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 高級研究員關志雄
自從七十年代末將政策重點轉移到改革開放上以來，中國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有人推測，按照這樣的趨勢，中國遲早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然而什么時候這會成為現實，一方面取決于中美兩國今后實際經濟增長率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有很大的關系。
雖然自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但是人均GDP(與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的日本、美國相比)還未達到1000美元。其理由是：除了中國的起點水平很低以外，人民幣中長期持續貶值壓低了以美元換算的GDP。與1978年1美元＝1.68元相比，現在的1美元＝8.28元的匯率比當初貶值了80%。人民幣不僅在名義匯率上，而且在調整了內外通貨膨脹率差距后的實際匯率上也在貶值。這一點的具體反映是：中國對美國GDP規模的比率，按美元計算停留在一成左右，差距一直沒有縮小。
實際上，在考慮匯率的中長期趨勢時，(相對)購買力平價是一個參考指標。購買力平價意味著本國貨幣會隨著內外通貨膨脹率差距的比例而貶值。購買力平價成立，意味著實際匯率基本上穩定不變，但我們不能忽視讓匯率脫離購買力平價，令實際匯率發生變動的以下兩個效應。
第一是“巴拉薩-薩繆爾遜”(B a la ssa-Sam u e lson)效應，它是指經濟增長率越高，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該國實際匯率的上升也越快。當貿易產品部門(制造業)生產效率迅速提高時，該部門的工資增長率也會相應提高，國內無論是哪個產業，工資水平都有平均化趨勢，所以盡管非貿易產品產業(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它的行業工資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漲。這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對貿易產品的相對價格的上升。我們假定貿易產品(按外匯計算)的價格水平是一定的話，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固定匯率的條件下，會引起非貿易產品(服務業)的價格，進而引起總體物價水平(貿易產品與非貿易產品的加權平均)的上漲。如果為了穩定國內物價而采取浮動匯率的話，則會引起匯率的上升。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會使實際匯率上升。
第二是貿易條件的變化效應。如果將貿易產品分成出口產品和進口產品來考慮，實際匯率依賴于貿易條件，即出口產品(國內生產的一部分)對進口產品(海外生產的一部分)的相對價格。若其它條件一定的話，貿易條件的改善就意味著實際匯率的上升。
可是，中國的情況卻和“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相反，雖然經濟迅速增長，但名義匯率卻以超過國內與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之差的比例下降，實際匯率也在大幅度下降。這反映了：因為中國農村有幾億人的剩余勞動力，貿易產品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并不一定會引起實際工資的上漲。
不僅如此，貿易條件的變化也會給實際匯率帶來負面影響。得益于源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的成果，中國經濟正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融入世界經濟。中國的比較優勢當然是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放棄了計劃經濟時代的重工業化政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其結果是在國際市場上擴大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供給，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需求也增加了(補充中國國內生產減少的部分)。
所以，今后如果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話，可能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會上升。一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被工業部門完全吸收。可以預測，如果今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被工業部門完全吸收的話，生產效率的提高會使整體的實質工資水平上漲，進而使實際匯率上漲。二是中國產業高度發展，使出口的增加從現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原來依賴進口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隨著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增加，貿易條件也會隨之改善。
目前，中國的GDP規模是1.08兆美元，還不及美國的9.87兆美元的十分之一。即使以近年來中國的實際增長率8%，美國3%來計算，中國趕超美國也是46年后的事情。今后，考慮到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大幅度(而且是趨勢性)上升的可能，中國提早實現趕超美國的可能性很大。實際上，日本在趕超美國的過程中，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的最終階段，比起實際經濟增長率的差距，日元升值的匯率調整效果顯得更大。事實上，1987年，日、美人均GDP水平發生逆轉時，日本的高度增長已經結束了。同樣地，當未來中國經濟趕上日美經濟的時候，中國出口結構高度發展帶來的人民幣實際匯率的上升將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短信點歌，帶去你真摯的祝福！ 3500條閃電傳情，讓她想不看都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