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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4月7日專電(記者張未民張建平)南京“愛立信事件”風波未息，又傳出浙江“慶豐印染”“喜新厭舊”的新聞，一時間外資銀行終于“下手”了的議論沸沸揚揚。
此間專家指出，外資銀行并非不期而至，中資銀行也沒到“最危險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冷靜的心態，認清形勢，堅定信心，苦練內功，積極應對。
“愛立信事件”的原委
3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召開新聞通氣會。有關負責人在談到目前信貸貨幣市場形勢時，提及上海外資銀行的觸角已伸向江蘇，大量優質客戶正在轉移，省內銀行貸款因此驟減。他列舉了南京愛立信通信有限公司離開交通銀行等中資銀行，向外資銀行申請貸款的例子。隨后當地媒體對此作了報道，進而形成所謂的“愛立信事件”。據稱，其中涉及貸款金額高達19.9億元。
“愛立信事件”的焦點集中在是否辦理“無追索權應收賬款轉讓業務”上。據交通銀行介紹，南京愛立信公司曾與中資銀行進行回購性應收賬款債權轉讓業務。此種業務是愛立信公司以應收賬款作為債權抵押向銀行貸款，如果應收賬款到期沒有收回來，愛立信公司必須將此債權回購，損失由愛立信公司承擔。為了轉移風險，愛立信公司向中資銀行申請辦理無追索權應收賬款轉讓業務，就是由銀行買斷其應收賬款，全部承擔買方的信用風險。如果通俗地解釋，就好比銀行用3000萬元買斷其他企業應該支付愛立信的5000萬元貨款的債權。假設還款期為若干年，到期銀行收回2000萬元，則賠掉1000萬元；收回4000萬元，則賺取1000萬元。而最后的賠賺都已與愛立信無關，它只是提前得到變現。
由于國內保險公司無法對銀行買斷的應收賬款提供債權保險(國際慣例應由保險公司與銀行共同分擔此項業務的權利和風險)，因而中資銀行無法滿足愛立信的要求。于是，愛立信公司就轉投承諾提供買斷性服務的外資銀行。
外資銀行避實就虛舍貧取富
避開傳統業務，不打“陣地戰”——“愛立信事件”回答了加入世貿組織之初，中資銀行的猜測：對手的突破口會選在在哪里？
外資銀行的“作戰”心理很明顯：在中國，至少四大商業銀行的規模都比較大，員工少則20多萬人，多則60多萬人；網點少則六七千個，多則兩三萬個，而且都具有全國范圍內的計算機網絡化的支付清算系統。因此，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后，并不容易在這種運作規模上同中國的銀行體系競爭；即使他們有雄厚的資本，也未必會到各個城市去布點。他們要選擇更有利的支點和灘頭位置，更多考慮的是資本的使用效益。此次“愛立信事件”表明，外資銀行從一個目前許多中資銀行由于種種原因還不能開展或者不愿開展的業務順利切進，幾乎如入無人之境。此舉客觀上的確給中國銀行業出了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因為業務創新始終是我們的“軟肋”。
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外資銀行在我國有代表處214家、營業機構190家；有31家獲準從事人民幣業務的試點，人民幣資產已達450億元，其中貸款390多億元。按照我國對外資銀行開放的時間表，不難估計，以上數字在5年后還會有更大的突破。
匯豐和花旗銀行的高門檻客戶政策顯露出，外資銀行已把服務目標鎖定在高端客戶上。南京愛立信公司多年來的產銷率均為100%，浙江的“慶豐印染”也是績優企業。這些客戶信譽良好，還貸能力強。他們的流失，對于中資銀行來說，是釜底抽薪，必然造成不良貸款比率提高，進而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
中資銀行修煉內功力圖自強
面對外資銀行近乎咄咄逼人的攻勢，中資銀行守土有責。應該說，在過去的一年里，中資銀行一刻也沒有放松應對加入世貿組織的挑戰。其中最可喜的成績是，到2001年底，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比例首次出現雙下降。余額比年初下降907億元，比例比年初下降3.81個百分點。在加入世貿組織第一年，輕裝上陣，意義重大。此外，自1月10日起，在北京等5個城市推出了統一的帶有“銀聯”標識的銀行卡，并將在今年實現全國100個城市的跨行通用。未雨綢繆，對以整體實力，抵御外資銀行在零售業務方面的競爭，做好了準備。同時，各商業銀行在體制改革、內部管理以及業務拓展上，都進行了積極的努力。
盡管如此，我國的銀行業仍然存在隱憂，未可樂觀。中國民生銀行公司業務部總經理馮劍松說，這次“愛立信事件”至少提醒我們，目前中資銀行的經營觀念還很落后。一些中資銀行仍然是手里有什么業務就機械地提供什么業務，不能按照客戶的需求去積極地開發新項目。缺乏強硬的競爭產品，甚至有的老產品幾十年一貫制，不想方設法創新應變。因此，當務之急是及早建立健全創新機制，同時，作為金融監管機構既要兼顧防范金融風險，又要有力地支持金融創新，以提高商業銀行整體競爭實力。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宗良說，面對外資銀行步步進逼的態勢，我們首先應該充分認清形勢，迅速找到自身不足，了解對方的招數和競爭優勢。同時，也不必驚慌失措，要保持堅定信心。不管“攻擊”來自哪個角度，對于我國的商業銀行來說，最重要的都是練好內功。這是以不變應萬變的不二法門。練好內功在當前最根本的就是要進一步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建立現代商業銀行經營體制，探索現代商業銀行科學管理方法，不斷掌握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努力提高銀行綜合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同時，在全社會建立起有效的信用體系，增強機構和個人的守信度，按照國際通行原則加大我國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通過外在的壓力和內在的動力相結合，逐步建立起適應國際規則、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金融企業。
競爭同時也有合作
