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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依匆
盡管現代化的風潮傾向于各個城市穿同樣的衣服，蓋類似的房子，但是人們還是可以從照片上看出哪里是上海，哪里是香港，哪里又在別的城市。在飛機候機室里，人們不僅可以憑借語言，還可以憑借很多跡象判斷，誰是上海人，誰是香港人，誰又是哪里的人。
一位文化名人曾經說，世界公認的文化中心不外乎巴黎、紐約、法蘭克福和倫敦。假如要在亞洲的著名工商城市中找一個文化中心，候選的城市是哪一個呢？
他說，除了北京之外，臺北、上海和香港都有資格入選。那么，讓我們來比較一下三城的文化品位和城市意識。其實，誰是文化之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漫筆三座中國名城的文化品位。
“雙城”與“雙城的婚外情”
人們注意到，它們雖然都如此緊擁著海洋，雖然都在不同的時間里接受國際風潮的洗禮，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們放在同一盞燈下，進行粗略或細致的比較和品味。
事實上，香港與上海在30年代就已往來頻繁，早有并稱雙城的夙緣。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在《上海摩登》末章“雙城記”里，也曾認為50年代涌入大量上海移民的香港，其實是上海這個傳奇都會的“鏡像”，香港對于老上海懷著濃烈的鄉愁。
80年代末期以來，上海隨著外來投資而逐漸復蘇的城市景觀，卻如同是香港的復制。有人說，這個觀察道出了上海與香港彼此纏繞的命運糾葛。
相較于香港和上海，在近半世紀逐漸具備國際都會雛形的臺北，被形容為懸落在雙城脈絡之外突然迸出的野草閑花，就如李歐梵開玩笑所說的“雙城的婚外情”。
李歐梵認為，中國的城市可以在各種層次上找到不同的聯系。譬如上述的“香港、上海”雙城是一組概念，“京派、海派”又是一組概念，而在上海、香港、臺北三城中，又都可以在國際化和現代化的影子里強烈感受到中國文化的浸染。
貴夫人、洋太太與小家碧玉
不同的城市孕育了不同的傳統。表現在文學上，上海曾經孕育了以張恨水為代表的鴛鴦蝴蝶派，臺北出了強調都市生活的瓊瑤，而香港則誕生了通俗文學和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所謂的“成年人的童話”。
有些詞，形容上海很貼切，形容香港就有些不妥，而形容臺北則會讓人覺得摸不著頭腦。上海的咖啡被形容為有情調，香港的咖啡被形容為好喝，那么，臺北呢？很多人說是也許又好喝又有情調。臺北在咖啡方面兼容了兩個兄弟城市的特點。
香港也擁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胸襟。余秋雨說，香港文化與祖國大陸、臺灣不一樣，呈現的方式并不是很多作家在創作，很多教授在講課，而主要是文化的運作。香港媒體傳播網絡之強大，大眾文化之完整，及兩種文化沉淀形成的獨特文化，使香港能從高雅文化吸收養料，從流行文化提取機制。
不過，余秋雨也批評說，香港是以經濟實用原則設計文化的，仍然缺乏靈魂和文化身分，這令港人無所適從，無所依歸。香港人太匆忙，心中總是“兵荒馬亂”。資訊來來往往，思維如潮洶涌。香港文化還缺少定力，沒有定力，文化就缺少分量。
出生于上海后來又去香港的楊瀾，有一次在接受筆者的采訪時也說，反思自己，感覺還是缺少定力，想讓自己能夠再沉靜下來。
在余秋雨看來，上海和臺北在文化方面共同的弊病，就是清高。需要面對大眾時，研究人文科學的學人，依然在小世界里鉆得很深，不像德國和法國的一些學者，在歷史轉型期，會以理性和哲學的高度來討論人文走向。
上海在文化上乃至國人心目的形象，向來是雍容華貴，厚積薄發，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論表面的繁華，上海的架勢已不下香港，浦東的發展更是直逼東京與紐約。論文化的氣魄，上海卻是臺北和香港都難以匹敵的。有人說，在這方面，如果說上海是貴夫人，香港就是洋太太，而臺北則有幾分像小家碧玉。
“上海熱”與臺北、香港的時尚
有些東西三座城市同世界大部分城市一樣，是共同的景觀。在體育館大門的鐵柵欄外，成群結隊的年輕女孩子手持照相機、望遠鏡，皮包里面放著螢光棒，等心目中最心愛的明星到來。這樣的景象可以出現在香港，也可以出現再臺北，同時也可以在上海看到。
牛仔褲、矮子樂、大背包等都市年輕人的“制服”，在三座城市同時流行著。問年輕人喜歡的食物是什么時，漢堡、炸雞、比薩餅都高高排在前面，什么小籠包、豆沙包的則被很多人已經遺忘了。三座城市里，年輕人最拼命學習的，都是英語。
在賓館里，三座城市看到的電視也是一樣的，相同的中文臺、英文臺和日文臺等等。但是，三座城市的文化景觀，還是存在明顯的差別，僅就普通市民看到的電視節目來說，就各有各的特點。上海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依然大多板著面孔，臺北的電視節目中男生女生嘻嘻哈哈討論吸引力的問題，而香港的電視里永遠有太多低成本的廢話。
