城市與農村兩部分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的競爭已不可避免，其中最先碰撞的是城市弱勢就業群體與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強勢部分稅收連年大幅增加與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現實表明，政府與勞動者在經濟擴張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出現了嚴重不均衡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具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由此與同處就業漩渦中的發達國家形成就 業競爭矛盾
作為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與就業之間的矛盾將始終是我國亟待求解的問題。已走出開局階段的2002年，就業仍是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
而從今年開始至此后的3至5年，就業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將繼續疊加在目前已有的城市下崗職工增加、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難以轉移等問題上，且呈不斷激化趨勢。這些新的深層次就業矛盾主要體現在城市與農村、政府與勞動者和國內與國外三個方面。
大規�！稗r轉非”與有限的城鎮就業崗位形成矛盾
“十五”期間我國將有4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城鎮和非農產業就業，其相當于2000年我國城鎮從業人數和職工人數的18?87%和35?71%。
而從農村的發展需要和提高農業生產率的要求看，5年轉出4000萬剩余勞動力還遠遠不夠充分。要達到城鄉平衡發展，我們需要在未來5到10年左右的周期內，每年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出1500萬到2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就是說，10年間要轉出農村剩余勞動力1?5～2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證留在土地上的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跟上國民經濟擴張的速度、跟上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才能保證城鄉之間的利益矛盾不至激化。因為根據我國的可耕地和世界平均農業生產率推算，我國的種植業最多只需要4000萬到5000萬人就夠了。而2000年末我國鄉村就業人數為4?99億人！
我們能否推遲這樣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歷史進程呢？不能。在“九五”末期以來的研究中，人們已經得出一個高度共識的結論：可持續地提高農民收入的辦法只能是減少農民。從時間上說，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已經沒有了向后推的歷史余地。不做好這件事，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就沒有希望，工業化、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在“九五”發展過程中，盡管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規模和速度已經在不斷增加，但那時城鄉勞動力所面臨的就業市場基本上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曾要求鄉鎮企業的勞動力“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九五”期間，一些城市為緩解“下崗”現象帶來的壓力，也采取了很多對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限制性、歧視性政策。由于文化水平、技能素質等方面的差異，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和城鎮勞動力在就業崗位的選擇上也有比較明顯的差異。由于上述原因，前期城鄉勞動力對勞動崗位的直接競爭并不十分普遍。
“十五”期間，這種就業市場的分割狀態將明顯趨于瓦解。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市場導向下的競爭就業已經成為“十五”期間就業崗位配置的基本原則，城鄉戶口壁壘已經明顯松動，歧視性的地方就業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北京已經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許在招工時規定“只招北京戶口”等條件，石家莊已經出臺大幅度降低城市戶口“門檻”的規定，廣東甚至已經開始了取消城鄉戶口差別的操作。此外的一個明顯趨勢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勞動力正在不斷降低選擇就業崗位的條件；而另一方面，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正在通過種種就業技能的學習途徑，努力提高自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城鄉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的直接競爭已經不可避免。而更為值得擔心的是，這兩部分勞動力群體中最先相互“碰撞”的，很可能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年輕力壯、流動性強、具有一定文化基礎的相對強勢群體和城市勞動力中年齡偏大、勞動技能單一、文化素質較差的“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梢钥隙ǖ氖�，未來社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政策訴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護”將成為最明顯的呼聲。如何協調城鄉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避免城鄉兩大勞動者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激化，將成為對我國正在發育的勞動力市場和正在不斷規范的就業政策的嚴峻考驗。
政府與勞動者之間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有待協調
從“九五”中期起，應當說，政府在緩解就業壓力和保障勞動者利益上是采取了大量積極措施并取得了很大成效的。這些政策包括組建“再就業服務中心”和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來源、普遍建立最低生活費標準和最低工資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給公職人員加薪推動社會工資水平上升等。政府財政為這些政策的實施承擔了很大的代價。但即或如此，目前政府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矛盾仍在呈現為新的激化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利益的最基本體現形式是稅收，勞動者利益的最基本體現形式是就業。但在就業形勢不斷嚴峻的“九五”中后期，我國的稅收連續呈現為快速增長。從“十五”開局前后的情況看，政府稅賦增長與全社會勞動崗位的增長情況更呈現為極為鮮明的尖銳對照。2000年和2001年，我國的稅收總額從1999年的10312億元分別增長到了12660億元和15157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22?8%和19?8%。換言之，在國民經濟年增長速度保持在7%略高的兩年時間中，政府稅收竟增長了將近50%！而在這兩年中，全社會的就業崗位的增加則呈現為幾乎停滯，甚至負增長的局面。與1999年相比，我國2000年的城鎮從業人數只從21014萬人增加到了21274萬人，僅增長了1?24%；職工人數反而從11773萬人下降到了11259萬人，下降了4?37%，凈減少達514萬人；其中城鎮單位從業人員11613萬人，比上年減少518萬人。