在外資銀行的“狼”終于來了的呼聲此起彼伏之時，一些業內人士指出，中資銀行不僅要學會“與狼爭霸”，還要學會“與狼共舞”。
隨著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時間表的展開，外資銀行逐漸進入中國并開拓業務，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事物都有正反兩面，中外銀行的關系也是如此。雙方既要競爭，又要合作，而且合作的前景廣闊。對外資銀行來說，由于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對其全面開放要有一個過程，所以，在短期內，外資銀行的業務很難具備規模效應。而中國的銀行業經過20年的改革與發展，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金融服務網絡，積聚了一大批熟悉中國國情、懂經營、會管理的人才，特別是具有天然的與本國客戶的親和力。因此，外資銀行進入中國，要把業務做大，就有必要借助中資銀行的優勢，加強與中資銀行的合作。對于中資銀行而言，可以通過合作，迅速地從國外同業那里借鑒先進的、科學的管理方式、經營理念及風險防范措施，有利于自身經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重要的是中外銀行都應當思考如何趨利避害，加強合作，互惠互利，謀求共同發展。
中外資銀行合作的方式和內容可以是多種多樣的，資本合作就是一種有效、長遠的合作。通過產權方面的合作，可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真正實現“雙贏”。外資銀行通過參股中資銀行，可以迅速實現本土化，借助中資銀行的資源優勢、網絡優勢以及與客戶的淵源關系，迅速擴大業務和產品范圍。對中資銀行而言，在合資參股基礎上進行合作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資本規模或業務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多元化的股權結構，建立了明晰的法人治理結構，能夠直接感受外資金融機構的經營理念，實現完善經營管理機制的最終目標。
目前，中國銀行、招商銀行以及浦東發展銀行均已在一定范圍內與外資銀行展開合作。事實也許將證明，著眼于共存共進的合作，會比以打敗對方為目的的“爭霸”，更能促進銀行業的繁榮。(完)
新聞背景：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
新華網北京4月7日電(記者張未民)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是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9年，我國拉開了銀行業對外開放的序幕，允許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代表處。1981年，允許外資銀行在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設立營業性機構，從事外匯金融業務，并逐步擴大到沿海開放城市和所有中心城市。1996年12月和1998年8月，先后允許符合條件的外資銀行在上海浦東和深圳經濟特區試點辦理人民幣業務，1999年7月將上海、深圳外資銀行試點辦理人民幣業務的范圍擴大到所在地的臨近省(區)。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華外資金融機構的數量和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已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01年末，外資銀行在我國有代表處214家、營業機構190家，其中，外國銀行分行158家，外資銀行總資產452億美元，外匯貸款總額約140億美元；已批準31家外資銀行從事人民幣業務的試點，人民幣資產已達450億元，其中貸款390多億元。雖然外資銀行總資產僅占我國銀行業總資產的2%左右，外匯貸款為國內全部外匯貸款的15%左右，但外資銀行在促進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支持我國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1年12月11日，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根據世貿組織有關協議，我國將逐步取消對外資銀行的限制。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時，取消了外資銀行辦理外匯業務的地域和客戶限制，外資銀行可以對中資企業和中國居民開辦外匯業務。逐步取消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加入時，開放深圳、上海、大連、天津；加入后1年內，開放廣州、青島、南京、武漢；加入后2年內，開放濟南、福州、成都、重慶；加入后3年內，開放昆明、珠海、北京、廈門；加入后4年內，開放汕頭、寧波、沈陽、西安；加入后5年內，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幣業務客戶對象限制。加入后2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企業辦理人民幣業務；加入后5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所有中國客戶提供服務。允許外資銀行設立同城營業網點，審批條件與中資銀行相同。加入后5年內，取消所有現存的對外資銀行所有權、經營和設立形式，包括對分支機構和許可證發放進行限制的非審慎性措施。允許設立外資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享受中資同類金融機構的同等待遇；外資銀行可在加入后5年內向中國居民個人提供汽車信貸業務。允許外資金融租賃公司與中國公司在相同的時間提供金融租賃服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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