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福布斯》雜志最新全球500強排名里,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中國移動通信公司(香港)被列入,分列第50位、76位和332位。
-美國《財富》雜志2001年7月10日根據各公司去年的銷售額公布了全球500家大公司排行榜,其中12家中國公司榜上有名。今年,中國石油公司和中國移動公司成為加入500強的新軍,使上榜的中國公司達到12家。
-根據《商業周刊》紐約出版的權威雜志公布的全球前100名最佳科技公司排行榜,中國大陸有兩家公司上榜。在排名榜上,大陸最大電腦商聯想名列第八;在香港掛牌交易的中國電信排名第21。
-2001年第三期美國《家電》雜志排出了全球前十位家電制造企業,海爾集團作為中國唯一的家電企業入選第九位。
-在《商業周刊》本周公布的全球新興市場200強中,按市值排名,中國有10家公司上榜,其中中國移動以901億美元市值居榜首,市值比第二位的臺積電大三倍。其他榜上有名的中國企業包括中國聯通、中國石油、中海油、中信太平洋、聯想控股、中國石化、中國華潤、上海實業和中國光大。
-美國《財富》雜志評選了“全球十大熱門科技股”,聯想集團是唯一入選的香港科技股。
-文/陳嵐蘭
公司世界并非完美,與中世紀或是貴族時代一樣,它有著自己難以克服的弊病,將人簡化成經濟人是其最大的弊病。但是,公司世界的確比單純依靠宗教或者行政命令的世界具有更多的自由,也能創造出更多的機會,也可能帶來更長久的平和,這一點正如亞當·斯密在200年前寫到的,商人之間不喜歡斗爭,而傾向于協商。
像20世紀初的普通公眾一樣,伯特蘭·羅素對于巨型的公司與它的掌管者懷有一種憎惡與迷戀交雜的情感。對于創造了標準石油帝國的洛克菲勒,他評價道:“在現代世界的創造者中,有兩位最為杰出的人,洛克菲勒與俾斯麥。他倆一個在經濟學上,一個在政治學上駁斥了自由主義的夢想。”在1901年,J·P·摩根與安德魯·卡內基共同組建世界第一個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時,依舊對商人保持著傳統性厭惡的勛爵引用了當時一本叫《生活》的雜志的問答集中的一條——“誰創造了世界?”答案是:“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創造了世界,但J·H·希爾、J·P·摩根與J·D·洛克菲勒改造了世界。”
歷史最終證明20世紀初發生在美國的反托拉斯浪潮是“公司世界”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是公司逐漸形成,由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商業史學家將中世紀的修道院、手工業行會“基爾德”、自治的市鎮視作公司的祖先,它們為社區與社會間提供連接。
約瑟夫·熊彼特說,證券交易所是圣盤的蹩腳的替代品。中間階層推翻貴族階層的近代革命過程,也正是商業世界取代宗教世界的大膽冒險。在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眼中,那些剛剛從手工業主發展成企業家的人,他們的冒險與貪婪是社會的新推動力,他們借以依靠的組織不是貴族階層,而是企業。他們的前身正是令莎士比亞鄙夷的“威尼斯商人”,聰明的莎士比亞不會考慮,正是貪婪的威尼斯商人與附庸風雅的美第奇家族一起創造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商人們所倡導的自由貿易使得威尼斯幾乎享受了兩個世紀的繁榮。
19世紀是威尼斯的商業精神復蘇并蔓延到整個歐洲與美國的時刻。在美國建國后的相當時間里,公司標志著獲得了某種許可的特權。1837年的大法官羅杰·塔尼甚至說:“當私人財產受到神圣的保護時,我們不要忘記社區也有同樣的權力。”因為當時的商人喜歡這樣說:“尊敬的先生,不是我想這樣做,而是我的公司需要這樣做。”
新澤西州的州長里昂·阿貝特是公司發展史中一位激進的變革者,他在該州廢除了特許證的規定,新條令規定只要交納一定費用,便可以獲得開辦公司的權限。到1900年,美國95%的公司是在新澤西州注冊的。這項變革在促進了商業發展的同時,也將公司所推崇的商業原則引入了政府——政府為自己提供的服務而收取對應的費用。
政府與公司間的另一個親密關系發生在興建全國鐵路網的案例中,聯邦政府幾乎毫無怨言地為鐵路公司提供土地、免費的調查,甚至派遣軍隊協助,在鐵路公司對Santa Clara地區的斗爭中,最高法院站在了公司這一邊。
但是,當時間到了20世紀初時,公司在公眾眼中變成了擴張起來毫無節制的龐然大物,由于缺乏透明性,這種龐大變成了神秘與恐懼。對于公司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的擔憂在林肯時期即已出現,林肯擔憂:“一個腐敗的年代即將到來……財富將被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共和國將被摧毀。”
在洛克菲勒令人生畏的標準石油公司最終被分拆后,公眾的情緒開始冷靜下來。當亨利·盧斯最終在1930年出版他的《財富》雜志時,年輕的出版商認定大公司的領導人已經是社會的核心,盡管他們依舊不被信任。而1944年,當彼得·德魯克進入通用汽車公司,這位未來的管理大師相信,大公司將成為未來社會的最主要組成部分。
上世紀50年代,公司組織終于在美國社會贏得了備受尊敬的地位。當阿爾弗雷德·斯隆先生對于艾森豪威爾說“只要對美國有利的,就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只要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時候,沒有人懷疑公司已經獲得了如同政府、大學、軍隊、教會同樣的尊貴聲譽,甚至可能更高。更重要的是,其他一切機構都正在學習公司式的管理方式,他們正在變得公司化。
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令人瞠目的全球化運動,將美國式的公司原則推廣至全世界。在這場由資本、技術、管理推動的浪潮中,公司的地理界限變得模糊了,它逐漸發展成四海一家式的機構。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原則與公司國際化步驟相得益彰。樂觀的全球化支持者相信,公司影響巨大。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杰弗里·加登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首席執行官的理念》中甚至認為,首席執行官正在成為世界新的領導者,就如貴族階級、政府官員曾經的領導地位一樣。
而與此同時,公司化也成為其他機構不可逆轉的潮流,因為公司治理意味著提高效率、減少浪費。政治觀察家說布什時代的白宮是公司化最為明顯的美國政府,而布什本人正是1978屆的哈佛MBA。
今天的公司形態,很可能會面臨相似于19世紀初的變革,在兩個世紀前,人們利用這種形式創造罕見的財富,如今全球化主義者則希望這種形態帶來福祉。
-文/本報特約評論員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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