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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說中國股市要推倒重來
從1988年6月至2001年3月，我寫了許多篇論著講述自己對中國股市現狀和發展方向的看法。這些論著后來匯編成《十年紛紜話股市》一書，于2001午3月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在該書的前言中，我對2000年末至2001年初，股市大辯論中人們提出的詰難作了全面的回答，沒有新的補充。
2001年3月以后，在與股市相關的問題上我只發表過以下兩點意見：
(1)不贊成2001年6月14日至同年10月22日期間采取的國有A股先按當前市場價格變現，再撥付社保基金的辦法。我于2001年8月19日在山西省商業聯合會的講話以及后來的幾個場合中都表示了不贊同的意見，我認為，目前的股價含有1999年5.19以后政府托市造成的市值虛升成份，這種情況下變現對用高價買入股票的投資者是不公正的。
(2)呼吁政府盡快用國有資產(A股資產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歸還它對1億多國企老職工(首先是退休職工)的至少1.9萬億元的社會保障欠賬。我認為，這是—個較之國有A股減持重要和緊迫得多的問題，是可以與A股減持的定價方式問題分開來處理的。
2001年后期，有一些論者對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詰難。這些詰難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毫無根據的流言基礎之上。如有一種在網站、甚至報刊上流傳甚廣的說法：吳敬璉鼓吹中國股市要‘推倒重來’和主張‘千點論’。我沒有在任何場合講過這樣的話和提出過這樣的主張。
談到二板市場，去年以來我已經多次談過。特別是11月，在上海召開的‘風險投資與科技成果產業化國際研討會’上系統發表過意見。我的主要觀點是：盡早開辦二板市場很有必要，條件也已基本具備。二板市場會不會重蹈主板市場的覆轍?我認為是有可能避免的，因為我認為主板市場上不正常狀態的主要原因是過去‘向國有企業傾斜’因而放松了對上市公司和市場的監管。而二板市場與主板市場有一個不同點，就是二板不以國企為主，應當比較容易克服規范主板市場當初遇到的障礙，實現‘三公’。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認為二板市場是可以搞好的。為了改善創業企業的金融環境，除建設二板市場外，還需要進行多方面的努力。
需求與供給并用消費與投資并重
從2000年中期宏觀經濟走勢出現重大轉機以來，中國經濟的基本態勢沒有大的改變。從那時到現在，我已發表過多篇文章對此加以討論。除《商業周刊》中文版2001年10期發表的《中國經濟怎樣才能持續穩定地發展》一文外，自己還為提問的記者準備了另外一篇《中國經濟走勢與可選政策》的文章。
這些文章的基本觀點是：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良好。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正在深入。特別是在黨的十五大方針落實比較好、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已經形成的地區，經濟發展呈現良好局面，并成為全國經濟向好發展的龍頭。
在世界經濟放慢和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面臨多方挑戰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在今后一段時期中保持7%的GDP年增長率的客觀條件是完全具備的，關鍵是堅持和完善前幾年行之有效的正確方針和政策。
要繼續采取需求與供給方面“兩手”并用的政策，以及消費與投資并重的政策。“兩手”的力度要適時進行調整。要加快國有銀行改革、放開民營銀行、進一步對外開放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要果斷地推進財稅改革。能保持多高速度的增長，最重要的是取決于能否采取進一步提高企業競爭力和啟動民間投資的經濟政策。
最近國家計委發布了《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政策措施的意見》等重要文件，如果能貫徹落實，一定能夠更大的發揮民營經濟和民間投資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民營經濟是我比較關心的課題
切實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也是我近年來比較關心的一個課題。除《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一書中的一些論述外，我為提問的記者提供了一篇文章，即《民營經濟：經濟百花園中正在綻開的鮮花》。
其主要觀點是，黨的十五大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關于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規定，對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民營經濟的發展為促進中國經濟的回升和使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放慢中一枝獨秀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為化解一些長期困擾我們的難題找到了出路。
現在在—些地區，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較大的問題，必須切實加以解決：(1)要從憲法上保障私有財產權利；(2)取消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規定；(3)切實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4)改善市場秩序，確立法治；(5)加強政府對企業的服務。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
對于記者關于中國公司治理結構應解決什么問題?獨立董事制度在實際推行中應注重哪些問題的提問，我認為，媒體對此已講得太多，可以參閱自己在《當代小國經濟改革》、《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中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和改善的途徑》一文和《獨立董事與公司治理》中的論述。
我很難用幾句簡練的話，把類似這樣的大問題說明白，所以，只好推薦大家查閱有關文獻。
農村剩余勞力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
今年人大會上朱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采用了很大篇幅講農村問題，這是切中時弊的。農民貧困、農業停滯和農村貧苦的‘三農’問題，不僅關系到我國9億農民的生存和發展，而且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現代化事業的成敗，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不太懂農業，但在這方面也有一些考慮，過去幾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幫助農業和農村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但‘三農’問題仍有愈演愈烈之勢，看來癥結在于沒有緊緊抓農村人口過多、人均土地資源過少這個根本問題加以解決。
實現農村剩余帶動力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心環節；放手發展中小企業又是實現農利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備前提。浙江地區在大規模發展中小企業、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促進城鄉經濟發展等方面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要建立法治市場經濟
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信用經濟，中國已經搭起了市場經濟體系的大體框架，但是信用狀況不佳，主要表現在履約率極低，債務人大量逃廢債務，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企業披露虛假信息，包裝上市圈錢，以萬億元計的銀行不良貸款積累，盜竊知識產權等。
建設信用體系的關鍵在于建立國民信用管理體系。因為發生信用風險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對稱性，所以要通過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削減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信用風險。同時要通過嚴懲失信行為提高失信成本。
我建議，通過憲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界定政府職權，保證法律的透明性，堅持執法上的獨立性、公正性和一致性。
政府建好市場秩序為企業準備好經營環境
關于西部開發問題，我認為，一定要避免計劃經濟時期那種政府包辦，給錢、給物、給項目為主的做法，地方政府也不要把主要希望放在“跑部前進”上，要采取市場經濟辦法。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好的市場秩序和為企業準備良好的經營環境上。政府也要提供諸如教育、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在這兩方面，特別是中央政府是責無旁貸的。
西部地區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比重高，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沒有形成，市場發育程度低，所以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改革。
四川廣元地區有個好例子，廣元是一個地級市，轄7個縣，其中3個是國家級貧困縣，4個是省級貧困縣，35萬特困人口。浙江省從1996年下半年開始對口支援廣元，浙江省委、省政府到四川扶貧，不帶政府項目，不辦廠子，而是把一批工商業者帶到那里去談判。結果有200家企業談成了，有的搞加工，有的辦小市場，到1999年廣元已經全面脫貧。
浙江去的老板多數也都賺了錢，200家企業沒有一家退出。現在廣元有浙江商人3000多。他們把廣元本地的工商業者也帶起來了，廣元人打破了過去的“盆地意識”，熱衷于從事工商業。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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