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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騰／攝
本報記者張玉玲
吳敬璉：1930年生，1953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記者又見到了吳敬璉教授。他依然是滿頭白發紋絲不亂，依然是沉著自信的笑容溢滿 臉龐，言語仍是那樣犀利睿智。
記者：您最近談到“解決就業問題必須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的觀點，這是基于什么背景？
吳敬璉：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后，改革的戰略重點轉移到國有經濟方面來，國有企業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這樣，就不能再靠國家補貼、銀行貸款等來維持國有企業數量巨大的冗員。于是，就有大量國有企業的職工要“下崗”。目前我國每年下崗職工達到500萬甚至1000萬人，政府也用了各種方法，如“三條保障線”等，希望能夠維持“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但是要根本解決問題，還得想辦法讓他們找到新的工作崗位。
如果把眼界局限于國有經濟的范圍內，下崗職工分流問題將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從過去幾年的經驗看，出路在于發展民營經濟，發展中小企業。據全國工商聯的數據，1997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有600萬人實現再就業，其中有353萬人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在原有私營企業就業的200萬人，自行創業的有153萬人。正因為如此，1998年4月在國務院領導和全國政協常委會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中，許多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民營企業是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分流的主渠道。在民營經濟發展較好的浙江溫州和臺州，根本沒有失業問題。即使浙江全省，也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記者：但現在又如何解決“既要為進城務工務商的農民準備足夠的工作崗位，又要安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矛盾？
吳敬璉：要為總數達到二三千萬的國企下崗職工找到新的就業崗位是一項十分艱難的事情。尤其困難的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是和我們國家的工業化同時進行的。從經濟學的觀點看，工業化過程的核心就是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轉到近代的工商業、非農產業中就業。這樣的剩余勞動力有多少呢？人們有不同的估計，中位估計是1.5億。這樣，下崗職工的分流遇到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需要到城鎮非農產業中就業這個大潮的“頂托”。城市有下崗職工，國家的財力還是有能力在一段時間里維持他們的基本生活的，問題是我們還有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到城鎮中來就業，為他們創造工作崗位，就成為政府必須肩負的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仍是惟有依靠民間力量，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才有可能完成這個關系億萬農民切身利益和關系國本的艱巨任務。事實上，從浙江、蘇南和珠江三角洲一些中小企業得到迅猛發展的地區的情況可以看到，當那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部分轉入了城鎮非農產業，不但本地農村富了起來，還因為吸納了大量外地勞動力，為他們提供大量貨幣收入而使其他地區農村的富裕程度有所提高。
記者：如何提高中小企業的活力和企業家的主動性？
吳敬璉：由于計劃經濟多年積習的影響，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例如消除歧視問題、拓寬融資渠道問題等。近日，國家計委發布《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要求進一步轉變思想觀念，促進民間投資的發展，這對于民間中小企業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逐步放寬投資領域、積極拓寬融資渠道、實行公平合理的稅費政策、建立社會化服務體系等一系列政策都將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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