2001年截至到第三個季度的情況是，城鎮單位從業人數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485萬人；其中僅國有單位就減少了475萬人！如果從更長一些的時間過程看，在1996年到2000年的整個“九五”期間，城鎮從業人數的增長率是11?42%，職工人數的增長率是-24?58%；而政府稅收的增長率為108?20%！
這種鮮明對照說明什么？說明政府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分享的利益大大超過了勞動者群體。造成這種狀況的客觀原因主要在于中國發展與改革所處的特定階段。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由于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推進集約化增長方式的需要，規模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正在加速。從改革的角度看，由于資本仍是國民經濟中最稀缺的資源、仍是支持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國企以致私人資本、外資的資本效率正在受到更多強調。從“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資本運營”、“減人增效”、“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債轉股”以及“推進多元化股權結構的調整”等措施中可以明顯看出政策體系的重心所在。與此同時，政府利益對資本效率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強。
我們不排除其中有政府從資本要素所有者那里收取了稅賦然后再分配給勞動者的情形。但政府與勞動者之間在經濟規模擴張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出現了嚴重的不均衡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笆濉庇媱澮幎ǎ覈詫⒃谟媱澠趦缺３州^快的增長速度。從目前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變化的趨勢看，這種不均衡仍可能進一步擴大。當前的一個迫切之需是，我們應當采取恰當的調整對策扭轉這種非良性趨勢。如果一個中期發展過程的經濟增長與擴張變成了勞動者不能分享利益，而政府過度地獲取好處的發展過程，那么這個前景是很危險的。
各國對國際就業崗位的競爭更趨激烈
2002年及此后一段時期內就業形勢的一個新特點是，中國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正在呈現出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近年來，人們不斷討論的一個話題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能否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國際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優化配置和國際間的重新分工。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就意味著有限就業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內在含義之一就在于中國正在參與對世界范圍內有限就業崗位的競爭。
人們公認，21世紀將是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的世紀。不僅資本收益率的提高早已擺脫對勞動時間的依賴，而且生產率的提高也不再簡單依賴于以集約化為特征的大機器應用和生產手段的改進。對信息資源的開拓和要素重新優化組合、優化配置正在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持動力，成為發達國家、國際資本攫取更多國際比較利益的主要手段。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進程中，一個趨勢是，在世界范圍內就業崗位的增加速度遠遠趕不上經濟本身的增長速度、擴張速度，就業崗位正在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另一個趨勢是，發達國家在爭取占據更有利分工領域、從高科技產業中獲取更多國際比較利益的同時正在喪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包括制造業，向后起的工業化國家轉移已成明顯趨勢。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證明上述判斷。在整個20世紀中，美國一直以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旗手”自居。但1999年在世界貿易組織召開會議的過程中，美國西雅圖爆發的對經濟全球化的抗議活動幾乎釀成暴力沖突。其原因就在于抗議者擔心全球化將導致美國就業崗位的減少。從2001年末迄今，日本為使其經濟走出連續11年衰退的“泥潭”，從正在緊縮的世界市場中搶占更多份額，縱容甚至推動了日元的新一輪大幅度貶值。面對國際上對日本這種“以鄰為壑”做法的責難，日本政界、經濟界眾口一詞地強調，中國以低廉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制造業競爭已經成為了日本經濟難以復蘇的主要障礙。歐盟國家的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其從90年代后期不斷高漲的對中國家電等產品的“反傾銷”浪潮，從深層次上說也是源于中國對這些國家就業機會的競爭。事實上，當前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新表現之一就是夸大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對發達國家勞動者利益的影響。國外很多學者論證，中國潛在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總數比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東亞、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和歐盟國家這三大經濟區的勞動力總和還多！
從現實情況看，未來一段時期內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從我國的切身利益出發，我們需要高度重視這一態勢。要積極參與而不是回避這一競爭。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形勢下，我們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等各項戰略措施，應當有利于參與這一競爭。爭取把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這應當成為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一個新的戰略目標。(陳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新聞背景：“就業難”的幾個高發期
由于人口多，建國以來我國曾多次面臨嚴重的就業壓力，其中包括50年代初期、60年代初期和末期、7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中后期也即“九五”期間，我國就業形勢嚴峻出現一些新的特征，其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職工大量、普遍離開勞動崗位的“下崗”問題，由于通貨緊縮趨勢及市場供求失衡導致的企業普遍開工不足、生產能力閑置問題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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