在上海，人們既看到清一色的年輕大學生們嬌縱寵溺的一面，也看到他們崇洋而不媚外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同樣的民族心理，在香港，在臺北都有強烈的表現。每當民族受辱，上海的學生憤怒了，必然也看到香港和臺北的學生憤怒了。
相比于香港，上海和臺灣有更多的文化重地和著名學者，有20多層的書城，有全球共同推崇的著名學府和博物館。但是，香港擁有更多的報紙和出版機構。來自香港的信息，來自香港的評論，一直都在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在電影方面，三座城市都拍攝過值得紀念的影片。40年代之前入選“20世紀中文電影100強”的電影，除了蔡楚生的《孤島天堂》在香港制作，其他清一色都來自上海。這些電影多半感時憂國、也折射一般普通大眾的悲歡離合，反映國家民族的苦難。
50年代到60年代初，香港的繁華還不及馬尼拉和西貢，但入選的作品如李晨風等的《豪門夜宴》、楚原的《可憐天下父母心》等，反映了一般市民向往中產階級生活、追求富裕的社會心態，反映了這一時期香港文化的功底。
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臺灣電影業隨著經濟的起飛，拍出了一批為觀眾所接受的電影，成為“健康寫實”電影的象征。
香港70年代的功夫片像《精武門》、《少林三十六房》，則令觀眾耳目一新。李小龍透過虛構的世界，打出中國人的悲哀和無奈，也打出中國人的驕傲和榮耀。成龍式的電影則開創動作電影的新一頁，風行一時。香港電影重視搞笑及高潮的計算，也在許冠文的電影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80年代之后，包括三座城市在內的中文電影開始大放異彩，在國際影壇上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中文電影重鎮的香港，產品銷向全球華人社會。戰后出生的新一代導演像徐克、許鞍華、方育平等，都受東西方文化洗禮，也企圖摸索中文電影的新方向。
在香港，王家衛的電影最具前衛性及實驗性，其《重慶森林》恍如電視MTV，頗具意識流特色，而強烈影像則又傳達全新的電影訊息，受到國際影壇的重視。在臺灣，李安等不但使歐美影評人看到東方新電影的美感，還展示了開風氣之先的創新手法，將中文電影推向新境界，走進世界影壇。
有意思的是，三座城市也在增強其彼此間的認同感。在臺北和香港，“上海熱”持久不衰。這不僅表現在投資上，也表現在市民生活中。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現在成了臺北、香港報紙雜志、電視電臺和商界議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同時，在上海，來自臺北和香港的時尚也在一夜間成為滬上風潮。
女性的身性思想與城市的文化品位
三城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異同。一般人都會認為香港女性的思想較為西化和開放，但一項調查卻發現，香港、上海和臺北三地女性同樣重視家庭，而香港女性卻在三地女性中最為保守，最不接受婚外性行為。
這項針對兩岸三地女性的有趣的調查發現，臺北女性感到社會歧視女性的情況最嚴重，上海女性的性別歧視最不嚴重；對家庭、事業和金錢的看法，臺北女性重視金錢，上海女性看重事業，香港女性則居中。
這項調查是《讀者文摘》用半年時間，在臺北、香港和上海訪問1500名15歲至45歲的女性，所完成的“女人心”報告。
調查者分析說，媒體大幅報道港商“包二奶”，增加了香港女人對婚外情的反感。上海過去環境封閉，近年開放后對個人自由情感的爭取較為主動，反映在對婚外情的看法上也比較開放。
至于在“家庭、事業、金錢對擁有美滿人生的重要性”方面，上海女性認為事業重要的比例最高(81%)，臺北和香港分別有66%、61%認為家庭蠻重要或非常重要；在金錢觀方面，臺北女性較看重金錢(71%)，香港和上海女性認為金錢對人生重要的分別為61%、58%。
在性別歧視方面，臺北女性有32%認為歧視狀況蠻嚴重或非常嚴重，香港有25%，上海最低，只有19%。社會主義的上海比較重視平權，而資本主義的臺北則有更多的性別歧視。
如果用電視中女人的形象來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三城的文化品味，那么，人們注意到，在臺灣，電視廣告中往往將女人的身體商品化，夸大身性對女人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傾向在今天的香港和上海也在蔓延。在文化品味不斷得到中華文化傳統滋養的同時，三城的文化品味也在同時不同程度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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